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FUKUSHIMA(福岛)后的能源战略
放弃核电不应是中短期政策目标

十市勉 [作者简介]

[2011.12.07]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能否确保安定的能源供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在对核能发电的不安和愤怒相交织的今天,必须冷静思考日本的真正所需。”——说这话的十市勉在此考察分析了日本的能源战略。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发生,使人们对核能发电安全性的不信任之感顿时扩散到整个日本社会。在事故处理遥不可期之中,去核呼声愈发高昂。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当然需要在安全方面对核能发电进行重新认识。高度依赖于核电的日本能源政策,有必要进行重大的方向性转变。

但是,并非单纯的核能发电问题就可决定未来的能源政策。日本能源政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了实现其目标有何必要条件?日本在制定能源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

对原本就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确保安定的能源供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必须随时放在政策决断的基础位置上来考虑。为此,首先来回顾一下战后的能源政策概况。

安定的能源供给事关国家存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为了重建崩溃的经济和恢复国民生活,最初着手进行的是增产国内的能源。于是采取了“倾斜生产方式”(为恢复经济而采取的重点优先发展部分产业的经济政策),国内的经济资源集中于煤炭开采,然后将煤炭优先分配给钢铁生产,再将生产的钢铁用于煤炭开发。也就是说将煤炭和钢铁这两大基础产业作为国家重建的基础,进而为了增加电力供给,大规模推进了水力发电开发建设。

之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由于在中东地区相继发现了巨大油田,日本的能源状况发生了急剧改变。在冷战状态中,希望日本能够安定的美国采取了以低廉价格向日本供给中东石油的对日政策。

于是,以往主要依存于国内煤炭的能源供给结构,转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能源流体革命”(指主力能源从煤炭向石油过渡)以突飞猛进之势得到发展。十几年间,有近8成的能源供给均依存于石油,正所谓整个经济都浸泡在石油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成为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

然而这种状态也只维持到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也就是说,确保作为核心能源的石油的稳定供给与降低对石油的依存度成为当务之急。对石油近8成的依赖度在短期内无法明显改观,所以积极推进了诸如为防止石油短缺实施国家石油储备、对日本企业在海外独自开发油田予以支援、在中东以外多渠道进口石油等政策。进而作为降低石油依存度的对策,积极推进了节能、核能、天然气、煤炭、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7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在这一时期,确保安定的能源成为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其后,以1985年的“广场协议”为契机,日元急剧升值,日本企业被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情况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在国内如何降低能源供给成本,成为新的重要政策目标。

到了90年代后期,又有了重大变化。起因是地球变暖问题。如何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成为世界性的能源政策的重要课题。在这种潮流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便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

就这样,能源政策的重点在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此次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迄今稳定供给、削减供给成本、低碳排放的政策目标中,又加上了确保安全这一极为重要的要素。特别是令人深刻认识到,构筑一个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供给体制的重要性。

上述四大要素,是日本立足于当今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可是,能够充分满足这四大要素的供给源尚未发现,这也是制定能源政策的难点。

无法排除核电站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由于德国、意大利等国转变政策脱离核能,使日本也应该脱离核能的论调日益激烈。但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不能同一而论。在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由于陆地相连,输电线、天然气管道网络跨越国境,四通八达。问题在于不限于一国,而是整个欧洲、整个北美的能源安定供给是否可能。

日本作为岛国,与海外没有形成能源网络。同时,在能源自给率上,很遗憾的是纯国产的地热、水力、太阳能、风能等的发电量仅占总体的4%左右。核能的原料铀也100%依赖进口。不过,如果能够进行乏燃料再利用,则可称为半国产能源,但将其计算在内也只有18%,在发达国家中仍属最低。

在长期目标中提高自给率,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节能并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

话虽如此,还是无法认为去核电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很难用供给不安定的可再生能源来代替约占总发电量30%的核电。核电在稳定供给上,具有一旦插入燃料棒便可多年连续不断发电的优越性能。到底还是不能排除核能发电的选择。

按日本的规定,核电站每13个月需进行一次定期检查,其间电站要停止运行。在对核能发电安全性的不安尚未消除之时,地方政府拒绝重新启动核电站的状态如果继续下去,那么定期检查结束后,核电站也无法重新运转,到2012年5月,国内的所有核电站均将停堆。

如果那样的话,本研究所估算了将会出现怎样的影响。

如果所有核电站停止运行,毫无疑问在短期内,不但东日本、西日本的电力供给也将陷入相当严峻的状况。

在经济方面会如何呢?如果所有的核电站不能重新启动,其所有发电量几乎都要依靠旧有的火力发电厂增加燃烧石油、天然气、煤炭来弥补,或者采取新建天然气发电机组等应急措施来补充。那样的话,2012年度的燃料费将比2010年度增加3.5万亿日元。如果将其成本转嫁到电费上,每千瓦小时将增加3.7日元。电费涨价,最受影响的是制造业,上述估算如果换算成产业用电费,上涨幅度将达到约36%。

