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日本能源政策面临的选择
对“能源问题思维方式”的考察

神里达博 [作者简介]

[2012.11.21]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对能源政策的调整问题上,能否脱离核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阪大学特任副教授神里达博指出,在这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能源问题,并在这里对具体的“方式方法”做一考察。

2011年夏,当时的首相菅直人高度重视由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宣布实施将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分离出经济产业省等多项原子能监管部门的改革,同是在内阁官房之下设立能源与环境会议(会议主席为国家战略担当大臣),从根本上调整国家能源政策。同年7月29日公布了 《旨在制定‘能源与环境创新战略’的中期整理》 报告,称政府将不设禁区,全面验证过往的政策,从零开始制定新的能源与环境战略。

该报告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理念。首先是在考虑经济性的同时,降低对核电的依赖,构建新型的最佳能源结构;其次,以“解决问题的先进国家”为目标贡献于国际社会,实现分散型能源体系;第三是不断与国民展开对话和讨论,使这些政策在征得广泛民意支持的基础上得以实施。报告称,将在2012年夏季制定以此三大理念为基础的新战略。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便意味着长期以来事实上由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原子能委员会、环境省等分别制定的能源与环境相关政策将由首相官邸主导统一制定,这在我国历史上将具划时代的意义。

作为制定上述新战略的一环,目前的“能源基本计划”调整工作,特别是关于“能源结构”的讨论尤为引人瞩目。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主要依据通商产业大臣(当时)的咨询机构——综合能源调查会(※1)制定的“长期能源供求预测”来推进能源政策。然而,国内外形势已发生变化。2002年通过议员立法方式制定了“能源政策基本法”,该法规定,政府应制定能源基本计划作为有关能源供求的基本方针,并且至少每3年必须进行一次调整。最新的基本计划是鸠山由纪夫内阁于2010年制定的,但这份计划此次也将“从零开始”调整。

针对能源基本计划的调整,经产省下属的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2)从2011年秋季起展开了讨论,而在各种论点中,由该调查会的基本问题委员会负责讨论的到2030年时将核电在总电量中所占的比例控制在什么程度,即能源结构的问题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考虑到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核事故,且实际上仍处于尚未平息的状态,或许自然就可以理解关于确定何时、何种程度放弃核电等问题的议题为何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了。不过,如果考虑到我们现在正处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上,那么恐怕就有必要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把握情势了。

因此,本文将略微偏离上述讨论,将着眼点放在探讨能源问题的“前提”上来。对人类而言,能源到底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方法”来面对当前的能源问题?我想对这些问题展开一些思考。

能源问题的复杂性

说得极端一点,能源支配着文明的兴衰。比如,有学说认为古代地中海世界之所以走向衰败,主要是由于作为能源的森林遭到过度的砍伐。此外,正如大家从历史教科书上知晓的那样,大不列颠岛上的煤炭得到成功利用对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国家而言,能源始终都是本质性的课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又如石油早在20世纪前半期就开始得到了利用,即便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它依然是各个社会体系不可或缺的动力。人们常说“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现代社会物质繁荣的重要因素,然而,假如没有发现大型油田,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形式的文明。

“经济增长”本来就与能源的消费量密切相关,尽管存在争议,但20世纪的经济增长也有可能是廉价且具有高能量密度的石油能够自由消费所带来的结果。或许正因为如此, 90年代才会聚焦温室气体问题,并将其一举提升到国际政治舞台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可以说,能源就是这样左右着物质文明的“现代”社会,是从深层决定我们存在的最本质的条件之一。能源被认为是我们的社会中所无可替代的,因此,它在任何场合都容易带上(广义的)政治色彩。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确认这个基本事实。

最典型的是关于石油储量的讨论。人们一直在说,石油“将在30年后枯竭”。然而人们估算的石油枯竭之日犹如魔术一般一再推迟。这是由石油(可采)储量的计算方法引起的。储量会因各种因素而发生变化。比如,开采技术进步,或原油价格水平升高,那么即使没有发现新的油田,“可采储量”的数字也将自动增加。

此外,调查储量这项工作本身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去做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一部分人垄断性地控制这些数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实际上,储量数据有时还被国家机密这层面纱所掩饰。而且,人类已知的毕竟也只不过是地球内部结构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在很大领域内还是根据已知数据补充、推断得出的,其误差不可忽视。

结果,对地球上到底存在多少原油这一问题,准确的数据无人知晓。至少,技术、经济或政治前提不同,其估算量会出现巨大的波动。比如,雷曼危机爆发之前,经常听到“石油峰值”这个词,形容石油产量将在某个时间达到极限,可最近又如何呢?其实,这样的“警句”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时隐时现,但每次都会遭到各种反驳。

