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民主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与日本的课题

民主主义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意外的复杂。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贺南德·姆利罗（Hernandez-Murillo）等人在“民主主义在先？还是成长在先”的专栏中，介绍了三项有关民主主义与经济成长关系的研究。(*1)

巴罗（Barro）从1960年到1990年对10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了国民政治权力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高这样的倾向。但是已经达到中等程度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众为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会招致所得再分配政策（即所谓的四处撒钱的“政治恩惠政策”）的出台，使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的事例。

在阿科姆鲁（Acemouglu）等人的研究中，抑制政府掠夺国民财富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很深。在以往实行殖民地政策时期，西班牙以向本国输出资源为主要目的，其殖民地的经济发展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在确立了保护私有财政和限制政府夺取财富政策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经济活动非常活跃，其结果是经济大大发展，甚至推动了国家的独立。

在格兰瑟（Glaeser）等人的研究中，在1960年代的独裁体制下贫困率较高的国家中，对其后40年经济增长的调查发现，只依据政治体制对其进行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像中国那样维持一党专政，又在世界上实现了屈指可数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只是，中国与民主发达国家一样，事实上制定了许多诸如保护财产权、促进投资、发展教育等政策。

的确，中国已经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日前我向中国金融企业的职员提出这一问题时，她浮现出“事如所见，为何现在还提这种问题”的表情，笑道：“中国是共产党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精神还是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

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最近发表的调查结果，据说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加入欧盟的东欧、中欧国家，对民主主义的支持率在急速降低。由于欧元区的混乱导致经济衰退，认为“倒是独裁时期更好”的人开始增加。这对民主主义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陷入财政危机的欧美日

欧元区的国债危机不仅打击了欧洲经济，还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虽然欧元区的领袖们支持欧元的意志尚且坚定，但他们没有提出缓解欧洲金融市场不安情绪的有效对策。在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因面临今后国内的重要选举，所以必须兼顾投票者的感情，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虽然如此，从财政状况上说，实际上美国比欧洲更为严峻。IMF2011年9月预测的2016年政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欧元区四大国中，德国75.0%，法国87.8%，意大利114.1%，西班牙77.4%，而美国则达115.4%。(*2)

随着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的退休和老龄化的发展，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将成为美国财政形成巨大压力。因为在美国，对富裕阶层征收的实际所得税迄今非常优待，达到了不公平的地步，所以改革税制本应是当务之急。但如同2011年夏天所见，在美国国会就削减财政赤字达成一致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共和党和茶党的议员支持者们，一向强烈批判2008年秋季以后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危机对策。他们认为大规模使用公共资金救助华尔街的富裕层，扩大政府机构，实为荒唐透顶。因为他们的质问甚是激烈，倘若再次发生2008年秋天那样的危机，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将难以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在这方面，中国表现出了一党执政的优势。通常民主国家的财政政策必须经国会通过方可实行，其间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紧急避难性质的危机对策，最初很多只能依靠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但是在中国，财政政策几乎可以与金融政策同步快速启动。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后中国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发展，也是迅速启动宏观经济政策的成果。但是随着这些政策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广泛提高，民众会产生对民主政权、言论自由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这样的矛盾。

如果让世界金融市场的有关人员选择政治不起作用的民主主义国家，大概日本会高票当选。经历了2011年3月的大地震后，日本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很多政治家考虑到下届大选，都想尽量避免紧缩财政和增税。根据前面提到的IMF的预测，2016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对GDP的比例将达到253.4%，大大高于希腊的162.8%。日本的家庭储蓄额高，现在是这些储蓄通过国内银行购买并支撑着日本国债。而且，经常收支有巨额盈余。讨论日本与希腊问题的前提完全不同，但如果因此政府就迎合大众，无视财政重建，那将是极其危险的。

日本发展的阻力——竞争力下降和劳动人口减少

回顾历史，英国的政府债务余额，在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和对法战争以后，在1819年对GDP的比例曾经达到337%。但之后开始减少，到1914年改善到低于29%。(*3)如此考虑，似乎可以认为日本政府债务尚有余地可以增加。但日本与英国当时的情况又有根本性的不同。英国在一个世纪中能够将政府债务对经济规模的比例大幅缩小的背景，一是有产业革命，二是由于人口增加经济不断扩大。