产业空心化加速

即使没有上述情况,不安定的电力供给已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如果再加上电费涨价的因素,制造业将不得不出走海外。

作为火力发电燃料的化石能源,日本今后也只能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特别是天然气,进口将会有相当大的增加。同时,迅速发展的中国及印度等新兴国家,在世界上竭尽全力确保能源资源,与日本的资源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种状态下,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北非、中东各国的民主化运动不断扩展。这些地区的政治性不安定因素从构造上看,今后仍将永远存在,无法预计会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爆发。

1桶约100美元的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现在,沙特阿拉伯极力坚持每桶原油100美元的高价,力图以巨额石油收入为杠杆,为国民低价提供住宅、创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缓解国民的不满。如果原油价格一旦下降,恐怕社会不安定因素就会迅速蔓延扩大。

今后,中东产油国仍需为政治稳定付出成本代价,因此原油价格很有可能继续维持在较高价位上。在这种背景下,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如果带来世界性的去核行动,那么就会愈发加速能源向天然气的转换。

3.11大地震前的世界天然气市场是供过于求。由于受日本的大地震及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目前发电不得不转向大量使用天然气,天然气的供给形态一举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

俄罗斯也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资源国家,3.11后立刻表明向日本提供天然气。天然气资源国家在政治上迅速占据了有利地位,正不断扩大着国际影响。特别是随着俄罗斯地位的增强,还逐渐影响到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北方领土等问题。

还有中国,如今以雄厚的资金为后盾,以强劲之势倾力在世界各地展开确保资源的活动。今后,转用天然气将是世界的大势所趋,几乎全部依存于进口的日本,如何以安定且合理的价格筹措LNG(液化天然气),已成为新的课题。

可再生能源做不了救世主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备受瞩目的可再生能源,并不是马上可以代替核能的救世主。在日本,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质能等潜在的自然能源相当丰富。只是要实现商业利用还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存在着数量上的效果与成本、普及所需的时间等诸多问题。

石油、天然气及煤炭等化石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太阳能在悠久的岁月里蓄积下来的“存量”。而可再生能源除了地热以外,却是太阳能的“流量”。既然是流量,其密度当然就很低。从经济性考虑,那么在条件上就显得逊色。如何克服这一弱点成为技术课题。

再者,可再生能源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左右,供给很不稳定。而且由于能源密度很低,因而需要有广阔的面积。

那么就来考虑一下面积的问题。经常列举的例子是,若要匹敌一座100万千瓦核电站的年发电量,因前提条件会有所差异,如果是太阳能发电则需要有等同于山手线(东京都中心地区的环线)内侧的面积(65km2),如果是风能发电则需要其数倍以上的面积。也就是说,想把稀少的自然能源转换成电力这种极高品质的能源,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要填补这条鸿沟就必须有宽阔的面积和技术上的创新。

另外,风力发电会造成低频公害、景观及鸟击等问题,并非十全十美。小规模建设还可以,如果是几千架的大规模建设,则又会出现新的环境问题。

说到地热发电,日本有着很大的潜在能力。其能源当然大多存在于温泉附近,如果大规模开发地热发电,当地的温泉经营者因担心温泉枯竭而威胁到自己生活,反对意见相当多。想解决此类问题,那么当地有关人员也要以某种形式参与到地热发电事业中来,使其有所获益。如果不摸索这种与当地和谐共生的方法,就很难使地热发电得到普及。

风力发电也一样,在陆地上由于低频噪音的问题使开发受到制约,目前日本正致力于海上发电的技术开发。欧洲的丹麦、德国也由于陆地上适宜的场所基本用尽,又存在着景观问题,所以在推进开发大规模的海上风力发电。北海比较浅,广阔的海域水深不超过50米。所以在那里林立着落地固定型的风车。尽管如此,据说也比陆地建设成本高出3成以上。而在日本,由于多为较深的海域,因而风车以悬浮型为主,再考虑到对渔业进行补偿等问题,需要解决的课题很多。

这样,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并不意味着有了资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增加电力供给。

况且可再生能源还有成本问题。如前所述,由于能源密度低,不具备与化石能源竞争的能力,要普及,必须有国家的支援。最为有效的方法是设立固定价格购买制度。在利用可再生能源较先进的欧洲,也是因为有了高价购买制度才开始走上真正的普及之路。

日本也是继收购家用太阳能发电剩余电力制度之后,于2011年8月成立了电力公司全容量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法案。其结果,虽然令人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普及更加寄予厚望,但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负担,还需得到国民的理解与赞同。

可再生能源的最大问题在于难以确保供给稳定性,若不与蓄电技术的开发齐头并进,就无法消除这一弱点,也就是说无法形成高质量的电力。虽然目前蓄电技术开发竞争激烈,但到何时、以怎样的成本付诸实现,还不得而知。

综上所述,应该理解,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可再生能源就不可能代替现在的火电、核电的电力。

脱离核电与反核运动不可混为一谈

当然,此次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不仅是日本、也是世界的问题。特别是对近年在世界上兴起的“核能复兴”风潮,必会产生抑制作用。

