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和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中韩历史教科书问题
历史与现在

川岛真 [作者简介]

[2012.07.20]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Русский |

围绕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各国之间常常发生各种摩擦。专门研究亚洲政治外交史的东京大学川岛真副教授(nippon.com编辑委员)将为我们讲解这一问题的历史原委和背景。

教科书问题与东亚的国际关系

2012年3月27日,日本高中的教科书审定结果正式对外公布。教科书出版社于2011年4月提交申请审定的新教科书(2013年度开始使用)内容经文部科学省审定后向媒体公开。围绕东日本大地震、核电站事故的记述,以及“后宽松教育”相关内容分量的增加成为今年的话题。然而,国际上关注的则是对历史及领土问题的相关记述。

日本的教科书中关于历史及领土的记述为何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如此关注呢?实际上这些记述对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和领土认识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则是一个疑问。被称之为“背诵科目”的社会课,往往在考试结束后,其内容就会忘到九霄云外。可是即便如此,教科书的记述依然备受关注,由于还受到教科书审定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其表述会被人看作是该国或该地区(公认)的“正确”认识。

教科书中对历史及领土的相关表述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有国际性的背景因素,它们还与国内的政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国内的背景因素与国际性的争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教科书的记述受到关注并不仅限于东亚地区。在最近一两个世纪,全球化国际关系的焦点从政治转向经济,当今又逐渐变的情绪化和感情化。软实力和公共外交之所以受到重视,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之在日本国内,感情、情绪日渐成为重要的政治要素,也使得与这种情绪、感情密切相关的教科书受到了关注。

东亚的国际关系,具有在包含着安全保障分割线的同时,经济领域向着一体化迅速发展的特点。因此它具有这样的一面:人与物的往来越是活跃,感情反而愈发恶化。有关教科书问题,德法及欧洲的例子能为我们提供不少值得学习的东西。然而,在伴随西欧政治一体化的经济融合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法国与西德的和解,以及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扩大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实现的德国与波兰的和解等事例与东亚的情况存在着不同的一面。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并非全是民主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在历史问题上实现和解(Reconciliation),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

总之,当前东亚的国际关系中存在一种脆弱性,即感情和情绪方面的问题可能妨碍以极其密切的经济关系为核心的各种关系。在这一点上,历史认识问题和教科书问题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稳定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本文将通过历史的演进,解读围绕教科书的各种问题。

教科书问题的历史与背景

(1)战前的教科书问题

东亚的教科书问题其实有近100年的历史。其中当然存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朝鲜半岛,并在当地小学和公立学校使用日方编纂的教科书这一问题,但教科书问题作为日中之间的外交问题浮出水面则是在1914年。当时,日本以中国的教科书中存在排日内容为由提出了抗议。

但是,日本提出抗议的对象不是教科书,而是课外读物,因此问题没有扩大。可是,上个世纪头十年的后期,中国教育部审批的教科书内容成为了日中之间的外交问题。尽管深受日本教科书的影响,但为了培育“中国国民”,中国的教科书中包含了许多与日本不同的、带有鲜明中国立场的内容。同时,由于日本存在着通过否定中国来强调自身是一个文明国家和近代国家的意图,为此中方则有一种力图通过批判列强、日本的侵略,呼吁民族团结和鼓舞人民反抗的倾向。

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名称——译注)爆发后,日方主张:引发该事变的原因之一,是条约中规定的(正当的)日方权利,因中国的排日运动而面临遭受侵害的危机。进而日方认为教科书成为排日运动的温床,并将之作为证据收集提交给了李顿调查团。对此,中国也对日本的教科书进行了彻底调查,认为其中包含了大量“反华”内容或侮蔑中国的内容,将有关内容整理成条目清单提交给了调查团。日中两国还在围绕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国际联盟会议中,就日俄战争等近代史的解释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在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及此后在中国的占领之地,日本翻墨涂改中华民国的教科书,紧接着又发放了融入日方意图的教科书。与此相对,与日本展开抗日战争的重庆国民政府,编纂了带有极强抗日色彩的教科书。“教科书”自不用说,战争更是伴随着“历史认识”的对立而展开。

(2)日本的战败与历史问题

然而,随着日本战败,韩国国内编纂了新的教科书,而台湾、曾受日本统治的满洲国及其他地区也开始广泛采用中华民国的教科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日中之间的教科书问题得到了解决。尽管在联军总司令部(GHQ)的占领之下,日本的教科书以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等观点得到了修改,但其中并未反映中方的意愿。只是鉴于中华民国方面的强烈要求,“支那”一词被禁止在教科书和出版物中使用。

