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靖国神社与日本的战死者祭奠问题
靖国神社与战犯 走向合祭的道路

日暮吉延 [作者简介]

[2013.10.25]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每年夏季,“日本政治家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样的新闻报道总会引发争论。为什么神社会祭祀“罪犯”?“战争罪犯”指的是怎样的人?《东京审判》一书的作者、帝京大学教授日暮吉延先生将就此展开阐述。

成为国际问题的首相参拜

每年,8月盛夏到来之际,靖国神社总会引发公众关注。人们议论的话题都集中在首相和阁僚是否会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是否应该前去参拜。

2001年至2006年期间,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周边邻国强烈抗议,令人记忆犹新。或许由于这段经历给人的影响过于强烈,“后小泉时代”,再也没有任何一位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

据小泉解释称,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向不特定的众多战死者“表达哀悼、敬意和感谢之情”,并非意图美化过去的军国主义。可是,为何政府在每年8月15日主办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不会引发任何问题,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会受到外国批判,演变为国际问题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靖国神社内合祭着所谓的甲级战犯。这就是人们提出甲级战犯分祭论和废祭论的理由所在。不过,分祭甲级战犯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答案无从得知。因为靖国神社内还供奉着乙级和丙级战犯,我们无法排除他们今后也有成为外国攻击对象的可能性。总而言之,靖国神社问题的根源在于“战犯”(战争罪犯)。

因此,本文将尝试阐述靖国神社中供奉的战犯有些什么人、他们为何被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一宗教设施内、特别是合祭甲级战犯这一行为背后具有怎样的意义等问题。

甲级、乙级是一时权宜的分类

战争罪犯,指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的战争犯罪审判中遭到起诉的被告人。他们在审判时被追究的责任有以下三类战争犯罪行为(※1)

第一,将策划、准备、发动、实施、共同谋划侵略战争视为触犯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破坏和平罪”(甲级犯罪)。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尽管侵略战争属于“违法”,也不曾构成可以处罚个人的“犯罪”,因此这一直被诟病为事后法。

第二,传统的“战争犯罪”(乙级犯罪)。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法就允许处罚具有虐待俘虏、杀害占领地居民、破坏城市等违反战争法规行为之人。

第三,将针对普通民众实施的非人道行为和迫害行为视为国际犯罪的“违反人道罪”(丙级犯罪)。由于纳粹迫害德国犹太人(本国国民)及平时的行为无法按照乙级犯罪进行裁量,所以这是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全新制定的事后法。

关于“甲级”“乙级”这样的犯罪类别,尽管“级”这个日语译法会让人产生级差感,但这只不过是同盟国方面一时权宜的分类,并不意味着“甲高乙低”这样的犯罪轻重。

只有东京审判处理了甲级犯罪

在日本方面,判决“破坏和平罪=甲级犯罪”的就只有11个同盟国联合审判28名日本高官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48年)。换言之,所谓“甲级战犯”,即是东京审判的被告人。

在审判甲级战犯时,由于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参与了开战等高层决策,所以被告人均为阁僚和陆海军高官等国家军政领导人。如果按照社会地位和官衔来说,相对于被追究乙级和丙级罪行的被告,甲级犯罪的被告全都是“大人物”(此外,除了甲级犯罪外,乙级和丙级的残暴行为也在东京审判中受到了起诉)。

另一方面,各同盟国分别实施的乙级和丙级战犯审判是仅对乙级和丙级残暴行为追究责任的军事审判。比如,美国的横滨审判、英国的新加坡审判、荷兰的巴达维亚审判、中国的南京审判等。

在各国的审判中被追究责任的是虐待俘虏等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被告人多数是下级士官和士兵。据厚生省的统计显示,受到乙级和丙级罪行审判的被告人总数(公判过程中死去的人除外)为4830人。

靖国神社合祭的历史由来与期待此举的感情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战犯为何又如何被合祭到了靖国神社之中。

再说,当时人们为什么希望靖国神社合祭战犯呢?

