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祐隆与谢琳，日埃跨国夫妻走过的道路
社会
铃木祐隆（优素福）与谢琳·阿卜杜勒萨拉姆 SUZUKI Hirotaka Yusuf and Sherin Abdelsalam
铃木祐隆1978年出生于千叶县，在拓殖大学上学期间赴开罗大学留学，期间遇见当时日语专业大二学生谢琳。2001年6月谢琳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在开罗举行了婚礼，并向日本驻埃及大使馆提交了婚姻登记申请。留学期间，祐隆皈依了伊斯兰教。回到日本后的祐隆，作了十多年上班族，2015年至2017年，到东京的阿拉伯伊斯兰学院重新学习阿拉伯语，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的翻译。谢琳1981年出生于埃及开罗，曾经做过阿拉伯语的自由翻译，在日语学校工作过，现在就职于东京一家阿拉伯机构。两人因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而离开了开罗，现在一家六口（三男一女，老大14岁）生活在千叶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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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赐予我的这条道路，我只能接受并努力奋斗”，谢琳在采访中多次这么说道。
这条道路，她之前连想都没有想过。踏上这条道路的契机，是1999年9月与铃木祐隆的相遇。在开罗大学文学系日语专业教室的走廊，朋友向她介绍认识了从拓殖大学来开罗大学交换留学的铃木祐隆，他当时刚到埃及。
不知不觉中“交往”起来
谢琳学日语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让她除了英语之外还要掌握其他语言，而她本人对学日语却提不起热情。但自从认识祐隆之后，谢琳开始了奋发学习，这是为了能够和英语不好、又刚刚开始学阿拉伯语的祐隆更好地交流。话虽如此，她说自己的动机并不是因为对祐隆抱有特殊的感情，而是“话不相通感到遗憾”。
“我想请他尝尝我母亲做的埃及菜，就邀他到家里作客。在一起生活的祖母以及伯父一家看来，邀请男人到家作客，那一定是两人在交往。不过，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单纯地想让日本人多了解一些埃及而已。”
并不是哪一方明确提出希望交往，但在不知不觉中两人就变成了周围公认的一对恋人，相遇十个月左右，他们“顺其自然”地举行了订婚仪式。祐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埃及，订婚（在法律文件上属于未婚，但社会上认为）相当于结婚”，“当为期一年的埃及留学生活即将结束回国的时候，我跟她说，等我回来（从日本的大学毕业后回到埃及）咱们就结婚”。
两人“顺其自然”地订婚、结婚。虽然现在也还经常闹别扭，但相互之间形成了非常牢固的信赖关系
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两人的人生计划
一开始，谢琳的母亲和亲戚都反对这桩跨国婚姻，但父亲初次见到祐隆就很满意，表示赞成。最后以两人在埃及定居为条件，母亲也同意了他们的婚事（订婚）。在同住一个宿舍的穆斯林同学的建议下，祐隆体验了斋戒和礼拜，之后皈依了伊斯兰教。此举或许也为成就这桩婚事降低了门槛。
祐隆回国之后，在上学的同时，努力打工攒钱，为举办结婚仪式做准备。“埃及在结婚时有很多规矩，比如男方必须准备房子，并且按惯例男方要置办除了女方负责准备的厨房相关用具之外的所有家具家电等。”
祐隆回国后才告诉父母自己订婚的事情。父母没有特别地表示反对，说只要你们自己互相觉得好就行，很爽快地就同意了。2001年4月，谢琳首次来到日本，第一次在祐隆的家人和亲戚面前“亮相”。同年6月11日，在谢琳参加完大四最后一场考试的那天晚上，他们在埃及举行了结婚典礼。就这样，一对23岁和20岁的年轻夫妻诞生了。
夫妻俩在开罗安下新家，祐隆开始在一家旅游公司上班。2003年4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但之后发生了令中东形势为之一变的事情，给两人的人生计划投下了阴影。那就是2001年9月发生的美国“9·11”事件，以及在长子出生前一个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外国游客因此锐减，埃及的旅游产业受到沉重打击，祐隆也失业了。
“并不情愿来日本”