关于第一点，像产业革命那样的戏剧性增长今后在日本发生的可能性很小。相反，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是，由于亚洲新兴厂商的快速追赶，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日本产品传统卖点的“品质优良”，如今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面前已经丧失优势。美国《时代》杂志2011年10月30日的专栏中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日本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不愿意承认90年代之前的经济体制开始失败。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主要产业构成威胁，日本的经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变化。但是东京的政治家们至今还死守着过时的传统模式。”(*4)

关于第二点的人口动态，日本与十九世纪的英国相反，人口预测呈减少趋势。根据联合国的中位推算，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与高峰时的1995年相比，2010年减少6.5%，2050年减少36%。美国与日本不同，劳动年龄人口今后仍将增加，与1995年相比，2010年增加19%，2050年增加38.6%。如前所述，美国也因老龄化问题，财政赤字的扩大令人担心，但日本的情况更加严峻。

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65岁以上）的比例，意味着纳税人扶持退休人员负担的大小。根据联合国统计，日本1970年的比例是10%，2010年升至35%，2050年将达到70%，（其他国家2050年的比例为，美国55%，欧洲47%，中国32%）。

如果目前日本经济的困境是暂时性挫折引起，依靠扩大财政支出的刺激作用，经济能够回到以前的良性循环，那么财政赤字可以靠将来的税收增加来弥补。但是在上述的人口动态和日本企业优势下降情况下，依靠低效率的扩大财政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那么由谁来偿还不断膨胀的国家债务，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规模空前的“流动性陷阱”

单靠央行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难于加速日本经济的增长。由于日本银行的说明能力不足，其金融缓和政策常被认为比美联储消极，实际上他们做的事情相当大胆。作为通货紧缩对策的一环，日银从市场上购买了包括国债在内的大量资产，日银的资产负债表与GDP比例持续位居世界最高水平。截至2011年12月初，日银约为31%，美联储约为19%。

看一看日本银行的资产详细内容，也不能说日银比FRB（美联储）更加保守。FRB购入了大量国债和住宅相关证券，合计余额达到GDP的17%。反观日本银行购入的国债（截至2011年12月10日，共持有92.5万亿日元）的时间虽然比FRB要短，但还购入了FRB没有买的风险性资产（股票、股价指数投资基金、不动产投资基金等），与国债的总计余额达到GDP的21%。

而且日本银行券（日本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发行余额对GDP的比例达到17%。19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俄维持在6-7%左右，之后呈现极度膨胀。美联储发行的美元纸币，现在对GDP为7%。因美元纸币是世界关键通货而为世界各国持有，据说在美国国内流通的纸币不足其总量的一半。两者比较，可见日本银行货币发行余额的极端异常。

按人口计算，日本人均持有63万日元的日本银行券。若按九十年代前期对GDP7%左右的货币发行标准计算，社会上约有45万亿日元的多余纸币存在（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家庭 “箱底存款”）。此外，各金融机构在日本银行户头上存有20万亿日元以上的多余资金（超额存款准备金）。但是，这些大量资金只是囤积，并没有用来刺激经济。日银向市场上投入大量资金，但这些资金却没有流动起来，于是在日本产生了空前规模的“流动性陷阱”。

如果在汇率上诱导日元大幅贬值，也许可以逃脱通缩和“流动性陷阱”。但是国际政治环境不允许日本当局介入外汇市场露骨地诱导日元贬值。如果日本这样做，就有招致美国国会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的风险。近年来日元升值的原因，并非单纯缘由于海外投机家对日元的购入，还在于日本的投资机构（银行、投资信托、养老金基金等）和个人投资家因担心海外风险，大规模将海外资金撤回国内这一点上。不改变这种“规避风险”的思路，要想短期内实现日元贬值，日银和日本政府必须采取令日本人心生恐惧，不敢将资产放在国内这种近似蛮干的政策。

