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东日本大地震2周年
无声呐喊的死者与目不可见的悲伤

若松英辅 [作者简介]

[2013.05.15]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与“死者”对话,共同生存下去——只有立足于这种思维才能开辟真正的“重建”之路。敢想敢言的新一代评论家若松英辅认为,要生活在“3.11”后的世上就不应无视“死者”的存在。

作为作者,如果,在试图定位见证的地点与主题的时候,我成功地建立了一些使未来新伦理学领域的制图师得以自我定位的路标的话,我便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换言之,如果这本书,只要它在纠正一些我们用来记录世纪的决定性教益的术语上是成功的,如果这本书使我们能够丢弃某些特定的言语并在别的意义上理解另一些言语的话,那么,我就是满意的。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

尽管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但重建工作至今仍是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必须实现重建。然而与此同时,如今我们似乎也应该再次明确什么被破坏了、什么被夺去了,以及我们失去了什么等问题。这会告诉我们尚未失去哪些东西。无法想起曾经得到什么的人,如何能够找回迷失的东西呢? 

在悲伤的彼岸与死者对话

2013年3月3日,朝日新闻的晨报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记者前往在海啸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的陆前高田,采访了一位老人。1年前,该记者也曾采访过这位老人。老人这样说到:“他来到我的梦里,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在梦里交谈,我听到他叫我:‘什么事,爷爷’。”

老人的孙子就在即将读小学时被这场海啸无情地吞噬了。一年后,当孙子出现在老人的梦境中时,他个子长高了,穿着和其他小学生一样的校服,还加入了少年棒球队。爷爷招呼他说:“你在和大家一起玩呀。”孙子叫做祐太。文章最后引用了老人的一句话——“我失去了祐太、老伴儿和姐姐。我曾经感到不知所措。可是,只要对着照片说话,就能和祐太生活在一起。”

我们该怎样面对这样一篇报道呢?老人的悲伤是无法想象的。可是,像老人这样的声音至今在灾区仍比比皆是。他的哀叹是对于第二人称亲人死亡的情感表现,从深层心理学角度而言,梦见死者身影恐怕也是他内心的一种无意识的愿望吧。尽管我们不会明说,但大家都会这样理解吧。 

但是我怀疑老人的愿望根本不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完全相信他说的。他并不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悲伤的内情。悲伤的意义非但不容质疑,而且是十分充足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悲伤的彼岸发生的、老人与孙子之间的对话。相较于自己的悲伤得到理解,他更希望找到一个人认同自己,愿意承认他那已经死去、无法重逢的孙子在梦中的呼唤是现实中的事情。

失去了伴侣、孙子和姐姐,一度看似已经迷失生存意义的老人,在某一天对着照片说起话来。照片不会出声。但当他面对照片之时,时空就悄悄打开了一扇未知的门。从中传来孙子回应的无声之“声”。那种声音虽然不会振动空气,却震撼了老人的灵魂。如果未曾每天通过照片与孙子对话,他或许早已无法活下去了。这当中不存在任何夸张的成分。若非如此,他又怎么会对别人说那些话呢。记者在文章中写到,他谈起此事,一直讲了几个小时。

迷失“历史”的现代

无处寄托的思绪会潜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人们总是难以说出缺少倾听者的话语。当话语被接受之时,那些事件就会愈发具有真实的意味。老人并不怀疑孙子是“活着的”。然而,他希望让自己与孙子对话的事实更加真切。扮演这种角色的自然是第三方了。需要有人倾听他的诉说,对之做出回应,这样的行为有时能帮助人脱离绝望的深渊。

文学批评家小林秀雄曾经说过,所谓“历史”,就是失去孩子的母亲的悲伤。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说法赋予了各种解释。也曾有人批评这是一种情感化的表述,将历史替换成了个人的事情。然而,排斥被个人感情所反映的历史到底又将是什么呢?可以认为,那就是被称为时代价值的东西,只不过是站在非常空洞的角度上谈出的事件片段。