虽然在埃及定居曾经是家长获准他们结婚的条件，但祐隆的失业让夫妻俩不得不重新考虑未来的生活，于是选择了移居日本。他们一开始在祐隆的千叶老家与公公婆婆同住，对于21岁即当上了母亲的谢琳来说，第一次在国外生活又要抚养孩子，压力山大。而且，她虽然也算会日语，但和公公婆婆的交流让她备感劳神费心。不久之后，他们搬到了千叶县的一个小镇，那里离祐隆的老家坐电车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孩子们的生日等特别的日子里互相走动来往。现在，谢琳和公公婆婆建立起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谢琳感到，2011年埃及发生革命之后，祖国的社会治安恶化，局势也不稳定，再想回去定居生活会很困难。但另一方面，她也吐露了复杂的心情，“我当初并不情愿到日本来。我很顾家，想念家人。妹妹结婚和生孩子以及母亲生病的时候，我都没能和她们在一起，心里很难过。”
祐隆也说：“跨国婚姻中必有一方要离开祖国。在父母需要的时候自己却无法在他们身边照顾，这一点是跨国婚姻不利的一面。”
孩子们与阿拉伯语
去年底，为了探望谢琳生病的母亲，全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埃及，在那儿逗留了两个多星期。孩子们虽然说不好阿拉伯语，但和表兄弟、亲戚等一起踢足球、玩游戏，过得很开心。当问起孩子们对埃及的印象时，他们回答说“有垃圾”、“猫和野狗很多”、“大家很和善，可能是因为大家庭的关系吧”等等。
孩子们平时说日语，所以对父母用阿拉伯语交流的内容不太理解。谢琳说：“虽然也很想教孩子们说阿语，但语言可不是父母教了就能学会的。而且每天挤着电车上下班，回家后又要照顾包括三岁的老小在内的4个孩子，天天都感觉精疲力尽，经常是坐在被炉里就能睡过去，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教孩子们学习阿拉伯语。”
不过，已经上中学的二儿子说，“我也算是埃及人，感觉应该学会自己出生国家的语言”，对学习阿语表示出兴趣。
孩子们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健康快乐地成长，但还不会讲阿拉伯语
社区与育儿
一家人在千叶县的这个小镇已经住了十多年。对当地人来说，无论是披戴着穆斯林头巾的谢琳，还是眼深鼻高轮廓鲜明的孩子们，都是大家熟悉的邻居，不是什么外国人、异乡人，而是把他们当作“铃木家的人”，从不另眼看待。
孩子们就学的中、小学也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些学校都是第一次接收穆斯林孩子入学，但都认真应对一次次沟通。谢琳说，“二儿子说要做礼拜，学校就提供了做礼拜的场地。参加那种需要在外住宿的活动时，学校也会帮着确认清真食物；野营活动时，学校会用鸡肉替代猪肉做咖喱饭。午餐孩子们带便当去，斋月里普通孩子吃午饭的时候，学校会把斋戒中的孩子们转移到空闲的教室里。虽然每个学校的应对可能不完全一样，但在宗教方面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夫妇称，日本比埃及更容易养育孩子。“日本的学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各所小学的年度计划都大致相同，学校的活动和午餐食谱也都寄送到家里来，所以只要知道了这些流程，即便是外国人也能够了解孩子们的学校生活。”
从埃及探亲回来时，带了不少在日本难以买到的食材
不做将来的计划，“活在当下”
曾留学埃及的祐隆，一直希望学了阿拉伯语，从事一份能发挥自己语言特长的工作。但是，回到日本，为了抚养家庭，他干了十年与阿拉伯语无关的工作。不过几年前，他下决心辞掉了那份工作。
谢琳说，“之前已经努力奋斗了十多年，今后为自己的理想生活就可以了。不追求奢侈，一家人能够过正常的生活，这就足够了。”
现在谢琳全职工作，祐隆则在东京广尾的阿拉伯伊斯兰学院重新学习阿拉伯语，进一步提高语言能力。“用自己掌握的阿拉伯语，架起连接日本和中东的桥梁——我的这个梦想还未能实现。不过，我现在感觉自己已经在崭新的第二人生旅途上扬帆起航了。”
“我们在生活中不制定什么计划。曾经做过的唯一一次计划是决定在埃及生活，但未能如愿。我不知道真主要我们在哪儿生活，人的计划又难如意。一天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没有思考的闲暇，只能把眼前的日子过好”，谢琳如是说。最后，她还毫不迟疑地补充道：“不过，现在我很幸福。”
采访、撰文：加藤惠实、哈桑・穆罕默德（nippon.com日本网编辑部、多语种部）
撮影：山田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