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安倍经济学”批判性报道的背景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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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安倍经济学”的狂躁报道
大胆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与通胀目标、以民间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战略、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这就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韩国媒体对此的报道存在一些情绪化成分,这让人感到有些无可奈何。连日以来,“日元贬值的突袭造成20个相关行业中的17个行业利润减少”“93%的中小企业受到了影响”之类报道甚嚣尘上,韩国媒体拼命渲染日元贬值可能会对韩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2月召开的G20会议并未提及据传是由韩国提出的“货币贬值对近邻造成的贫穷化效果”问题,这等于默认了日本的货币政策,韩国的情绪化论调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
美国某历史学家曾表示,依据加权了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有效汇率进行分析后发现,过去5年间货币贬值行为最具攻击性的国家非韩国莫属,韩国批评日元贬值的做法具有伪善性(Financial Times1月25日)。
也有一些专家冷静地指出,对于手机和家电等已经确定全球市场份额的商品来说,日元贬值不会引发问题,莫如说由于对日进口依存度较高的零部件和材料成本下降,韩国企业还会从中获益。然而,马上又出现一种情绪化论调认为在李明博政权下,只有少数大企业得到发展,中小企业并未受益,这种论调很快盖住了前面专家的声音。说到韩国的中小企业,如果是承包型企业,现在仍然处于大企业不公平交易的压力之下,而出口型企业为了规避汇率风险,销售一些莫名其妙的衍生商品,致使许多企业出现损失,这些往事至今令人记忆犹新。针对日元贬值的情绪化论调因另一种受害人心理而被放大了。
李明博政权的“MBnomics”与安倍经济学
不过,情绪化报道的本质或许在于韩国媒体认为安倍经济学与被称作MBnomics的李明博(Lee Myung-bak)政权经济政策如出一辙,特别是将量化货币宽松政策理解成了力图通过操纵日元贬值来实现出口主导型经济复苏的尝试。
下图是将2010年日元与韩元的有效汇率设定为参数100后绘制而成的,由于资本流入量增大,李明博政权上台的2008年2月之前,韩元的实质和名义汇率一直处在相当高的水平。实际上,这段时期韩国国内也爆发过担忧韩元不断升值会导致经济崩溃的情绪化言论。慌了手脚的李明博政权缩小了远期汇率头寸限额,引入了外汇健康性征收金等制度,并屡次干预市场,遏制韩元升值。
由于被怀疑违反了OECD的资本自由化法典规定,这些措施曾一度被作为调查对象,美国方面则多次警告其不要干预市场。另一方面,在雷曼危机和欧洲财政危机爆发后,形势逆转,大量资本流出,导致韩元汇率暴跌。不过,通过与美国、日本、中国等国互换货币,危机局面得到控制,“财阀”类大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短期流动性,韩元贬值极大地促进了韩国的出口。
面临危机的李明博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干预。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韩国推出了规模仅次于俄罗斯的财政扩张型支援措施,并同时推进实现了本国与欧盟(EU)及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韩国电力作为一家国营垄断企业,长期通过强行维持低廉价格来确保本国的产业竞争力,最终因经营恶化而成为了股东的状告对象。政府主导的资源开发方面,某些官员通过释放有关开发喀麦隆钻石矿的虚假消息来操纵股价事件等丑闻也相继曝光。尽管这些政府干预的副作用已经显现,但韩国媒体仍然容易受制于这样一种思维——日本“嫉妒”MBnomics为韩国带来的发展,推出安倍经济学是为了追赶韩国。
MBnomics着眼于通过减税和放宽限制来促进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作为承诺,李明博提出了“747计划”(经济年均增长7%,国民人均收入达到4万美元,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7位)。然而,通过诱导韩元贬值和以财阀为动力实现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竞争日益激化,这些因素都导致社会差距扩大,青年人失业率不断攀升,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据中央日报报道,韩国经济在最近5年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韩元贬值”。除了货币危机时期外,韩元兑美元汇率一直处在最低水平,兑日元更是始终维持在历史最低水平。可是,尽管出口在“韩元贬值”影响下一路向好,但经济整体业绩远未能达到最初的承诺目标。李明博政权5年执政期内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9%。