靖国神社是将为国家殉难的英灵作为祭神(神社中供奉的神明——译注)进行祭祀的一座神社,而战争时期,众多日本军人战死前曾相约“(死后)在靖国神社重聚”。总之,被祭入靖国神社,就证明此人是殉国者,其死亡具有崇高意义。

魂断刑场的战犯们也是如此,早在盟军占领时代,那些战犯的遗属们就一直希望亲人能得以合祭。在1951年末的参议院法务委员会上,战犯家属联合团体——东京留守家族会会长今村hisa(陆军大将今村均(※2)的夫人)代为表达了遗属们的心情。

“我们都是军人遗属,但由于作为战犯被处决的亲人现在无法进入靖国神社受到供奉,所以大家感到颜面无光、心寒无奈,实在令人同情”

盟军占领时代的结束,即日本恢复主权为此带来了转机。法务省在1952年5月发布的通告中宣布取消过去将战犯与日本的法院判刑之人同等对待的相关解释,同意恢复战犯的公民权。

自1953年起,日本开展了有关公共援助的法律修订工作,将战犯的被处决死亡和狱中死亡均算作相当于因公死亡的“法务死亡”。同时,接受日本遗族会(1947年成立)等组织的请愿,厚生省(现在的厚生劳动省)与靖国神社于1956年启动了“合祭事务合作”。

涌入厚生省的旧军人势力

为什么厚生省会介入靖国神社合祭问题呢?

战前的靖国神社是由陆军省、海军省和内务省管理运营的一个特殊的国家机关,祭神名票(计划合祭人员的名单)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制作。

到了战后,靖国神社于1946年9月变为民间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第20条提出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尽管如此,由于宗教法人无法判断战死者和被处决的战犯身份,所以最终只能依赖于国家的调查能力。

另一方面,战前主管靖国神社的陆军省和海军省因占领军的非军事化政策而在1945年末解体,变为了负责处理善后工作的第一、第二复员省。之后又经历多次改组,自1954年4月起,作为厚生省内的回撤援护局(1961年起改为厚生省援护局)接管了军人及战犯的援助工作。这样一段改组的历史,使得大量旧军人涌入了回撤援护局。

祭神名票的制作流程如下所示。

(1)靖国神社向中央政府询问战死者信息。
(2)收到查询申请后,厚生省向各都道府县发出委托调查通知。市町村负责确认死者信息的具体工作。
(3)厚生省汇总调查结果,制作祭神名票,送交靖国神社。
(4)靖国神社最终确定合祭名单。

据说经过这些步骤后,1959年4月的临时大祭基本上完成了“大东亚战争相关战死者的合祭事宜”(※3)

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合祭

普通战死者合祭工作接近尾声之际,恰好迎来了战犯问题的最终解决。具体来说,截至1958年5月,此前一直在巢鸭监狱服刑的战犯全部获得了假释,并于同年末刑满释放。这样一来,战犯的合祭就愈发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

对战犯合祭持积极态度的是旧军人隶属的厚生省回撤援护局。该局顾忌舆论的反对,首先采取了“低调”合祭乙级和丙级战犯的方针,于1959年3月首次向靖国神社送交了这两类战犯的祭神名票。

当时靖国神社的最高神官是筑波藤麿侯爵(原山阶宫藤麿王)。男性皇族通常会成为职业军人,但筑波是个例外,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主攻国史学,由皇族降为臣籍后,从1946年起担任靖国神社最高神官长达32年之久(※4)

筑波与靖国神社迅速同意了合祭乙级和丙级战犯。收到名票的次月,即4月便合祭了346柱(日语中称呼牌位时以“柱”为单位——译注)。此后,截至1967年10月,靖国神社分4次合祭了共984柱乙级和丙级战犯。而且,据说合祭战犯之际,并未征求遗属的同意(也有部分遗属不希望合祭)。

然而,厚生省针对靖国神社合祭问题提供的事务支持及下发地方自治体的通知可能会与政教分离的原则发生抵触。因此,厚生省于1971年2月向各都道府县发出通知,称1956—70年的“有关合祭事务合作的各项通知均将作废”(※5)

