日本兴起“Telework”新风气

今年6月29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名字冗长的法案——关于“调整与推进劳动方式改革相关的法律条文”的法案。该法案共计30条，简称“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案”。

日本人的工作时长，可谓全球闻名。一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加盟国为对象的调查显示：2017年，日本人的平均劳动时间为1710小时，远超欧盟三大国（英国1681小时；法国1514小时；德国1356小时）。近几年，“过劳死”以及过度疲劳导致的“劳动灾难”在日本各地频频发生，一度成为了社会化问题。因此，日本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加班时间过长的公司设定了处罚规定，缩减了劳动者被强制要求加班的时长。明年4月，“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案”正式实施之后，日本人的加班上限为每个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

每个月加班45小时，相当于每个工作日加班2小时左右。也就是说，那些在朝九晚五的企业里工作的员工，晚上7点过一点就可以下班回家。回想30年前，我刚走出大学校园的那个年代，日本人每个月加班400小时以上，而我自己一年365天里，只有两个整天的假期。

与过去恶俗的旧法相比，新出台的劳动法案极具“革命性”。甚至我的很多来日本出差或旅行的中国朋友都表现出了嫉妒——日本什么时候变得比中国还“社会主义”了？

实际上，早在今年年初，日本劳动基准监督署就对各大日本企业下达了“劳动时间改善令”，全力灌输“加班是不正确行为”的观念。事实证明，这项法令的成效十分显著。如今，如果某企业的员工还要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那么他们的直属领导将会被问责。那些希望节节高升的领导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因为加班问题被更高一级的领导扣分，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体贴地”让下属们尽早下班回家。

说到这，我不禁想起了当年在北京工作的那段时光。2009至2012年，我在北京的一家日系文化公司工作。除了我之外，公司里的所有员工都是中国人。根据公司的规定，员工的出勤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5点。不过，我每天早上都是7点半到公司。这是因为，日本和中国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北京时间8点相当于东京时间9点，也就是日本总公司开始办公，大量发送邮件的时间。

而公司里的中国员工，一般都会在8点55分到9点之间，陆陆续续来到公司。然后，在9点整，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早上上班的时候如此，晚上下班的时候也是如此。无论有多少工作需要处理，他们都会在下午5点到5点5分之间，从办公室里消失。只剩下我这个高管，孤身奋战到晚上9、10点，然后锁上公司的大门，坐末班地铁回家。就这样，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公司的“掌门人”——执掌公司大门钥匙的人。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的今天，东京的写字楼里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景象。而这番景象的最主要成因莫过于“劳动力不足”。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达到历史新高的1.62倍。也就是说，每一位求职者都有1.62家企业在争夺。与此同时，今年6月的完全失业率仅为2.4%，创历史新低。发布以上调查结果的日本总务省表示：完全失业率不会继续下跌。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寻找待遇更好的公司而主动选择失业。

既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荒”，日本企业为什么还会愿意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长呢？这是因为，没有求职者愿意进入劳动时间长的“黑企”工作。

我每周都会在“东京六大名校”之一的明治大学给300多名学生上一节“东亚国际关系论”课程。课下交流的时候，班上一些正在找工作的学生告诉我说，在参加面试的过程中，他们一定会向面试官确认“加班时间大概有多少”。我不禁感叹，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公私分明，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工作状态已经和我这一代人完全不同了。

最近，日本的新闻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一个英语单词“Telework”。它是一个由“tele（远程）”和“work（工作）”组合而成的“日本造”单词，含义是“在公司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办公”。

日本的上班族，每天都在“早高峰”的时候，坐电车赶去公司上班，在“晚高峰”的时候，挤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回家。毫无疑问，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要是没有这两个地狱般的通勤时段，那该有多好。

于是，一些日本企业开始尝试让员工“Telework”。比如：8月初，在日本国内拥有17万员工、在全球范围内拥有30万员工的日立集团将10万员工的工作模式调整为“Tele-work”。此外，拥有3万员工的富士通集团批准70%的员工“Telework”，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公司更是允许全体1.7万员工“Telework”。预计到今年年底，日本20%以上的企业将会采用“Telework”制度。

其实，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如此普及的当下，我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在家一边工作，一边陪孩子或父母，更是一举两得。又或者，一边听着喜欢的音乐，一边惬意地工作，其结果必然是事半功倍。

此外，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在办公室里最浪费时间的工作莫过于“开会”。想必很多在日企工作的中国人都有相同的感受，日本人喜欢开会的“病”几乎无药可治。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是接连不断的开会。通过这些漫长的会议能不能形成某些重大决议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这些会议只不过是那些坐在正中间的领导干部们显示权威的舞台罢了。至于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当然是睡眼惺忪，或者心不在焉。

就这个意义层面而言，“Tele-work”制度能够让员工名正言顺地不参加这些毫无意义的会议。所以，它一定在日本掀起一场变革。香港等很多地方的商人，习惯于把茶楼当做办公室，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日本人似乎也开始认可这种方式，并加以借鉴。

人们常说，日本社会数十年一成不变。其实，它也在一点点地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