首尔市民集会庆祝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美韩FTA历经数年谈判,最终于2012年3月15日开始生效(图片提供:AP/Aflo)
日韩彼此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战略
不过,日本的经济结构和基础原本就与韩国迥然不同。多年来,时刻希望追赶日本的韩国始终将关注点集中在提升制造业这一硬件领域的竞争力上。可是,日本的产业结构已经逐渐向服务业领域倾斜,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已降至20%以下。包括中小企业在内,日本企业的境外生产比例远高于韩国企业,而且核电站关停后能源进口量的激增已导致贸易收支出现赤字。根据产业相关图表来看,将日本与韩国(2010年)相提并论是不合理的,因为韩国的最终需求一半份额来自于制造业而且还是出口部分。
总而言之,即使日元继续贬值,人们也几乎看不到日本曾经加强汇率管制和资本限制,或是干预过市场的任何迹象。由此可见,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的目的与其说是通过日元贬值来扩大出口,更应该说是为了遏制通缩环境下的内需低迷趋势,采取相同政策的欧美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可以说G20就是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也容易被定性为针对韩美FTA的对抗行动。可是,在TPP的24个谈判领域中,涉及废除关税的仅有3个领域,由于出口依存度低,且海外生产比例高,日本并不能天真地期待废除关税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除了农业外,对于TPP的战略性关注主要集中在竞争法、投资者保护、知识产权等关税谈判之外的领域。人们希望依靠多层面的贸易框架来维系在日元持续升值过程中铺开的海外生产网络,并利用外压作用,推进国内农业改革,加快能源、医疗、环境、文化等战略产业放宽限制和技术创新的步伐。莫如说,韩国电气电子产业开始实现飞跃就是在2005年韩元升值的时期,汇率与大型FTA的生效与否也并没有太大关系。日韩两国不同的FTA战略反映了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的差异。
此外,毋庸赘述,由于存在巨额的财政赤字,所以在财政方面,日本也无法实施像韩国那么大胆的政府支援和干预行为。为了开展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提高电价势在必行。如此一来,安倍经济学就不会变成,也不能变成MBnomics。
过激报道的含义
过激报道实际上反映了韩国发展战略的矛盾。尽管MBnomics一直标榜“Global Korea”,但其思维框架始终未曾摆脱追赶型国家的局限。在信息来源上依赖政府的韩国媒体将FTA的对方国家称作“经济领土”。他们一面夸耀自己的成功,认为在电气电子产业等领域“已经无需再向日本学习”,一面又在对日贸易赤字问题上思维停滞,转而批判日元贬值。当汇率管制和资本交易自由化导致汇率波动幅度加大时,“韩国不同于保守的日本,将会成为先进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报道也就转变为针对汇率变动的歇斯底里的批判,形成了针对日元贬值的批判。可是,不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就不可能形成国际金融中心,而且只要采用浮动汇率制,汇率就必然出现波动。
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日本经济摆脱通缩困境,需求得到提振,那么对于韩国而言,日本将很有可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出口增长对象国。在日元结算贸易比重较大的日韩之间,利用低廉日元筹措资金的设想也将成为可能。纵观全球,在资源开发和大型设备订单方面,日本也通过韩国相对薄弱的商社功能和银行的国际金融功能支撑着韩国企业。日韩的经济利害关系在全球层面纵横交错,已不再是韩国官员和媒体描述的那种单纯的领土拉锯战。
过激报道的情绪化言论最终会扰乱政策,演变为自损竞争力的恶果。当然,从迅速发布信息和充分履行说明责任的角度而言,日本或许还有很大的努力余地。然而,在浮动汇率制下,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与市场展开冷静的对话,而准确、客观且具有概括性的信息则是必要的基础。已经迎来新政权的韩国恐怕应该参悟一下什么才是经济运行走向成熟的必要基础,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应经到达了能够参悟的阶段。
(2013年4月10日。标题图片:在总统就职仪式中与新总统朴槿惠一同合照的前总统李明博(2013年2月25日,图片提供: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