单单是石油的储量就有如此难以捉摸的特性,而这仅仅是供应方的不确定性,要准确把握问题,还必须考虑到需求的不确定性。不过由于未来的社会状况、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复杂的参数会理所当然地从中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象这是一个极难破译的问题。

科学的灰色地带

此外,在讨论能源问题时,我们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踏入应被称为“科学灰色地带”的领域。

首先,毋庸赘述,关于近年来的能源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气候变暖对策”这一新的条件。然而时至今日,对“因人为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气候变化”这一现象本身,还存在一部分坚定的怀疑论者。围绕2009年从英国某大学泄露的有关气候研究人员之间的电子邮件内容,人们怀疑气候变暖数据遭到非法操纵,此所谓的“气候门(Climategate)事件”更为怀疑派增添了莫大的信心和勇气。

此外,除了围绕气候变暖的争论外,有关能源问题,与学会的主流派学说格格不入,即所谓的“灰色学说”,有时会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

1990年前后曾一度受到关注的“常温核聚变”可算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普通媒体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认为或许有望通过简单装置实现梦想中的核聚变反应。但现在,许多物理学家对这一现象持怀疑态度,少数仍在开展研究的支持者也基本承认,假设这种现象实际存在,但作为能量源,则输出功率太小,恐怕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再举一个例子。一般常识认为,石油和天然气是生物化石在地质学时间的流逝中发生质变而形成的,但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称,它们与生物无关,是一种无机矿物。这种观点最早是由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的科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mitrii Mendeleev)提出的,但后来由于发现了许多表明它们源于生物体的证据,所以就逐渐被淡忘了。不过近年,因“稳恒态宇宙理论”而知名的宇宙物理学家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强烈主张“石油无机起源学说”,于是再次备受关注。假如这种观点正确,那么就意味着石油储量将远远大于现今人们的推测。尽管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并不多,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违背科学。

在科学的边缘地带,要判定一个事物到底是伪科学还是真科学,并非像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在科学哲学范畴,这叫做“界线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在此,暂不评价上述学说的可信性,但可以指出的是,有关能源的研究似乎极具吸引这种灰色地带的特殊魅力。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恐怕是因为能源对于现代社会太过重要,所以某些可能性即便通常不值得研究,但也会有人跃跃欲试。能源相关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种赌博性,用略带失礼的话或许可说是“一中值千金”。另外,一旦成功,整个社会都能分享“红利”,所以总是吸引着人们的热切目光。纵然是充满了冒险的尝试,但只要考虑到那种“期待值”,就极其“经济合理”了。

反式科学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上来。现在,针对如何发展未来的能源,尤其是核能发电问题,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尽管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对立早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前就已存在,但即便是在菅直人前首相指出“不再依赖核电”这一方向后,围绕今后的发展方向,仍然很难统一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能源基本计划已是呼之欲出,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

如前文所述,“能源”在本质上原本就是极具政治色彩的东西,展开科学、客观的讨论很不容易。因为问题将随构想、选择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文章开头提到的能源与环境会议的“中期整理报告”中出现了“将根据客观数据的验证结果来研究战略问题”的表述。作为方向性而言,这完全没错,但不仅是核能,甚至是在所有能源问题上,那样的表述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其实,这种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十分常见。尽管问题本身具有科学性,但单凭科学却难以给出答案,这样的问题曾被美国核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称作“反式科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已经注意到包括核能发电在内的涉及核物质的科学技术属于这一领域的问题,提出需要一种新的把握问题的方式。

所谓反式科学,按关系图形式来说,指的是执行价值判断的“政治”领域与执行事实判断的“科学”领域相互渗透的重叠部分。安全标准的设定、生命伦理、环境问题等众多现代问题都与此有关。

能源的前景也是如此。除了供应方的技术性预期外,消费者选择怎样的未来生活或许也将对其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在思考应当选择的能源属性时,尽管稳定供应性、经济性、安全性、环保等各种条件都是需要考虑的要素,但对于应该重视什么以及如何重视等问题,仅凭科学和客观的讨论恐怕不可能得出结论。

当然,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也可以选择听从“专家”的判断。可是,正如此次的核电事故一样,如果将社会影响过大的问题完全抛给专家,不仅会让专家们感到负担过重,而且恐怕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仅从这一点我们也能明白,能源问题纵然在表面上具备科学性,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反式科学的课题。

什么是与能源问题打交道的做法

假如真是如此,那么针对作为公共课题的能源问题,我们应该根据怎样的步骤来做决定呢?

