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的改观

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从多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崛起所产生的效应，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将对中国的崛起为东亚的地区秩序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东亚各国对日益崛起的中国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以及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促使东亚的“格局”发生了哪些改变等问题展开探讨。

地区秩序的改观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东亚地区秩序的改观。与欧洲相比，东亚的地区秩序有一个显著特点。这只需观察本地区的安全保障和贸易体系，即可一目了然。

东亚的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形态是由日美、美韩、美菲、美泰间的双边安保条约及基地协定共同构成的以美国中心的辐射状体系。自冷战时代以来，这种体系始终没有改变。

在贸易体系方面，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及其它“自由亚洲（Free Asia）”国家与美国之间建立的三角贸易机制，80年代以后，该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是由两大原因引起的。第一，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后，以日本企业为代表的众多企业将自身的生产网络扩展到了更广大的地区，最终实质上促进了经济融合。第二，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融入到东亚经济之中。这使东亚在冷战结束之时，走上了与欧洲极为不同的道路。

在欧洲，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发生了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扩和EU（欧盟）的东扩。结果，NATO与EU形成了一种套匣般的重叠关系，安保体系及政治经济合作体系之间未出现明显的紧张和冲突。而在东亚地区，冷战终结之际，无论是中国、越南，或是其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都没有崩溃。这使得以美国为中心的安保机制未能向西扩展，而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融入了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于是，东亚地区的安保体系和贸易体系出现了结构性的紧张，并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紧张更呈现出日渐升级的趋势。

但是，即便如此，东亚的地区体系仍然保持了相应的稳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为了维持一党专政体制，中国选择了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路线，作为其中的一环，为了稳定周边环境，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定为了基本的外交政策。第二，鉴于上述情况，日本和美国都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融入东亚和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东亚的稳定，基于这一战略判断，两国参与了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又通过重新定义日美同盟来规避中国崛起的风险。

直至今日，这种格局仍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不过，近年来，许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变得非常自信、成熟，不如说是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同时，受此影响，在党和国家的中枢机构内，集体领导体制下也出现了“特殊利益”集团，导致政策决策的战略合理性降低，与此同时，正如最近具有代表性的南海领土问题所反映的那样，许多周边国家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崛起的风险。因此，伴随奥巴马政权下美国重新参与亚洲事务的动向，区域合作在形式上力度上发生了变化。1997-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后，以东亚为框架、排除了美国的区域合作得到了发展；但是，2010年以后，以亚太地区为框架并有美国参与的区域合作日益变得重要起来。东亚峰会从ASEAN+6扩大到包括美俄两国的ASEAN+8；在走向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除了ASEAN+3、ASEAN+6以外，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成为了重要一环；另外，尽管中国至今仍坚称应在双边框架下解决纠纷，但南海的领土纠纷已被拿到了ARF（ASEAN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上讨论，成为国际性问题；ADMM+（ASEAN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作为安保对话平台开始显现出其重要性，等等，这些都具体体现了上述变化。

我们可以归纳如下。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呈现网络状，在ASEAN+1、ASEAN+3、ASEAN+8和ARF等框架内，ASEAN成为枢纽，而在以美国为核心的辐射状结构的安保网络中，自然是美国起着中枢作用。如果这两个枢纽联动合作，就会产生新的活力。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

国家的行动

那么，东亚各国对中国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些相关事例来看一下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的情况。

冷战结束后，泰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南半岛及东南亚大陆地区的市场融合，并意欲将曼谷打造成其枢纽。从这个意义而言，大湄公河次区域（GMS，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的开发对泰国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泰国非常欢迎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希望通过经济合作推动GMS的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尼西亚则不同。印尼坚持不结盟的中立国政策。然而，从历史上来看，印尼的不结盟中立往往是倾向于某一方的中立，近期则是平静地但又是明显地在不断加强与日、美、澳的合作。因为它感受到了中国加强海军力量对自身构成的威胁。

对越南而言，中国是一个在财富和实力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邻国。中国的人口约为越南的15倍，经济总量更是达到了约60倍。因此，对越南来说，如何“管理”这种非对称性就成了对华政策的关键。越南试图用“杠杆”对此进行管理。具体而言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作为ASEAN成员国参与中国事务，从俄罗斯购买潜水艇，将美国和印度拉入安保竞赛以对中国形成制衡，与日本合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等。

对缅甸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在美欧的经济制裁下，缅甸将泰国、中国和印度作为主要贸易伙伴才得以生存下来。对华依赖是为对抗美国威胁所付出的成本。但是，自2011年实现民主政治后，缅甸政府将民族和解与经济发展确定为国家政策的主要课题，作为其中的一环，缅甸正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改革（自由化），力图摆脱受到国际社会孤立的局面。并且，这也将有利于避免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从中长期看，缅甸通过这些政策能够确保多大的行动自由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发展经济的政治路线是否成功。

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在解释东亚各国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为何采取了这些行动等问题时，以下三个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东亚的安保体系中所占据的地缘政治学地位上，将以美国为中心的辐射型安保体系作为前提条件来制定自身安保政策的国家与那些将其视为威胁的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大相径庭。第二，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东亚及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融合程度越高，就越是可以不顾忌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采取自主行动。第三，国内政治的要求。如果全民一致认为应将经济增长作为政治目标，那么这样的国家自然会有更大的积极性与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发展关系。

跨国效应

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关注一点，那就是跨国效应。或者更具体一点来说，即中国的人员、物资、资金和企业等跨越国界流向东亚后给东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以经济合作为例，各国政治体制和精英循环（精英是否会出现定期的换代现象）的情况将大大影响中长期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尽管如此，在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专制体制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之间形成了相当稳定的跨国同盟关系，这也成为又一个理由，促使这些国家在逐渐接受不同于日美欧历来主导建立的经济合作、政府采购等规则。

2007-09年，中国的对缅援助达到4亿-8亿美元，比如在水电站建设方面，截至2010年，中国的43家国有企业参与了63个水力发电项目，此外还有昆明至印度洋天然良港皎漂港的管线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湾开发等，中缅两国在极其广泛的领域开展了经济合作。这些合作从性质上看，均以“互惠”为原则。但是，正如多数水电站为中国供电一样，在许多合作项目上，中国都获得了比缅甸更多的利益。

老挝方面，目前正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实施首都万象的新城开发项目。具体形式是，中国的国有银行向老挝政府提供低息贷款，老挝政府再用这些贷款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提供融资，由它在万象的郊区进行房地产开发。实际上，这是将中国的地方自治体以第三部门（既非政府单位亦非企业的其它组织的总称——译注）方式开发房地产，再利用该收入从事基础设施开发这种事业模式引入了老挝。此外，印尼方面，在2005-08年实施的旨在增强发电能力的加速电站计划，由于中国提供了低息贷款，导致日美欧企业均被排除在了印尼的发电设备业务对象之外。

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开发贷款总额已超过世界银行。然而，由于中国不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DAC（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因此可以将ODA（政府开发援助）、投资、出口融资和技术合作灵活自在地分配组合，在经济合作的名义下支持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这样的经济合作与为其提供支撑的跨国同盟及新的规则是否能够固定下来，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开展的经济合作，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在政治经济体系上不得不说出现了“中国化”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中国的崛起有必须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如果采用“中国崛起后将称霸世界”或“在东亚建立势力范围”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无法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中国的崛起对东亚的地区秩序、周边各国的行动，乃至跨国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效果，这些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探讨和研究，才能理解中国的崛起对本地区所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