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如何捍卫日本的国土:安全保障和日美同盟
深化日美同盟

北冈伸一 [作者简介]

[2012.03.14]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自2009年政权交替以来,日美同盟面临着冲绳普天間基地迁移等种种难题。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掌握日本安全保障关键的日美同盟将何去何从呢?

2009年9月成立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因在解决普天间基地的迁移问题上失策,极大损害了日美间的信赖关系。此后,基地的迁移问题未见有任何进展。

其间,中国军费不断增加,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18倍。潜艇实力的增强、航空母舰的建设、频繁的航天活动、隐形战机的开发等等,各领域的军事实力取得惊人的提高。2010年9月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译著)的日中纠纷再次让日本人认识到中国的威胁。另外,北朝鲜在2009年进行了第二次核实验,正向核武装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怎么样了呢?特别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日美同盟,目前又处在怎样的状况中呢?

防卫计划大纲的演变

思考这个问题,可以首先看一看防卫大纲的演变。

防卫计划大纲是1976年10月三木内阁时期首次制定的,即是《昭和52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因制定于昭和51年(1976年),所以称“51大纲”。

20年后的1995年11月,村山内阁时期制定了《平成8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07大纲)。这是冷战后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对地区稳定依然重要这一认识,在继续维持基础防卫力量构想的同时,为谋求兵力的精锐化和高科技化而制定的。该大纲的内容,是以细川内阁在1994年2月设立的防卫问题恳谈会的报告(1994年8月提交)为基础的。该恳谈会以朝日啤酒公司会长樋口广太郎为会议主席,成员包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渡边昭夫等有识之士、原政府官员,原总参谋会议议长等,这种方式一直沿袭至今。

接着在2004年12月,小泉内阁时期制定了《平成17年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 16大纲)。这是根据以东京电力公司顾问荒木浩为主席、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以及原政府官员、原总参谋会议议长等组成的恳谈会的建言而制定的,针对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付恐怖活动成为主线。

到了2009年,麻生内阁设立了以东京电力公司会长胜俣恒久为主席,笔者等为成员的有识之士会议,8月提交了报告,但由于麻生内阁的瓦解,大纲没有完成。内容包括建议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重心向西南转移以及修改有关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等。

2009年,夺取政权的民主党鸠山内阁设立了以京阪电铁公司CEO佐藤茂雄为主席、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白石隆等为成员的有识之士会议并要求提出建议。建言报告于2010年8月提交,在此基础上, 2010年12月制定了新的大纲。

如上所述,首先可以看出,大纲制定的频度明显增加。大纲从初版制定到第二版,间隔了20年,此后是9年,而此次则是6年(如果麻生内阁时期也完成修改工作的话,间隔则是5年)。

第二,促成修改大纲的情势十分明了。1995年的改定,是处于冷战后北朝鲜核开发的疑虑之中,它重新确认了日美同盟重要性,符合1996年4月桥本龙太郎首相与比尔・克林顿总统发表的日美安保联合声明。2004年的改定,是针对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也是对中东反恐战争的呼应。中央即应集团(防卫大臣直辖的陆上自卫队机动部队——译注)的设立等也与此有关。而2010年的修改,不言而喻,是针对中国的军事崛起。

第三,是超党派的共识趋于形成,以下对此作一概括论述。

安倍内阁转变安全保障政策方向

直至小泉内阁,可以说日美同盟是以地理上的扩大为重点的。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时期,日本决定派遣自卫队也是其中的一环。但此后可以明显看出在向深化方向转变。

这一变化始自安倍内阁。

其一,是官邸设置了安全保障机能强化会议。这是以成立所谓日本版的NSC(国家安全委员会)为目的的,根据2月的报告内容向国会提交了法案,但因为安倍内阁濒临倒台而未能通过。此后的福田康夫内阁随之停止了法案的审议。

当时虽然认为有必要在日本的首相周围设置一个讨论和准备综合安全保障问题的组织,但会造成现有的安全保障会议徒具形式。于是便考虑由少数大臣和精干的事务局组成NSC。

安倍内阁的另一个重点,是设立一个重新构筑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安保法制恳)。首相咨询的宗旨包括:(1)在日本近海行动的美国舰只当受到攻击时,日本能否与其共同行动?(2)如果某个国家向第三国,比如说向美国发射导弹,而日本有能力击落时,可否击落?(3)联合国维和活动中的武器使用基准。(4)在联合国维和活动中,有关对其他国家的活动进行后方支援的问题,根据法制局的见解,由于它属于行使集体自卫权,因而是不允许的。这个解释是否仍然有效?

恳谈会在2008年6月就以上问题提交了报告。其中,关于(1)和(2),认为虽然属于行使集体自卫权,但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宪法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认识,是宪法解释上的问题,应尽快更改这种解释。关于(3)和(4),国际和平活动都与宪法第9条无关,把这种行为与集体自卫权相提并论的理解是错误的,务必付诸实施。

但是在报告提交时,安倍首相已因患病下台,继任的福田康夫内阁对这些提议缺乏兴趣,没有出现任何进展。

还有,安倍内阁启动了日中历史共同研究,这也是打算通过和中国共同研究历史问题,制止中国打历史牌;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安倍还提出了所谓的“自由繁荣之弧”构想,这也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主张。(※1)

如上已略有所述,安倍内阁的方针没有得到福田内阁继承。莫如说,福田内阁鲜明地打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方针。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以及福田和胡锦涛的首脑会谈达成的共识,令这种关系达到了顶点。