战后,中华民国基本继承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革命史观下重编了历史。但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台北,一直坚持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相关活动;对周边各国而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也成为了它们对日本的亲美举动或政治家的不当发言等表示警惕的口头禅。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日中关系方面,多种方法防止了战争责任及历史相关问题演变为外交问题。台湾的蒋介石提出 “以德报怨”,中国的毛泽东则提出了以军民二分法为前提的“中日友好”口号。这些口号渗透到了日本的“政官民”各个层面,起到了防止历史问题扩大化的作用。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台湾,都处在一党专制统治之下,言论受到限制,领导人和党的方针受到了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日本战后则出现了由知识分子提出的“战争责任论”论调,以及围绕有关教科书问题的家永教科书裁判。这些争论事件的背景比较复杂,而重要的一点是,上世纪50-60年代有关战争责任的坦诚讨论,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内容几乎全在日本国内完成,也未与中国进行对话,中国几乎对此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围绕与韩国的关系,无论是为签署日韩基本条约,在定性1910年旨在并吞韩国的条约(《日韩合并条约》——译注)问题上,还是居住在日本的朝鲜半岛人员及其后代的待遇等问题上,以及日本政治家的发言引发的问题等方面,历史相关问题表现的都比较突出。

日中邦交正常化与“历史”问题

日本在1972年9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断绝了与中华民国的邦交关系。在这个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历史问题与台湾一样成为一个焦点问题。最终,中方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在9月29日发布的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加入了下述内容——“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为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首相(左)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谈(1972年9月25日,中国北京,图片:时事通信社)

另一方面,长期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批判政策的中国,在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之际,以家家户户为对象实施了对内宣传工作,阐述了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在这里也强调了军民二分法,促进了民众对田中角荣总理的欢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为恢复邦交而到访北京的田中角荣总理所说的“迷惑”及该词的翻译(一般被译作“麻烦”——译注)那样,双方并未因写入声明中的言词而实现和解。以台湾问题、领土问题等为代表,许多问题中都存在不少被“搁置”的因素。尽管这也是一种智慧,但同时也存在着拖延问题的一面。

1982年的教科书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日中之间的往来日益活跃,1978年,邓小平访日,对引进日本的科技、接受日元贷款表示了兴趣。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确定了对华经济援助等事项。

这一阶段,日本显然是中国现代化之师,值得学习的对象。然而不应忽略的是,围绕历史问题,1980年前后,中国的政策逐渐出现了变化。国民党(或者说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得到重新评价,历史教科书中针对抗日战争时期有关国民党的表述也出现了变化,与此同时,增加了关于日本在战争中残暴行径的表述。这些情况在1982年日中之间出现教科书问题以前,就已在中国方面有所发展。

1982年6月26日,日本媒体报道称,高等学校历史教科书(实教出版社《世界史》)中的“侵略华北”的表述,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被改为了“进入华北”。在该报道的数周前,即5月31日至6月5日,赵紫阳总理访日,商定了发展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同时,在中国向日本提出914亿日元贷款要求的阶段,出现了上述问题。

众所周知,该报道是一个“误报”。在文部省召开的记者俱乐部联合采访中,负责采访实教出版社的日本电视台的记者误以为有关部门做出了上述审定,于是各家媒体纷纷做了相同的报道。

最初在中国,《人民日报》等在6月末对日本出现的争论只做了简单介绍,而到了7月20日前后,掀起了一股反对“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运动,7月26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抗议。中方指责日方“美化军国主义”,并在之后加重了批判程度,称之为“军国主义复活”。8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过即便如此,被视作问题的也只是“一部分军国主义者”。

韩国和台湾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尽管韩国方面认识到在安保领域和日本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但以82年的教科书问题为开端,出现了重新审视日本的殖民统治,力图铭记这段历史的社会运动。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权威主义体制逐渐向民主主义转变,上述动向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扩大。

中国在教科书问题上的应对措施,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有关,也是为了整治因改革开放而日渐走向自由化的青少年思想,同时还可以认为是在对日关系中顺利获得日元贷款“实惠”的一种手段。

铃木善幸首相与小川平二大臣商议如何应对教科书问题(1982年8月5日,东京首相官邸,图片:时事通信社)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对正在中国访问的金日成表示:“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2年9月18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但是,邓小平对9月26日访华的铃木善幸首相表示“在经济合作方面,我们希望能做更多的事”,表现出了对日方经济援助的期待。

11月24日,据文部大臣小川平二发表的谈话,在文部省的“教科用图书审定标准”中,设定了“在对待与亚洲各邻国间的近现代历史事态时,要立足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观点给予必要的考虑”这一所谓的近邻条款。这表明了日本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

1986年的教科书问题

1982年的教科书问题发生后,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并决定了提供第二次日元贷款等事宜,日中关系看似进入了“蜜月期”。但是,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中关系再度恶化,从满洲事变纪念日的9月18日到10月,中国发生了反日游行。这时的游行已不仅仅是反对参拜靖国神社,而是扩大到了反对经济侵略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范畴。

实际上,即便是在遵循前述邓小平的方针,迎来日中关系蜜月期的背景下,中方依然于1983年12月13日启动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谓,南京屠杀纪念馆)的建设工作。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天正好是那个南京屠杀纪念馆的落成开放之日。

