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习近平新政权面临国内问题的严峻挑战
缺乏强势领导人的中国权力结构的前景

富坂聪 [作者简介]

[2013.01.09]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在2012年11月的“十八大”上中国领导人将换届。中国的国家权力处于怎样的状况之中?习近平领导的新一代领导班子将会面临怎样的情况?请看新闻工作者富坂聪对这些问题的剖析。

按照原定计划,将于今年11月8日拉开帷幕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完成十年一度的领导班子大换届。截至撰写本文之际,除了习近平国家副主席被认为肯定会就任党中央总书记外,其他许多职位还没有定论——由于已经召开过北戴河会议(共产党中央领导班子和元老每年夏季聚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非正式会议),所以应该已确定,只是还没有公布——在现阶段谈论“中国权力结构”这一话题,不免会感到一些压力,但尽管如此,却绝不意味着新领导班子阵容尚未揭晓就无法谈论中国的权力问题。

邓小平遗威——将随“十八大”的人事变动而消逝

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带领当今中国前进的并非强势的领导人或领导班子,而是大家都遵从着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模糊不清的意志。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形成的党的价值观,这就如同一个企业失去了强势独断的创始人,领导团队在面对现实时总要反复揣度前辈的遗训。

不过,至少是在人事方面,邓小平的这种遗威将在本次“十八大”后消失。

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强势的领袖。这意味着共产党内“凭借实力争夺”领导人席位的时代终结,进入了“被推选”的时代。可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乃至胡锦涛这一代一脉相承下来的权力是否就是诞生于这种推选“体系”呢?并不一定如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且不说江泽民,就连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早就指定的接班人。换言之,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经过15年,沿着邓小平铺设的路线走到今天的共产党在人事这一点上终于迎来了独立之日。

说句题外话,在日本经常被提到的江泽民“海派”与胡锦涛“团(共青团)派”存在对立的说法并未得到现实的佐证,被视为海派人物的一帮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一定融洽,如果将这种矛盾的现象解释为从上海集中选任人才的做法其实并非江泽民的主意,而是邓小平的意思,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说得通了。

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总是引发其意志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类似于在一个学校中,老师指定的班级委员和现实中领导班级的学生未必一致这样的问题。因此,邓小平钦点的领导人与不服其安排的实权者之间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演变成了挑战江泽民权威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挑战胡锦涛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挑战习近平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可以理解为对整个领导班子的挑战)这三次激烈的政治斗争。

江泽民和胡锦涛——紧要关头,优柔不断

江泽民与胡锦涛因击败了这样具有挑战性的政敌而在政权后期赢得了“强势领袖”的评价,树立了无愧于一党统治体制下的领导人的形象。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从来都没有发挥强大领导力做出过重大决断。不仅如此,甚至在某些必须做出重大决策的场合放弃思考,这是一个突出现象。

早在2001年就出现了因中国战斗机过于接近美军EP3侦察机而自身坠毁的EP3事件。当时,对于美国试图取得联系的接触,江泽民甚至销声匿迹长达8小时,未做出任何回应。胡锦涛政权也延续了这种倾向,在朝鲜强行开展核试验及对日关系紧张等事件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最近,在处分薄熙来的过程中,动作的迟缓是有目共睹的。尽管可以认为决断需要时间是因为需要“协调”各方,但不管怎么说,恐怕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能指望强势领导人独立做出决断并贯彻执行的政权。

尽管日本媒体上出现过“温家宝受到孤立”“江派卷土重来,温将被追究责任”等报道,但无论是谁都不会作为个人被追究政策责任,这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

中国的政治史可按照江泽民的前期和后期来划界。随着邓小平不再担任现职,中国被定位为进入了集体领导体制的时代。这种变化如同个人企业变成上市企业,而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继承了权力的董事会仍然只能继续使用邓小平描绘的旧设计图。

至少现任领导班子没有力量推翻邓小平确定的对内改革开放、对外韬晦(韬光养晦)外交这一路线(尽管有观点认为韬晦外交已被修改,但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是在多高级别的会议上取消了邓小平路线)。因此,政策追不上瞬息万变的现实这一问题在当今中国已变得越来越严峻。

薄熙来——惩治腐败,赢得喝彩

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就是,薄熙来3月被撤去重庆市党委书记职务,9月末被剥夺党籍的事件,以及曾被人们拿来与薄作为竞争对手关系进行对比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政治手段。

本文不谈薄的事件。希望大家注意的,莫如说是他在重庆推行的政策,即“唱红打黑”。“打黑”意味着打击黑社会的运动,其根源在于遍布中国的“警匪一家”这种现象。这指的是地方当权者与黑恶势力勾结,垄断地方利益,其最大弊端就是“征购土地”。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从弱势群体手中收取土地,牟取暴力,如有反抗者,就动用黑恶势力。由于警察和法院也是帮凶,所以弱势群体无法反抗,老百姓只能忍气吞声。

在这样的背景下,薄熙来在重庆彻底打击“黑社会”,最终逮捕了身为黑恶势力头目的现任公安局副局长,赢得了来自全国的喝彩。

另一方面,“唱红”是为了重拾当年共产党的优秀传统而组织大家唱革命歌曲的运动。起初,这是一种在逐渐淡忘了文化大革命悲惨记忆、具有怀旧情绪的一代人中兴起的怀旧热潮,但逐渐带上了越来越浓重的政治色彩。促使这种变化浮出水面的事件是网民对著名学者茅于轼批评毛泽东一事的反应。

茅教授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后期政策的错误,并没有什么新内容。然而,网民的反应却出人意料般的强烈,对茅教授发动了毫不留情的攻击。有趣的是他们用于反驳的观点,网上充满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比现在更加公平”“如此众多的腐败官僚横行于世的社会还不如文革时期”这样的言论。