谨慎推进的甲级战犯合祭事宜

如上所述,即便是在合祭无名之辈占多数的乙级和丙级战犯时,有关部门也十分小心谨慎。针对个个都是大人物的甲级战犯,就更是谨小慎微了。

厚生省将12名甲级战犯的祭神名票送交靖国神社,是在乙级和丙级战犯合祭工作已取得极大进展的1966年2月。这12人中有7人被处以绞刑(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还有5人(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白鸟敏夫、东乡茂德、梅津美治郎)在判决后的服刑期间病死。另外,在此阶段,接受判决前已病死的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则按照有别于这12人的标准予以处理。

1969年1月,厚生省援护局与靖国神社就合祭甲级战犯以及“避免对外公布”等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后来却始终未能实现合祭。

急不可耐的靖国神社崇敬者总代会(靖国神社的决策机关)做出合祭甲级战犯的决议,向有关方面施加了压力。做出该决议的背景原因在于他们支持东京审判全面否定论——不合祭甲级战犯“就相当于认可了东京审判的结果”。然而,关于何时实施合祭工作,则要听从最高神官的决定,作为旧皇族的筑波表现出了极力想要推迟合祭甲级战犯的态度。

最高神官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闪电行动

可是,1978年3月,筑波猝然离世。同年7月,松平永芳接任了最高神官一职。他是福井藩主松平春岳之孙、宫内大臣松平庆民之子,战败时担任海军少佐,战后归入陆上自卫队。其岳父醍醐忠重在战时官拜海军中将,在荷兰的乙级和丙级战犯审判中被处以枪决,后被送入靖国神社合祭(※6)

松平信奉必须否定“‘责任完全在于日本’的东京审判历史观”这样一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东京审判全面否定论,于1978年10月17日秘密合祭了包括松冈和永野在内的14柱甲级战犯。此时距离他上任仅3个月,可谓是一次电光石火般的闪电行动。

尽管合祭甲级战犯的事实早在次年4月就已见诸报端,但当时并未引发大的骚动。可是,终战40周年的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决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了周边邻国的激烈批判。

因此,中曾根以照顾当时中国胡耀邦政权的情绪为由,取消了次年的参拜行动。可以说,内阁总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招致外国的过激抗议和外交停滞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正是始于中曾根首相的那次正式参拜。

总而言之,合祭甲级战犯这一行为具有超越了纯粹的祭奠和安魂目的的、明确的政治意义。换句话说,靖国神社合祭甲级战犯是旨在全面否定东京审判的一项精神政策,是受宣称日本过往行为具有正义与正当性这种历史认识驱使的一项行动。

(2013年8月11日)

标题图片:国会议员们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8月15日,AP/Aflo)

(※1)^ 日暮吉延《东京审判》(讲谈社现代新书,2008年)。

(※2)^ 今村均(1886—19680)。在澳大利亚的乙级和丙级战犯审判中被判决有罪,服刑至1954年。

(※3)^ 神社本厅编《靖国神社》(PHP研究所,2012年)。

(※4)^ 浅见雅男《皇族与帝国陆海军》(文春新书,2010年)。

(※5)^ 国立国会图书馆调查及立法考查局编《新编靖国神社问题资料集》(国立国会图书馆,2007年)。

(※6)^ 每日新闻“靖国神社”采访组《靖国神社战后秘史》(每日新闻社,2007年)、秦郁彦《靖国神社的祭神们》(新潮选书,2010年)。

帝京大学教授。专攻日本政治外交史。1962年生于东京。1993年立教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届满退学。2000年获得学习院大学博士学位(政治学)。曾任鹿儿岛大学副教授、教授等职,2012年起任现职。著书《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木铎社,2002年)获吉田茂奖,《东京审判》(讲谈社现代新书,2008年)获三得利学艺奖。另著有《正确解读东京审判》(文春新书,2008年,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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