就日本来说,过去(说得更精确一点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完全将专家构成的审议会置于政治决策的核心地位,其中也包括了能源政策。可是,控制全局的政府下属的事务局通常会在召开会议前就已经预测了讨论的妥协点,并为引导大家走向这个落脚点而反过来确定委员人选,尽管许多有识之士也对此持有批评意见。总之,冷战结束后,在日本社会价值观日趋多样化的过程中,上述基于政府权威的协调方法将逐渐失去说服力。

尤其是本次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社会上流行将这种在上述审议会内(看似)为政府的意志赋予了权威光环的研究人员称作“御用学者”。这种现象也表明人们对专家及其学术活动整体的怀疑日益扩大,其本身伴随着危险。不过,在此想指出的并非这类争论,而是如前文所述,是对反式科学的课题应该如何决策这一问题。

无庸赘述,如果离开了专家,处理高度技术性课题依然是困难的。然而另一方面,针对仅凭专家无法决定的、包含复杂的价值判断在内的问题——“能源的未来”就属于典型的此类问题——我们至少应该有所觉悟,单纯依靠传统的审议会是不可能解决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摸索出一套机制,让专家以外的人员按照某种规则参与反式科学问题的讨论(※3)

其实,从20世纪末期开始,许多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广泛展开基于这种问题意识的全新尝试了。“共识会议”“市民陪审”“参与型预算”等各种方法不断得到实践,虽然在此无暇详细介绍,但这些都可以被称作市民参与专业讨论的途径,或者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一种旨在完善代表制民主主义的讨论式民主主义的一种实践。

此次,在制定能源基本计划之际,政府表示将重视国民层面的讨论,具体将尝试采用“讨论型舆论调查(Deliberative Polling)”这一手法。讨论型舆论调查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James S. Fishkin发明的,具体做法是从普通市民中随机选取300人展开小组讨论,再将由此产生的疑问拿到全体会议上与专家进行交流,重复数次这个循环过程,调查参加者在这一过程(通常为3天2夜)前后的意见变化。它与普通的舆论调查不同,可以观察到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意情况。

通常情况下,开展讨论型舆论调查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而此次政府公布的实施计划则没有多少时间余地,所以有人对此提出质疑(※4),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政府开始尝试这种新方法的行为本身无疑是巨大的进步。想必人们都希望政府认真检验本次尝试的经验,提炼出更适合日本社会的方法。

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和海啸,以及紧随其后的核电站事故让我们失去了太多东西。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将之作为切身的问题进行思考,并能促成新时代“商讨国事的方式方法”的形成,那么我们也算是对后人尽到了些许责任吧。行文值此,衷心期待上述想法得以实现。

(2012年7月12日)

 

主要参考文献

小林傅司《反式科学的时代》(NTT出版,2007年)
萱野稔人与神里达博《没落的文明》(集英社新书,2012年)
篠原一《讨论式民主主义的挑战》(岩波书店,2012年)

标题背景图片:参与政府下属能源与环境会议提出的“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选择”相关讨论型舆论调查小组讨论的参加者(2012年8月4日,东京都港区,产经新闻社提供)

(※1)^ 1965年作为通商产业省下属机构成立,1973年资源能源厅作为通产省的外设直属局成立后,转归该厅管辖。

(※2)^ 2000年实施省厅整编改革后(通产省整编为经产省),综合能源调查会被改组为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调查会于2001年1月改组)。

(※3)^ 或许也会有意见认为那正是议会的责任。然而,在代议制下,人们无法针对个别问题直接、决定性地反映自己的意见,这逐渐成为了“民主主义的桎梏”。比如,针对年金制度、防卫政策、能源政策、教育制度,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们如果只能选择A政党或B政党中的某一方,那么恐怕始终会有人抱有诸多不满。政党政治的清晰度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有人指出这有可能造成人们不关心政治,造成政治实质的空洞化。

(※4)^北海道大学、大阪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主导提交了意见书。笔者也署名表示了支持。

大阪大学传达设计中心特聘副教授。主攻科学史、科学技术社会论。生于1967年。199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系(化学工学专业)。2002年获得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专业)。曾供职于原科学技术厅、原三菱化学生命科学研究所,曾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系研究科原子能国际专业特聘副教授等职,2012年4月起任现职。主要著书有《食品风险——BSE与现代性》(弘文堂,2005年)、《科学技术的政治学》(城山英明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参与撰稿)、《没落的文明》(与萱野稔人合著,集英社新书,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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