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的转折点——能否挣脱近代外交的桎梏?

川岛真 [作者简介]

[2012.11.19]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العربية |

中国正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中逐步崛起。请看中国近代外交研究者、东京大学副教授川岛真(nippon.com编辑委员)对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原则的观察和分析。

近代以来的外交原则

是继续坚持近代以来的外交原则,还是确立全新的原则?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外交如今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

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主要存在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重视主权和统一。这是指对遍及中国自己设定的国境线范围内的领土和国民广泛地行使主权,如有其它政权行使主权,极力阻止和驱逐;如果存在其它宣称自己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政府,将最大程度地打压其外交空间,进而排斥并实现统一。这一点意味着所谓的“让中国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才是中国外交的根本所在。

第二个原则是开展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有利于内政的外交活动。这不仅意味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也意味着内政有可能受到外交的推动,两者具有双向联系。这与第一个原则也存在重合,意味着内政方面的原则也可适用于外交原则。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并非将自己封闭于国际社会的动向之外,而是与国际社会保持着各种联系,并将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

第三个原则是提升国际地位。这既是实质层面,又是感觉层面的东西。实质层面,即是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定位,以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四大国”之一等目所能见的国际地位;而感觉层面,则是指在国际媒体的评价和世界言论中的定位等。尽管后者是不可见的,但中国却时常对此反应敏感。

上述几点也可以说是所有主权国家共同的原则。但中国迄今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其“近代性”。而对摆脱了近代的重负之后将何去何从的问题,或许没有做过明确的设想。

源自受害者心理的近代外交

上述原则之所以具有意义,是由于它产生于近代中国遭受侵略,且国力尚未恢复到“原本状态”之阶段。如果国家主权受到列强侵犯,确实有必要将之夺回;为避免国内的分裂,民族主义也会起到有效作用。此外,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尚不很突出的时期,即使将中国国内旨在展现中央政府合法性的原则直接用于外交活动,恐怕也不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而且,在恢复中国本应拥有的大国地位这样一种“正义”的名分之下,提升国际地位被赋予了正当性。

然而,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向大国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政府当局的预测。坚持历来的外交原则便随之变得困难起来。力图维护主权,过度敏感于统一问题,缩小了中国在领土等问题上做出妥协和协调的空间,遭致周边各国的指责。此外,成为大国之后,需要与国际社会相互协调,并为国际秩序的形成做出贡献,而仅仅重视与政府各项政策保持一致、开展过度坚持本国利益的外交活动,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

外交原则相继调整

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也可以只针对各个问题,采取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应对措施。然而,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走向多样化,以及中国国内处于各种立场的人士开始参与外交活动,国家利益的内涵已不早像以往那样单纯,政策决定过程也不再那么简单了。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国内舆论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动向。特别是舆论的动向,中国政府通过教育和宣传树立起来的“中国是受害者”的形象已经深入民心,中国民众强烈反对已经成为大国的祖国仍然开展谨慎的外交,开始要求国家在主权和统一等问题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他们甚至欲无止境,要求向世界宣扬国内的常识和逻辑,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获得国际社会的尊敬,为中国外交施以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在国内激发的民族主义如今反而制约了外交。

至少自邓小平政权以来,中国外交一直将“(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上述三大原则自然长期得以维持,尽管“历史”受到重视,民族主义情绪也被唤醒,但从国家利益判断,始终将“发展”视为重中之重。因此,在与中亚各国的国境线问题和围绕南海主权等问题上,中国也曾做出过一定程度的让步,谋求与周边各国改善关系。与西部大开发协同并举,促进发展中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各国经贸关系,也可说是此举的另一意图所在。在这一点上,胡锦涛政权成立之初也是相同的。

但是,进入2006年以后,中国对这种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外交政策做出了调整。除了发展外,“主权”和“安全”被列入了主要原则之中。据称,经过2008年的奥运会,2009年又一次采纳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已不再需要为“发展”而谨言慎行了,在有关主权和安全方面应该比以往取得更加积极的外交成果——类似这样的言论日益多见,实际上,政府首脑的发言中也出现了让人联想到上述思想口号的一些调整。