如此看来,薄的“唱红打黑”明显就是纠集了这样两种势力,一是长期对权势者的肆意横行忍气吞声的绝大多数弱势群体,二是没有尝到改革开放甜头而否定现状人群。

现任领导班子对此动向的危机感被浓缩在了薄受到处分的前一天,即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说的两句话中。他说,“现在有一股企图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势力”,还说“(如果不彻底推进改革)共产党也许就会丧失迄今为止积累起来的一切”。

虽然党中央已经消除了薄这个威胁,但怀有不满的大众——这片薄熙来曾希望播下种子的丰饶土地至今仍留存在中国。如果有望获得巨大的收获,就很有可能出现敢于成为第二个薄熙来去尝试冒险的政治家。对于现任领导班子而言,苦恼的是能够清除这股势力的手段已被邓小平路线这样一个过于庞大的价值观封禁了。比如,如果要对分配问题动刀子,一旦触及到根本性的问题,必定会重新挑起邓小平在20多年前已下定论的“姓资还是姓社”这一问题的争论,在改革开放后根据这种价值观被选出的现任领导班子除了微调以外,别无选择。

汪洋——实践“彻底改革”,却仍未摆脱行动迟缓的形象

在此过程中,常常会被拿来与薄作比较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线实践了温在全国人代会后说的“彻底改革”。2007年赴任广东的汪首先强调的是思想解放。他在同年末的讲话中,发布号令称要“杀出一条血路”以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这次讲话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恐怕要数其中曾多达22次地使用了“解放思想”一词。

具体来说,要在村级和单位级别的基层干部选举方面引入直接选举制,要变革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要建立司法机构改革和反贪污制度,并将政府的职能改革提上了日程。共由19个项目构成的深圳改革措施中,位列第八的是推进国民参政(不过这当然是以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为前提的),在广东省内外都引起了轰动。其中,提出了将在区长选举中采用差额选举(会出现一定比例的落选者的选举,而非信任选举),且未来将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采用选举方式挑选市长等目标。此外,汪还提到了媒体对权力的监督作用和“行政权三分”。

将汪与薄的做法对比来看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汪在改造社会方面的尝试比薄更加具体、切实,而且在党内也做出了需要勇气的决断,但在面对迅猛变化的现实时,却摆脱不了动作迟缓的形象。相反,即便必定会招致社会的混乱,人们依然对薄那样的猛药反响更大。

权力——开始向共产党外流失

归结起来,这大概是认为简单的改革无法改变现状这样一种国民感情得到反映的结果。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在共产党推进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随着世代不断更替,不仅党的正当性趋于弱化,就连现实的权力所在也开始不受共产党的意志限制而向党外流失。

标志性的现象就是国有大企业的崛起。据说国有企业一把手的年薪上限被设定为6千万元(月收入5百万元),相比中国普通工人2千到3千元的月收入,简直是异常的高薪。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这其中纠缠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官僚们拥有两部分收入,一份是向国民公开的较低年薪,另一份是旨在满足实际地位感的隐秘收入。换言之,就是中国人说的“灰色收入”。其实绝大部分就是贿赂。作为产生这种隐秘收入的装置,不可缺少的就是国有企业。将业务优先分配给国有企业,使其垄断市场,让它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再通过贿赂的形式将这些利润回馈给官僚。在民间企业兴盛的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头五年,这还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国有企业再次崛起,在“国进民退”现象开始凸显的雷曼危机后,它们就在社会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受到全世界盛赞的4万亿元巨额投资虽然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场及时雨,但也产生了一举拉大国内贫富差距的严重副作用。

现在,尽管中国也在与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结构做斗争,但共产党官僚不可能亲手处理为自己创造隐秘收入的装置。不仅如此,如今在日常生活中,相对于党的意志,企业意志的集合对中国的影响更大,这一现象已十分突出。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南支那海(中国称南海——译注)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便是一个典型象征。

对于这一现实,党中央正力图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然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仅在地方层面能够发挥监督和威慑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成为了自来就受到保护的中央权力与不断崛起的民意之间的夹心层,不断被剥夺活力,这种现象已越来越明显。

在盲人律师、民主活动家陈光诚进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事件中,正如他向温总理状告地方政府的暴行一样,说明地方与中央未必总是拥有一致的利害关系。仅允许媒体对地方发挥监督作用的行为在决定性的意义上拉大了地方和中央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距离,甚至加速了地方的阳奉阴违。

民意——日益凶暴,不会等待迟缓的改革

对于难以避免正当性逐渐弱化的共产党而言,如果考虑到只有经济发展才是能够安抚国民的材料,那么在放缓发展速度进行调整这一选择上也会存在局限性。同时,基于前述理由,在政治上也很难做到毅然决然地调转方向,实施重新分配。

换言之,现任领导班子不得不在明知会出现贫富差距这一副作用的情况下推进发展。此时,对于政权而言的最大威胁在于,“腐败”的蔓延导致社会中充满了意图攻击权力的能量。如果到了这一步,温总理所说的“将会失去一切”的未来也将带有现实意味了。

在难题堆积如山的背景下诞生的习近平体制需要解决的最大课题,无疑是如何维持共产党政权,实现政治上的软着陆。然而,我们很难想象迅速变得凶暴起来的民意会耐心地等待共产党准备的缓慢的政治改革日程表。

(原文写于2012年10月12日)

生于196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后,从事过周刊杂志记者等工作,现为自由新闻记者。著书有《中国的地下经济》(文春新书,2010年)、《解读中国报道的“幕后”!》(讲谈社,2009年)、《中国这个灾星》(新潮社,200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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