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近年在推进防止地球变暖对策过程中,核能作为一种选择,被认为是重要手段而得到重新评价。

德国也于去年10月决定继续利用核能发电,意大利也有新建核电站的动向。但此次事故为这些举措打上了句号,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重新向脱离核能实行了政策转换。

与此相对,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各国在强化安全对策的前提下,采取继续推进核能发电的政策。

另外,在认为今后伴随经济发展电力必不可缺的新兴国家,开发核能的大方向基本没有变化。除中国、印度外,还有最近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东欧的捷克与波兰等也在核能开发上跃跃欲试。必须加强安全的意识在这些国家增强了,但推进核能的方针没有改变。

从冲击度上说,最大的当然是日本。核能发电的 “安全神话”破灭,对此必须作为现实问题加以认识。

以欧美的例子来看,自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至重新评估核能的重要性为止,经历了20年至25年时间。那么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到日本社会能够重新冷静判断核能,从现实来考虑,可以认为也需要花费同样长久的岁月吧。

尤其是此次事故对日本的影响涉及诸多方面:对核能发电技术的安全性充满不安;丧失了对国家安全管理体制及电力公司的信赖;民众对信息提供方法的怀疑;安全主管部门“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与推进核能利用的资源能源厅同属经济产业省管辖之下,职能的发挥令人产生怀疑等。尽管鉴于此次事故,决定合并 “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与内阁府的“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并将其隶属于环境省的管辖,但要恢复严重丧失的社会信赖,毫无疑问需要相当的努力和时间。

观察现在的情形,缘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反核主张与对和平利用核能发出的去核主张开始互动,这也是需要令人瞩目的现象。尽管和平利用核能与制造核武器截然不同,但由于对核辐射的恐惧日益增强,以致部分出现了将两者结而为一,试图否认和平利用核能的动向,这种现实我们也不可否认。

国民共识的形成不可或缺

最后我想再次回到应该如何思考日本今后的核能发电问题上来。我的结论是:放弃核能这一选择,将直接关系到电力供给的不稳定化、电费高涨、二氧化碳排放量难以削减等问题,所以不应该将其作为中短期政策采用。

日本能源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多样化和多元化,不可能仅选其一。在确保安定供给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到经济性、低碳化、安全性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等。

不过,从长远观点来看,能源的安定供给这一目标必须始终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特别是电力,在21世纪将成为更加重要的能源,因此必须是安定供给的首选对象。

如何对待核能这个问题,今后还会展开多渠道的探讨,但最为重要的是首先彻底弄清福岛事故的原因,从科学的见地出发,分别采取短期、中期、长期的安全对策。这些对策必须对国际社会、国内、特别是核电站所在地区也具有说服力。

这不仅是科学问题,还必须寻求解决心理上的安心这一感性问题。

日本去年6月由内阁会议决定的“能源基本计划”中,曾构想到2020年新建9座、之后至2030年再新建5座、共计新建14座核电站,计划将运转率也提升到国际水平。

在以防止地球变暖为中心的政策中还具体提出,与1990年相比,到2030年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30%的目标,为此,计划将核电增至总发电量的53%;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大规模水力发电在内,计划从现在的9%提高到21%。通过这样的具体目标,描绘出一幅在电力安定供给的同时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宏伟蓝图。这一计划由于此次的事故而变得难以实现。

展望今后的10年、20年,至少可以说,想继续提高对核能的依存度是困难的。但我认为,设定一个具体目标,将现在接近30%的核电比率,到2030年仍保持在20%左右,并为此取得全民共识,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日本正是由于缺乏资源,反而激发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资源匮乏,使如何有效利用资源的节能技术得到发展。石油危机以后,产业结构以迅猛之势发生转变。今后,毫无疑问,节能将会再度成为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与此同时,如今世界的资源壁垒愈加森严。因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源争夺战拉开了序幕,令人强烈意识到资源并非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再加上环保问题的限制,选择余地十分有限。对日本来说,将面临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峻局面。

在这样的时刻,又出现了此次事故。目前,日本整体在经济上处于停滞状态,日本企业的国内生产基地本身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此次事故。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如何制定日本的能源政策尤其具有重大意义。为了遏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有必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推出相关的能源政策。

今天,对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不安与愤怒交织在人们心中,进行冷静的探讨谈何容易。但即便如此,仍然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什么是日本和日本人的将来所必需的这一问题。正是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近代日本取得飞跃发展的历程。

(原文日文)

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顾问。生于1945年。完成东京大学理学系研究生院地球物理专业博士课程。理学博士。历任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MIT)能源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最高学术负责人)及首席研究员等职。主要著述有《21世纪的能源地政学》(产经新闻出版,2007年,获第28届能源论坛普及启发奖)、《石油——日本的选择》(日本能率协会经营中心,1993年)、《是否会爆发第三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新闻社,1990年,获第11届能源论坛优秀作品奖)、《世界企业系列——石油产业》(编著,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年,获第8届能源论坛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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