1986年6月,再次发生了教科书问题。“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纂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原书房《新编日本史》)通过了审定,韩国媒体和中国外交部相继对此提出了抗议。此外,加上时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关于吞并韩国的不当发言,(当时尚未建交的)中韩两国双双提出了抗议。日本政府罢免了藤尾的大臣之职,中曾根首相也取消了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事态得以平息。与1982年相比,中方的抗议也较为和缓。然而,此后每逢教科书审定,历史问题就会被一次次提起,政治家因口径不一的发言而遭罢免的闹剧也层出不穷。周边国家经常对日本的“反省”和“谢罪”提出质疑。

1987年7月7日,为纪念卢沟桥事件50周年,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开放。而80年代后期,围绕历史问题又出现了新的动向。1988年9月,山东省某村村民以1944年日本军在该村杀害了330人等理由,向日本大使馆提交了要求民间赔偿的请愿书。这种要求民间赔偿的动向在90年代变的更加活跃。

日中关系的变化与教科书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教科书及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渐次与领土问题等诸多关于“过去”的问题缠绕纠葛,逐渐开始被人们统称为历史问题或历史认识问题。这是一种比以往所说的战争责任一词更加宽泛的概念。

同时,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日中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仅是该事件大大恶化了日本的对华感情,进入90年代后,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及自民党、社会党及先驱新党联合政权诞生等新的社会形势下,日本的“革新势力”日渐式微,日中友好运动等走向了衰落。此外,中国开展的核武器实验、在台湾海域进行的导弹发射实验等行动,也将中国威胁论推到了风头浪尖。经济持续萧条的日本,将发展迅速的中国经济也视为了一种威胁。日本在对华投资中的优势不断下降,大大动摇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导师”的地位。这或许也意味着“经济与历史”这两个推动日中关系的车轮中,一个已经脱落,只有“历史”在继续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90年代,也可以说主要是日方试图“解决”历史相关问题的时期。1992年天皇访华之际,在10月23日杨尚昆国家主席举办的晚宴上提到的“深刻反省”便是其中的一例。日本的这种意愿随着1995年即战后50周年的来临而不断增强。1995年6月9日,众议院通过了《以历史为教训重下和平决心》的决议,8月15日,村山富市自社先(自民党、社会党及先驱新党——译注)联合内阁发表了首相谈话,即通常所说的村山谈话。其中明确地使用了“侵略”一词,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它比众议院的决议更进了一步。

但是,在中方看来,这个谈话并不意味着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尽管谈话内容也传达给了中方,但次年的1996年7月,桥本龙太郎首相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日本首相时隔10年后的首次参拜,阁僚(相当于中国的部长——译注)们口径不一的发言也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90年代,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而日本经济又处于停滞状态,于是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批判变的激烈起来。尤其是关注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倾向增强,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存在“反日”教科书这样的指责。尽管旨在强调日本侵略行为的措施早在邓小平时期就已形成,但当时日本舆论给人的印象,则是上述情况在江泽民政权时期表现的尤为显著。

北京的反日游行。以年轻人为主,约5000名群众走上街头,对日本欲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动向及历史教科书审定问题表示抗议(2005年4月9日,图片:Peter Parks,AFP・时事)

进入本世纪以来,小泉纯一郎首相反复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政治层面的日中关系出现恶化,而经济层面的关系却更加紧密。这一时期,两国的国民感情进一步恶化,在此过程中,“历史”成为两国间芥蒂的象征。继而历史认识问题发展成为教科书、领土、靖国神社等各种问题繁复交织的更加错综复杂的问题。即便在教科书问题上,除了审定中的用语问题外,类似“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纂的保守型教科书也开始受到了中方的重视。在这里,虽然此类教科书的实际使用率较低,却未得到注视,批判的焦点全部集中到了具有这种内容的教科书通过了审定这一结果上。

在这种情况下,以教科书问题为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呈现出更加难以“解决”的状态。但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依然在做着大量不懈的努力。首先是政府间的共同历史研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双方认为相对于问题本身的解决来说,应该试图避免该问题破坏日中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民间也开展了编纂各种通用教科书及交流对话的尝试。然而,这些尝试尚未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并且,对如何将上述共同研究的成果反映到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尚无眉目。

如今,东亚三国都已成为20国集团G20的成员国,而它们之间围绕历史问题存在的争议,已开始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斯坦福大学开展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翻译及比较研究等活动,可谓体现了该问题所受关注度之高。

不仅是中国的大国化发展趋势,在其他各种意义上,东亚的国际关系也都处在一种变化过程中。教科书问题与国内问题错综缠绕,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阻碍因素,这绝非可喜之事。在借鉴世界各地经验的同时,需要研究东亚的历史原委和特殊性,找到各种能够遏制问题扩大化的有效工具。

 

标题背景图片:日本的初中教科书审定结果公布后,韩国市民团体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游行(2005年4月5日,图片:时事通信社)

nippon.com编辑策划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专攻亚洲政治外交史、中国外交史。1968年生于东京都。1992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中文专业。1997年修满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获博士(文学)学位。经任北海道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后,担任现职。著作有《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21世纪的“中华” 习近平中国与东亚》(中央公论新社,201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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