另外,尽管麻生内阁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倡导者,却没有打出重头政策。这是自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而无暇顾及于此之故。

2009年向麻生内阁提交的建言中,包括了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警惕中国的军事崛起、将重心转向西南、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民主党政权下提出的建言里,包含了基本相同的内容。

其结果是,2010年的大纲提倡重心向西南转移、重视应急性・灵活性的机动抑制。另外,虽然没有明确的形式,提出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置。(※2) 对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由于谋求与社会民主党建立联合政权,因而没有写入大纲。但是,在购买下一代战斗机问题上,认识到参与国际共同研制的必要性,此事关系到武器技术的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实际上,野田内阁在2011年12月已决定把下一代战斗机定为F-35,宣布大幅度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总之,自民党和民主党的防卫计划大纲,在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这一点极其意味深长。

美国的亚洲战略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其背景是东海及南海的情势。2010年,围绕专属经济区问题,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在南海纷争不断。虽然这种纠纷在世界上不足为怪,但是中国和ASEAN(东南亚联盟)之间尽管有行动宣言,中国却用大型护卫舰保护渔船,企图强行进入ASEAN各国的经济区。

此外,中国提倡所谓的“9段线(nine-dotted line)”,摆出不许他国进入这一海域的姿态。这是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但是,即便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领土主权,承认中国的专属经济区,但是领土权距岛屿外仅有12海里,主张超出12海里区域的主权明显违法,违反了“公海自由”的原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发生后不久修改的大纲,被认为与自民党执政时期相似,其中的一大理由就在于此。

在此,还想谈谈其间美国的战略。一言以蔽之,就是显著的重归亚洲。

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在访日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将作为亚洲的一员而存在。

2010年7月,国务卿克林顿在出席河内东盟地区论坛(ARF)会议时明确表态道,航海自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不会无视南海问题。同年9月发生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时,美国明言尖阁诸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

美国此前决定参加新加坡等国缔结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开始主导讨论是始于2010年10月。令人感兴趣的是越南的参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参加TPP,就必须对包括政府调配自由化在内的众多领域进行改革。尽管如此,越南仍旧要参加进来的理由 ,不能不断定是因为安全保障问题。为了对抗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经济,越南允许俄罗斯海军停泊港口、欢迎印度企业投资海洋资源、积极引进日本的核电设备和新干线,所有这些统统都是为了与中国抗衡。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后,美国展开了一场 “朋友作战”,给震后的日本以巨大的支援。所谓威慑力,说到底就是心理学。据说中国看到美国如此密切和强有力地与日本协作,甚为震惊。

2011年3月,缅甸在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移交权力的同时,开始推行政治的自由化。还开始了与昂山・素季的对话。即使是缅甸,也未必希望生存于中国的绝对影响力之下。而美国也对这一动向表示欢迎,克林顿在11月访问缅甸,成为美国50年来首次到访该国的国务卿。

同在11月,野田首相表明参加TPP的协商,随后墨西哥和加拿大立刻表明了同样的态度,势头进一步加强。

随后,美俄两国出席了11月的东亚峰会,中国有其力量被削弱之感,中国包围网正在逐渐形成。

只是这个包围网并不像以往对苏联的封锁。它的出现是为了期待和寻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时,能够遵守规则并负起责任。

对于日本重视西南的方针,中国批评说是对中国的挑衅,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它不过是在日本的主权范围内做出的有限的增强而已。

对美国在海洋问题上的主张,中国也表示反对,说这是域外国家的干预。但是,美国和日本所主张的,是要维持遵守海洋秩序和既有的规则。那种认为由于中国对海洋的贸易依赖程度提高了,所以就有必要强化海军的说法,是粗陋的马汉理论(马汉,海权论创立者,主张要拥有并运用优势的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实现己方的战略目的——译注),而现今是和平解决纷争、按照规则解决问题的时代。即便是美国,也不能遏制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利用中国的能源也尤为重要。

即便是TPP也同样,它有影响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的迹象。同时,中国似乎也未必就反对TPP。

结束语

关于日美同盟,看似一筹莫展,迟缓不前。日本的防卫费增长停滞不前,美国的经济低迷,普天间基地的迁移问题不见进展。尽管如此,在视线不及的地方,日美同盟关系出现了深化的征兆,而且成为以日美为中心的软性包围网的核心。前面已经谈到,这不是危险的对中国包围网。关于日美同盟深化的问题,诸如集团自卫权等,存在着许多业已指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如果得以解决,那么在构筑日美中都希望看到的亚洲秩序上,它十分有可能成为其关键所在。

 

(※1)^ 只是不可一概而论地断言,安倍内阁整体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完全是朝着这一个方向的。

(※2)^ 去年12月13日,以创设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为目标的民主党工作小组(由参议院议员大野元裕任组长),因现有的安全保障会议呈有形无实状态,决定包括废除在内的重组方针,并将在2012年2月得出最终结论。

国际大学校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教授。专修日本政治史、日本外交史。1948年出生。7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76年9月完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系博士课程,获法学博士学位。自76年起,历任立教大学法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自97年起任东京大学法学系教授。2004年担任日本国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日驻联合国代表部副代表),06年9月重任东大法学部教授。自2012年4月起任GRIPS教授。同年10月,兼任国际大学校长。近著有《日本政治的崩溃——怎样渡过第三次战败》(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及《官僚制下的日本陆军》(筑摩书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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