小林所说的“历史”正是前面提到的老人的日常生活。这与谈论所谓的“历史认识”场合的“历史”截然不同。“历史”不能成为主张权利的源头。然而,它将一直是人们日复一日不断应对人际关系的根据。

对于母亲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悲伤更加真切,没有什么东西比悲伤更能让自己与离世的孩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历史总是伴随着悲伤。历史不会对排斥悲伤之人讲述真相。只要回顾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悲伤正是人生的出发点。真正经历过悲伤之后,“人生”这样一种无法逃避的事件才会拉开序幕。失去源自悲伤的想象力之后,现代就迷失了历史。悲伤不会妨碍理性的功能。莫如说,还会为其提供补充和支持。

被寄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身上的“语言”

下面引用的是现代意大利的代表思想家之一,吉奥乔・阿甘本撰写的《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一书中的一段序言。正如标题中提到的那样,文中所说的“幸存者证人们”是指在纳粹德国强制收容犹太人的行动中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侥幸生还的人们。作者揭示了“全面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的不可能性,即历史的不可能性,并且阐明了其中存在着任何理论和概说都无法囊括的固有性和普遍性。

一方面,对于幸存者证人们而言,这是无可替代的真实,因而也是绝对无法遗忘的事情。可另一方面,作为其本身而言,这种真实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换言之,无法通过构成那种真实的各种现实要素进行还原。(上村忠男、广石正和译)

作为活下来的人们,绝不可能忘记在收容所内的经历。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那都不仅只是无可替代且不可侵犯的事件,更将永远是一种无法还原成任何原理的经历。其中存在完全排斥“奥斯维辛也就是……”这种说法的某些东西。在上一段文字之后,阿甘本谈到了自己作品的性质,表示读者或许会对自己并未写到任何关于幸存者证言的新东西而感到失望。

作为形式而言,这本书可谓是对于证言的无止尽的注释。可以认为,不可能存在其他做法。不过,由于在某个阶段明确了证言中缺少一些具有本质意义的部分,即幸存者证人们对那些无法作证的事项做出了证言,因此为他们的证言添加注释必然就意味着要考问其欠缺的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意味着试图聆听那些欠缺的部分。

面对证人的语言,看清语言深处的潜藏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件,这便是“无止尽的注释”。此时,相对于记述自己思想的著述者,他更希望成为保护当事人遗留语言的严肃守护者。这种态度也是作者对幸存者致以最高敬意的表现。

幸存者会做出证言。然而,即便已对这些证言进行了充分讨论,仍然存在一些始终无法填补的空缺。阿甘本表示,“幸存者证人们为那些无法作证的事项做出了证言”。除了他们以外,那些未能生还的死者们当时也在场。由于死者不能说话,所以会产生“空缺”。然而,针对“空缺”的部分,用无声的“声音”进行“讲述”的却也正是死者。阿甘本解读生者的语言,尝试为其添加注释,并力图还原死者寄托给生者的语言。“试图聆听那些欠缺的部分”。静静“讲述”事件真相的正是死者们。可以认为,对于撰写本书的他而言,这是近似于信念的一种坚信。

在精神之间呼应的语言所带来的救赎

即使是不可见、不可触及,或不可用数值换算的东西,也有可能存在。非但如此,在这些东西的面前,人们的生命还将更加富有内涵。信赖总是在行为中显现,悲伤则无法名状。然而,这些经历往往可能成为决定我们一生的事件。进一步说,那些考问生存根本意义的现象经常会以不可见的形态出现。

语言不是工具。它绝不是一种用来呼唤既有事物的工具。当“意义”这样一种不可见的东西从“存在”的深处显现出来时,就会产生语言。语言将切分世界。“切分”指的是意义忽然从看似空无一物的混沌中浮现出来的现象。

失去希望,生活在暗夜中的日子里,有没有曾因为一句话而想要重新振作起来呢?这句话不一定是来自书籍或别人。许多时候它会是来自内心的催促。此时,语言会切分我们生存的意义。没有语言,人就无法生存。语言本来的作用就是贴近人类。说句不怕招致误解的话,可以说语言就是要触动心灵。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时会受到语言的伤害,有时也会受到鼓舞,从中获得生存的力量。