如果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低效的财政支出，让日银收购日趋增加的国债，迟早日本国民会感到“政府在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一旦如此，日本各银行的日元存款将被挤兑并流向海外，引发日元贬值。但随之并发的是，日本的银行由于存款减少，难于支撑国债，国债的利率急剧上升。此种形势下，对海外投机资金来说，将是大规模抛售日本国债期货的绝好时机。那时，日本很多银行持有的日本国债将发生巨大的账面损失，金融体制危机的风险增高。如果日本政府债务没有膨胀到今天的地步，而且日本政治能够掌握规律使这类政策在适当时候能够停止执行，那么作为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尚可一赌（虽然很危险）。但是，可以认为，日本的民主主义发挥不了作用，规律并未作用于政治，财政赤字才膨胀到今天的地步。

以踏踏实实的正面进攻法，重建日本的财政

日本要避免财政破产，不是以“一举扭转乾坤”的奇招妙计，而要用踏踏实实的正面进攻法，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期待。如前所述，与80年代之前不同，很多日本的出口企业失去优势，收益大幅恶化。不增加他们的利润和职员的工资奖金，就无法促进消费，通货紧缩也难于消除。

首先，必须培养能够吸引海外消费者的独创商品的开发能力。虽说亚洲企业与日本的差距比以前有所缩小，但日本企业仍有许多令他人难于马上追随的技术。虽然无需过度悲观，但日本缺乏的是将技术转化为收益的立意构思。2011年10月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去世时，中国的报纸、电视、杂志沸沸扬扬，都在议论“如何培养乔布斯那样的创造性？”，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题目。

其次，有必要将具有优秀才能的人才用移民等方式吸收到日本来。即便是在移民问题上谨慎保守的德国，联邦议会在有关移民制度的委员会上也指出：“如同十九世纪大国争夺领土和天然资源一样，现代的大国在竞相争抢智囊，即带动国际经济发展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企业家、出色的经营人才”。(*5)

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5月10日的演说中，为避免限制移民，讲了如下一番话：“谷歌、因特尔、雅虎、伊备都是由移民创业的。希望下一个谷歌、因特尔不要出现在中国、印度。”(*6)

索尼公司开发出的随声听给世界音乐生活带来了革命。随身听诞生的1970年代后期日本的“中值年龄”（由0岁开始将年龄由小到大顺序排列，位于当中的年龄）是31岁。现在约为45岁。在中老年多至于此的社会，日本在有开发需要经验的为中老年服务的商品上具有优势，但是在需要灵活思维的IT行业就难以创造出有魅力的商品。

 野田政权应呼吁重建财政

《负债大国美国的真相》一书是根据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论的电影记录片写成。书中记录了美国财政保守派的基本思路。彼得G皮德森（前商务部长）说：“自己无偿地享受生活，却将账单转手交给子孙。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是极其不道德的。”阿里斯·里布林（原行政预算局长、原美联储副主席）称：“（政府）不应制造赤字的真实理由，是因为给自己的子孙或是未来的其他任何纳税人转嫁我们现在消费的账单，是不公平的。”这些话对现在的日本也有警示作用。(*7)

我在与海外市场人员讨论时，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如果国家拥有如此巨大的负债，日本的年轻人不会逃向海外吗？”的确，将老一代与年轻一代比较，如今的日本年轻人在经济遭遇不利的几率很高，但万幸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内向型”的，不太愿意到国外去。在他们为了偿还上一代的借款而顺从地向国库付款期间，日本或许还可避免国债暴跌。但是如果日本的财政运营继续放纵失控到连这些人也试图逃出日本的时候，那么事态将陷入惨不忍睹的恐怖漩涡中去。

笔者无意否定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只要能提高将来的生产力，那么政府加大对这些项目的财政支出是有效的。适当扩充作为生活安全措施的社会保障也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充分考虑后代的负担，政治家们只为眼前的选举而迎合大众，那将是危险的。庆幸的是，现在的野田政权强调增加消费税必要性，坚持向国内外不断宣传中长期重建财政的方向性是非常重要的。

压题照片（右）：201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G20财政大臣、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来自财务省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