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日本病

“全球化”一词常常被作为意思模糊的流行词使用。然而，针对上个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现象，这个词的使用被赋予了相应的理由。这是由于人员（学生和教师）、资本（教育及研究相关经费）以及教育机构层面上的跨国界流动实际已经变得规模庞大且日益频繁。而且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与人才的国际化，即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人员作为高质量人才进入他国劳动市场的现象彼此关联，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跨国为大学排名，而在各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关注这个排名结果，可以说，这也是全球化现象的反映。跨越国界的大学之间的全球化竞争正在兴起。

还有一点，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教育机会的扩大。即使是在大学升学率相对较低的欧洲各国，大学升学率也有了快速提高。而且，这并不局限于学士阶段，包括专业职业教育在内的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等研究生院层次的教育规模也有所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进一步扩大是在前面提到的全球化人才培养竞争中应运而生的。

本文将以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为线索，把探明针对日本高等教育进行定位时出现的问题点作为首要目的。由此昭然若揭的，是在全球化竞争中严重落后的日本的大学的脆弱性。日本的大学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为何无法解决？作为第二个目的，笔者还将尝试通过解答这些问题，对1990年以后大学以及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考察。由此浮出水面的则是无法摆脱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成功经验”的、甚至可称作“日本病”的形象。最后，笔者将阐释这个并非局限于日本而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高等教育面临的三难困境

为了在更广泛的关系中明确日本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要梳理出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就是高等教育体系与国家的关系中出现的“三难困境”。所谓三难困境，指的是尽管可以满足三个要素中的任意两个，但难以使另一要素同时并立的状态。在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中，教育质量的维持、教育机会的平等（数量的扩大）、国家对高等教育给予的可持续的财政支持这三个要素就处在三难困境状态之中。比如，为了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就要在数量上扩大高等教育范围，如果又想同时保持高质量的教育，就必须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政府投资（即国家财政负担）。可是，如果出现财政紧张，就难以维持质量；或维持了质量，又会难以扩大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将政府投资用于扩大教育机会，那么教育质量就难以维持在较高水平。如此产生了如果想满足三个要素中的两个，剩下的一个就会难以实现的状态，这就是“高等教育的三难困境”。

这种三难困境之所以在发达国家中变得日益严峻，是有其理由的。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在全球化人才培养竞争的背景下，扩大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必要性进一步提高。尽管高等教育的费用负担也随之增大，但许多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同面临着如何解决“高等教育的三难困境”这一问题。

在探求这个三难困境解决方法的过程中，长期实行免费高等教育制度、几乎所有大学均为国立大学的欧洲地区，由谁来承担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费用这一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英国力图通过收取和提高学费来解决上述问题。而在州政府财政紧张的美国，也试图通过提高在扩大教育机会中贡献巨大的州立大学的学费，来解决三难困境问题。尽管欧洲部分国家依然坚持大学免费教育制度，但在这些国家也掀起了关于谁来负担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费用的热议（比如，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曾一度实施了收取学费的制度，但后来又出现了废除学费制度的动向）。

如果根据上述背景对日本的高等教育进行定位，就会发现日本解决三难困境的特点和由此引发的问题。一直以来，日本的高等教育体系采用了尽可能减少国家公共投资的方法来解决高等教育的三难困境。日本大约80%的大学生就读于私立大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所有私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学费，是由各个学生家庭而非国家提供的奖学金支付的。换而言之，长期以来，日本借助私立大学的发展实现了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扩大，而且，这些费用的大部分来自学生家庭。

与欧洲各国相比，日本在较早时期就已经完成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最近的统计显示，同辈人中，考入4年制大学的人员比例超过50%，考入两年制高等教育机构（短大、专科和职高）的人员比例约为25%。也就是说， 75%的同辈人群接受了高等教育。由于两年制教育机构也多为私立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本在尽最大可能控制政府支出、维持“小政府”状态的同时，实现了包括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我们可以依据“小政府”下高等教育的“私事化”和“市场化”概念，重新解读这种日本式解决方法的特点。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的扩大现象，是与政府放宽大学设立标准的举措联动产生的，其具体形式主要是私立大学在市场上争夺学生的竞争，而且费用负担主要依赖于各个家庭。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接受高等教育被视为一种个人利益，因此，日本选择了由个人承担教育费用而非由公共资金负担的方式。简而言之，日本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是立足于高等教育不是提供公共财富，而是为个人带来利益这一见地而展开的。

然而，被赋予私事化和市场化特点的日本式解决方法，无论是在教育机会平等还是在维持教育质量方面，都产生出巨大的问题。

日本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诚然，日本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从量上看，的确为众多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升学机会。可是，由于这种发展源于私立大学的扩充，所以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导致学生的升学机会一直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学费不断上涨，政府的奖学金政策不够完善，高等教育在消除经济条件制约方面以失败而告终。结果，尽管实现了量的扩大，但仍然存在机会上的差异——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取决于是否出生在经济宽裕的家庭。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的扩大是伴随着教育质量下滑而发展的。以私立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的扩大，以及教育事业在私事化、即将高等教育视为个人受益这一原则下得到发展，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首先，由于财政基础薄弱的私立大学对学费收入的依赖度很高，所以即使有意维持一定水平的教育质量，也难以做出令成绩较差的学生退学的决断；同时，为了控制人事费，大课授课形式日趋增加。听课学生多，就有碍于细致的指导和反馈。并且，大部分课程都不给学生布置课外阅读作业（上课前通读有关参考文献）。民间教育机构倍乐生的研究所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周内用于预习和作业的时间不足3小时的大学生比例达73%（其中20%为0），一周内除上课以外的自学时间不足3小时的大学生比例达81%（其中32%的为0）。简而言之，日本的大学只是学生们上课时学习的地方。