中国外交的两难困境

在胡锦涛政权任期的后半段,诸如“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还要忍耐到何时?”“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有异于往昔,应该发泄长期以来积压的愤懑了”之类的质疑和呼声开始多起来。对此,存在着“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发展,尽可能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寻求协调”的论调,也不乏“中国已经走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应在主权和安全方面积极表现的同时,履行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的主张。

实际上,中国一方面展开着大国外交,另一方面又因东海和南海等问题而身处困境之中。在协调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与国际社会责任论的同时,如何去满足国内外的多样化要求呢?可以认为,眼下中国正力求做到在对内协调主权和统一等问题的同时,在国际社会中以不与国内政策冲突且能够满足国内民族主义要求的形式,履行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责任,由此来应对中国威胁论和对华批评。

能否冲破近代历史的羁绊

基于长达百年的收回主权和统一全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究竟会否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呢?此外,旨在维持政权的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能否得到协调呢?有没有一种让国内外都能接受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方法呢?这类问题如今均摆在了中国的面前。

眼下,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似乎还没有找到互不矛盾、具有统一性的答案。针对主权和安全,划定了核心利益这条不可妥协的界线,缩小了可展开谈判的空间,对领土的解释也以法令等形式固定化,僵直地理解历史原委,由此缩小了谈判的余地。这些举措可以满足国内强硬派的要求,但反过来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处理外交事务上失去了协调性。此外,将经历了种种历史变迁的地区称之为“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的做法,被周边国家理解为一种“威胁”。

在安全保障方面,一面力图收复失地,一面又抱有近代以来遭受侵略的意识,所以对周边国家增强军备的行动反应敏感,并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以至于进一步加剧了周边国家的受威胁感。在提升国际地位方面,即使回应了国际社会的要求却难以得到尊敬和尊重这样一种焦躁感,也始终难以消除。

眼下,中国外交在面对国内外各种要求时,还停留在如同制作马赛克一般的个别应对水平上。或许可以将此视为中国外交处于虽无法冲破近代历史的羁绊,但又在开展各种摸索的阶段。

挣脱历史与发现历史

在这种尝试新的探索的过程中,针对中国外交一直奉为金科玉律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出现了“建设性介入”这样一种论调,即认为如果符合当事国的意愿,又有国际社会的要求,且在中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干涉他国内政。

另一方面,考虑到与周边国家的诸多问题,又出现了一种回顾历史上册封和朝贡的时代,希望从中学到经验的倾向,这也是最近令人深感兴趣的现象。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论调很是有些离奇之感。因为这往往是在周边国家与中国各王朝和平共处、中国受到尊敬和尊重这一前提下被论及的。众所周知,关于册封和朝贡的问题,汉文史料中记录的情况可以说反映的是中国王朝的观点,未必反映了对象国的意志。换言之,能否说册封和朝贡曾是各国间通行的国际秩序这一问题,还有必要展开研究。因此,如果从先验论出发将基于汉文史料的国际秩序理解用于现今中国外交的参考,最终又难免会变成一种不被周边国家理解的外交模式。

总之,中国内部伴随近代以来对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在对外政策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摇摆不定或支离破碎的形态。尽管中国在此过程中进行了各种摸索和尝试,但它将对今后产生何种影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来看,由于中国国内社会发展呈现多样化,政策决定过程趋于复杂化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对外政策恐怕会愈发难以预测。

我们很难预测中国 “漫长的近代”是否还将继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挣脱了近代枷锁后放眼前进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

nippon.com编辑策划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专攻亚洲政治外交史、中国外交史。1968年生于东京都。1992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中文专业。1997年修满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获博士(文学)学位。经任北海道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后,担任现职。著作有《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21世纪的“中华” 习近平中国与东亚》(中央公论新社,201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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