这正如同食物。食物并不只是果腹之物,它还在更深层次上支撑着我们的身心。对于吃饭的思考也将决定这个人的生命观。新约圣经中描绘的吃饭场面,并非享乐的时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的景象。吃饭,不仅滋养肉体,还调养精神。

在将人与人联系在一起之时,食物就会转化为“吃饭”这种行为,语言也是如此,在精神之间产生呼应时,就会展现其原有的功效。正如我们的身体依靠食物支撑一样,我们的灵魂则是由语言塑造起来的。当支撑人类根基的语言消失之时,我们的灵魂就会饥饿、干枯。

沉默也是一种“语言”

现代,不仅放弃了为那些无法言喻的东西赋予“形态”,甚至排斥承认这些东西的存在。无法言喻的东西绝非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莫如说,这些东西藏于“存在”的深处,不是轻易可以触碰的,但它们却向我们强烈地倾诉着某些事情。

悲伤往往近乎恐惧,威胁着人们。然而,不断加深的悲伤总是会成为对于失去之物的无尽之爱。失去,会带来流干眼泪的悲伤。那种悲伤的深度原原本本地体现了爱意的深度。

已经忘却沉默也是语言的一种功效的人,或许会对前面提到的老人说“请节哀”,尝试鼓励他振作。对于老人来说,悲伤并非残害身体的东西,而是与逝去的亲爱之人产生接触的确切证据。为什么他就必须放弃悲伤呢?前面提到的报纸报道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文。——老人名叫村上。“感受到老人思绪之深沉,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村上老人静静地递给我一张纸巾”。此时的“眼泪”正是比任何言论都更能表示认同之意的“语言”。

老人说,就算是在梦中也好,自己希望见到孙子。恐怕所有失去亲爱之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愿。对于他们而言,死者是自己渴望重逢的对象,绝不是应该避讳的存在。不过,即使他们说盼望与死者重逢,也很少会有人认为真能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感到犹豫,是否应该谈论自己与死者之间的往事,以及死者在自己心中的位置。

活着的死者与生者的合作

如果不能正当地谈论死者,那么恐怕有关地震的问题就始终会留下阴暗的一角。遇难者家属正在那个角落里叹息,饱受折磨。正如文章开头引用阿甘本的一段文字一样,讨论死者的目的在于为后代人群中将会出现的“未来新伦理学领域的制图师”提供路标,同时,这也会成为“在别的意义上理解”死者这个词汇的基础。

当真正的重建得以实现之时,其中不可缺少死者的合作。死者始终与生者合作。守护、帮助生者,共同前进,这是死者被赋予的神圣义务。

死者并非形而上学的概念,莫如说是实在的。在展开论证之前,这恐怕早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所有生者都不知道死为何物。然而,许多人都接触过死者。假如死亡会消灭存在,不再留下任何东西,那么我们到底是在悼念谁呢?“悼念”绝不意味着埋葬逝者。“悼念”指的是内心为本来不可见的东西而动容。莫如说,我们必须回应“活着的死者”的呼唤,与之进行交流。

 

参考文献

吉奥乔・阿甘本《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上村忠男、广石正和译,月曜社,2001年)[正文中的引用出自该书序言]

朝日新闻  2013年3月3日晨报  “即便是梦,也期待相逢”(伊豆丸展代)

 

标题图片: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同一时刻,为遇难者祷告的各地人们。(2013年3月11日,宫城县南三陆町,图片提供:AP/Aflo)

评论家。1968年生于新潟县。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法文科。曾凭借“越知保夫与其时代”(《三田文学》,2007年)获得三田文学新人奖评论作品奖。著书有《井筒俊彦 睿智的哲学》(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触碰灵魂 大地震与活着的死者》《与死者的对话》(均由Transview出版社出版,2012年)、《解读内村鉴三》(岩波书店,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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