更为恶劣的情况是，原本应该提供4年教育的大学，实际上大多实施3年教育就让学生们毕业了。这是因为，许多学生在大三的下学期就开始忙于求职活动而无法继续上课。而且，许多私立大学不得不容忍学生的这种学习态度。因为对大学的评价，总是受到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影响。为了保证一定数量的入学人数，也必须鼓励学生的求职活动，更不用说阻止干涉了。另外，校方也很难严格评定成绩，勒令学生退学。这一切的一切，都缘由于多数私立大学在财政上依赖于学生的学费收入。

为何日本公司的招聘活动会提前，甚至不惜牺牲大学期间的教育时间呢？为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关注长期以来日本社会是如何看待大学教育的。而通过探讨这一背景，我们还可以加深对于“日本病”病理的理解。

人才形成过程中日本病的病理

一般认为，天然资源匮乏的日本，之所以获得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成功”，是依靠了优秀的人才和充分利用了这些人才的企业经营活动。民营企业为劳动者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就业保障，并且，通过长时间在职培训（OJT）提高职业能力的机制有效发挥了作用。这种机制不是员工的个人能力来提高生产能力，而是通过团队合作实现更高的生产能力。换而言之，日本并非像欧美企业那样明确定义各种职务的内容和为履行职责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是建立了一种不去特定职责和相应能力，通过协同合作、高效开展工作的机制。在这个前提下，人们认为在进入企业前，无需掌握特定的职业能力和知识。因为只要在就职后的长期OJT中掌握这些职业技能就可以了。

在这种机制之下，社会毫不关心学生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专业技能。取而代之，受到关注的是能够通过OJT有效学习的可训练性（受训能力）。这种能力则由能够考入怎样的大学这种高考能力代为体现。勤奋、灵活、理解力强等素质都是高考中检测的能力，其高低水平被视为可训练性的标志。因此，那些成功考入了要求有更高应试能力的一流大学的学生，便被视为具备更高的可训练性，从而受到企业的欢迎。

这种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这种机制以大企业和男性为中心，只要能够持续地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就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作为正式员工的就业机会减少，且长期稳定的就业受到威胁，以OJT为支柱的人才形成机制的有效性就会下降。同时，诸如女性或跳槽人员等职业生涯出现中断的情况发生时，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由于企业招聘活动提前，学生们纷纷抛下学业，奔忙于求职活动

第二，这种机制是以国内的就业市场为前提的。国内市场上大家比拼的不是绝对能力，而是相对的可训练性程度的高低。由于这是一种相对名次的竞争，所以企业方为了抓住优秀人才，纷纷争先恐后地提前招聘活动时间。而学生方面，为了在就业市场上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也不得不配合企业招聘工作的提前化来开展求职活动。如此一来，大家都不惜中断、压缩大学的教育时间，在大三的下半学期就开始了求职和招聘活动。尽管参照绝对标准来看，缩短教育时间会导致人力资本形成的劣化，但人们始终认为，在仅限于日本国内的内部竞争中，这种做法是不存在问题的。虽然大家都明白从社会整体来看有很多负面问题，但对于各个企业和各个学生而言，尽早开展求职和招聘活动都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就反复出现了经济学上所说的“合成谬误”（一种认识错误，认为对个体成立的情形，对于群体也同样成立。即“以偏概全”——译注）。

第三，这种机制的成立前提，是希望考入尽可能好一些的大学的竞争激发出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磨练可训练性的机制一直是以高考竞争为支柱的。可是，随着18岁人口的减少和私立大学在数量上的扩大，除了少数大学外，如今大学升学已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功能和刺激学生们发奋学习的效果。财政基础薄弱的私立大学，无论学生学力水平如何，只要交得起学费，就允许其入学。因为如果无法招募到一定数量的学生，学校就无法经营下去。

具有上述三大特点的人才形成机制，因全球化的发展和人口动态的变化而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为了在降低人事费的同时保证在职的中老年员工的就业，许多企业减少了新员工的录用人数。同时，还将一些正式员工转为了非正规雇佣员工（兼职、计时工、派遣劳动）。这些都是配合政府放宽雇佣制度规定的举措，是为了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提高劳动成本竞争力而出现的变化。其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证入职员工质量的机制因此走向了崩溃。而且，经济全球化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方面，也正动摇着过去一直处于封闭之中的内部相对地位竞争机制。正如前文所述，在其他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领域中的人才培养场所正在向研究生院水平升级。延长教育时间、提升教育内容水平的全球化竞争明明已经展开，日本的大学和企业却连4年的教育时间都无法切实保证。在谋求绝对能力和技能的时代，日本在这个方面明显出现了落后和倒退。而且，即使明白这一点，传统的机制仍然无法改变。

这里体现了日本病的本质。无法应对全球化的变化，在日本社会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死死抱住以往曾经行之有效的机制，在机制下围绕谁将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展开竞争的结构依然存在。如此一来，即便从外部观察发现这已经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却仍然无法放弃或者改变；加之公共财政状况恶化，陷入了无计可施状态之中。

然而，这样的日本病并非日本特有的问题。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追求更“小政府”的动向带来教育的私事化和市场化。但是，通过日本的例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我们无法保证个体的合理判断和行动能够提高整体的质量和平等的实现。莫如说，目光短浅地热衷于有利地位的竞争，有可能导致教育质量的下滑和平等机会的丧失。在人才培养领域应该如何避免陷入 “合成谬误”的恶性循环呢？日本的事例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参考文献

Kariya Takehiko, “Credential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in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enrolment, expansion and (in)equity via privatisation in Japan,”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Vol. 24, Nos. 1–2, 2011, pp. 69–94.

矢野真和《患上“习惯病”的日本的大学》 日本图书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