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同盟弱化”之忧，扎实推进日美磋商框架建设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期间（2014年4月23-25日），日美两国政府确认了“日美同盟”的牢固关系，并就进一步加强安保及防卫领域的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达成了共识。

近年来，财政问题迫使美国削减国防预算，经济关系不断加深的中国也要求与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针对在东亚地区日益崛起的中国，美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日益减弱。去年末，中国在包括东支那海（东海——译注）尖阁诸岛（钓鱼岛——译注）上空在内的空域划设“防空识别区”后，日美的反应有所差异，这使得日本国内外产生了作为日本安保核心的日美同盟是否正在弱化这样一种忧虑。然而，在实务层面，高层的发言和政府公报给人留下的印象却迥然不同，而且这种动向正在加速发展。

“2+2”部长级磋商机制是日美磋商工作的支柱

尤其是围绕中国在尖阁诸岛问题上的攻势和如何应对朝鲜发射导弹、开展核试验等问题，近年来日美的安保与防卫合作日趋紧密，协同行动不断加强。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Japan-United States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SCC）部长级磋商机制，又称“2+2”会议。四名成员即日本的外相、防相和美国的国务卿、外长。

该委员会往往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召开会议，双方此前通过这一机制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就负责调整和缩小冲绳美军基地相关事务的日美特别行动委员会（SACO）达成了共识。特别是2013年10月3日首次在日本召开的“2+2”会议上，双方不仅同意将在2014年底前完成1997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还就扩大在网络和宇宙空间等15个领域的合作、加快驻日美军重组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共识。

局长级磋商的5个框架机制

在次于部长级的局长级磋商工作方面，双方通过“日美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级磋商”“日美防卫力小委员会”“日美联合委员会”“BMD高级运营委员会”“网络安全对话”等5个框架机制展开相关磋商。

“日美安全保障高级事务级磋商”（Security Subcommittee，SSC）是日美副部级和局长级官员就安保领域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的平台。参与者包括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防卫省防卫政策局局长和美国副国务卿助理、国防部副部长助理等人。

“日美联合委员会”（Japan-U.S. Joint Committee）是围绕日美地位协定的实施问题展开必要磋商的机构。参与者包括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防卫省地方合作局局长和美国驻日大使馆公使、驻日美军副司令官等人。

“日美防卫合作小委员会”（Subcommittee for Defense Cooperation，SDC）是针对紧急情况下日本自卫队与美军联合采取应对行动所必需的方针等防卫合作方式进行研究、磋商的框架机制。参与者包括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防卫省防卫政策局局长、运用策划局局长、统合幕僚监部代表，以及美国副国务卿助理、国防部副部长助理、驻日大使馆、驻日美军联合参谋本部及太平洋舰队代表。

“BMD高级运营委员会”是日美为相互明确在实施针对弹道导弹（BMD）威胁的导弹防御及相关作战时的战略、各自作用和任务而设立的防卫部门磋商机构。

“日美网络安全对话”于2013年5月举行了第一次对话，日美两国通过这一平台就如何促进双方对全球性网络威胁统一认识、如何在基础设施防卫的具体应对方法和制定全球规则方面展开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

审议官级磋商广泛展开

为了将部长级、局长级磋商的政策付诸具体实施，双方还随时举行审议官级别的磋商，俗称“迷你SSC”。具体来说就是设立了①日美扩大威慑磋商、②化学・生物・辐射与核防护工作部会（CBRN）、③日美信息保护磋商、④关于安全保障的日美宇宙磋商、⑤作用・任务・能力・作业部会。

此外，围绕宇宙空间问题，双方还从2013年开始举行“日美统合性对话”，针对资源勘探、防灾、环境观测、科学、国家与国际安全保障等各个领域内涉及宇宙空间的相关事项与合作，展开了广泛讨论。

以日美之间的上述新框架为背景，本次奥巴马总统访日的意义在于重新确认并强调美国将参与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