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安倍“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效性
让日本农业重获“三个自由”

浅川芳裕 [作者简介]

[2013.12.27]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安倍政权一方面在进行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一方面推出了农业发展战略。农业媒体人浅川芳裕先生将深入挖掘该战略的本质问题,提出大胆的自由化战略。

安倍政权就是否要开展谈判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一悬案做出了决断,同时又在努力谋求扩大农产品出口。

尽管这值得肯定,但实际上自由民主党安倍政权上台以来,日本的农业政策环境甚至比民主党执政时代更加恶化。笔者将首先分析这个问题。

2013年度面向农户的大部分预算都花费在农业从业者分户所得补偿制度上,这一制度完全是从前政权继承而来的(只是名称改为了“经营所得稳定对策”)。其金额高达7200亿日元。简而言之,该制度认为农业是亏损产业,应由政府对农户的所得进行补偿。尽管在野党时代的自民党曾猛烈抨击该政策,但现在却宣布要沿用至下一个年度。

安倍政权的“所得倍增战略”比社会主义还糟糕

另一方面,安倍晋三首相又推出了与所得补偿截然相悖的“农业与农村所得倍增目标10年战略”。这反而劣于民主党的政策,是一项典型的愚蠢政策。其理由有二。

第一,即使政府设定了使某个产业整体所得倍增的目标,也绝不可能实现。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政权对产业运营发号施令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从未获得过成功,均以失败告终。即便是旧共产主义世界的经济政策,也只是5年计划,而此次的所得倍增战略却是一个10年计划,时间长了一倍。在顾客需求纷繁变化的背景下,制定10年计划这一想法本身就比社会主义还糟糕。所得倍增战略的宣传口号是通过“政策总动员”来实现目标。政治家和官僚全权负责制定所有政策,全国农户只要奉命执行即可所得翻倍,这简直就是恶魔的诱惑。

第二,政策目标的指标毫无意义。这里说的指标是“所得”。听到所得倍增,可能大家会产生错觉认为这意味着农户人均所得翻一倍,但其实根本不是如此。政府用来作为指标的是统计学上表示农业总所得的“农业生产净值”。

政府宣称“最近20年,农业所得从6万亿日元减少到了3万亿日元”(安倍首相),并将此作为制定所得倍增政策的根据,这其实是一种事实认识错误。

各个产业的总所得在不同的时代会有所变化。过去20年间,就各产业GDP在日本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农林水产业和制造业分别减少了0.6%(出处:笔者依据联合国统计司“GDP/breakdown at current prices”对2011年和1991年数据进行比较后计算得出)和4.5%,服务业则实现了相应的增长。尽管如此,但是否有谁听说过服务业从业者赚得盆满钵满的事情呢?答案显而易见。总所得与个人所得的增减并没有直接联系,是增是减取决于各个农场和农场经营者。

这也并非日本特有的情况。实际上,下列国家的农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分别为英国0.7%、德国0.8%、美国1.1%、日本1.1%和法国2% (2012年,CIA World Factbook)。在此背景下,少而精的农户会配合高水平化、多样化发展的饮食市场,提高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发达国家的农户将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无论在任何时代,提高人均生产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关键在于,通过经营者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效率是否得到了改善。

为了认清真正的事实,笔者调查了农业生产力的变化情况。过去10年间,日本的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约20%,年均上升率为1.8%(1998年—2008年,日本生产力本部调查)。另一方面,农业从业者人数却年均减少了1.6%。换言之,尽管农户数量持续减少,但通过提高收获量、扩大规模和增加雇工人数,即革新技术、增加资本和增加劳动力等手段来提高生产力的农户却在不断增多。

所得倍增政策认为个人应该服从整体利益(农业总所得),这是该政策的思想根源所在。这叫做“全体主义”。这就如同持续40多年的大米减反政策,催生的无非是新型干预、新型强制手段的、将会威胁农户自由的单个政策的集合体。

“农业人口老龄化”危机论的谎言

或许有人会说“农业人口正在日趋老龄化。因此农业没有未来”。但真相绝非如此。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虽说60%以上的农业人口年逾65岁,但我们日常购买的国产农产品中,产自65岁以上农民之手的比例仅占10%(笔者依据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计算得出)。

这具有其必然性。65岁以上的农业从业者中,半数以上年逾75岁,无论精神多好,在提高生产力方面也存在局限性。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即使不生产任何农产品,但只因为拥有一定面积以上的农地就被算作了农户。

而另一方面,包括年轻人在内,受雇于个人农场和农业法人的员工逐年递增。其总人数达到了232万人(2010年世界农林业统计调查)。但仅仅是因为没有农地,农水省的统计就没有将这些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农业从业者算作农户。为了鼓吹农业危机论,这些统计肆意地散播着谎言。

避免日本农业走向崩溃的“自由化5条”

农业政策真正需要的既不是民主党时代的所得补偿,也不是现在自民党的所得倍增。而是要促进全国的农场实现健康的盈利经营,不再依赖于中央政府。那么,应该做些什么?作为具体政策,笔者提出了“日本农业自由化5条”。

① 废除针对特定作物的优惠政策。

在现行政策下,种植国家指定的特定作物(水稻、小麦、大豆、荞麦、甘蔗等)的农户将获得按单位面积发放的交付金(分户所得补偿)。尽管日本多年来一直实施该政策,力图振兴农业,但现实效果却是适得其反。补助额越高的作物,市场价格越低,种植该作物的农户亏损程度越严重。

因此,应该废除现行制度,无论种植什么,都按单位面积发放统一的金额。同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每年递减5%的补助,20年后完全停止补助。这样一来,吸引农户种植高补助作物的激励效应将消失。选择种植什么,这个重要的经营判断将由各家农户自己决定。同时,农户将主动推进技术及能力开发,在农场的经营上坚持削减成本和市场营销活动,努力实现盈利,弥补减少的补助金收入。如此一来,由于附加值增加,农场的实际所得也将增加。

②彻底废除减反政策。

全力保障“农户的种植自由”是实现①的必要条件。因此,最重要的政策转变在于彻底废除减反政策。目前,由于政府的干预,全国40%以上的水田都无法种植水稻。如果能消除这种干预,那大家就可以100%地利用自己的农地了。各农户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经营资源,最终奠定朝着增收增益型农业方向发展的经营基础。

③形成符合生产力水平的农地价格。

政府的现行制度导致日本的农地价格被人为地抬高,挤压了意图扩大规模的农户的收益结构。应该依据收益还原法,下调征用价格,设定上限。这样将会产生一种不是与不动产的资产价值,而是与农地农产品的收益性挂钩的农地市场。

④将农户背负的土地改良费债务一笔勾销。

由于农业土木特许权的存在,一些非必要的工程得以上马,迫使农户需要承担部分费用,导致财务状况恶化。作为对农户实现①—③的补偿,应将其债务一笔勾销。要转变政策,帮助农户改善现金流状况,提高其配合农场长远规划进行自主投资的能力。

⑤采取措施促进“弃权农户”“不在地主”退出,促进更多新鲜力量参与

应该引入民间主导的竞标制度,将农地与资产打包出让,以促进无意继续务农的农户尽早弃农。卖家除了农地外,还牵挂着库房、农机具、住房等农场资产的转让收益,但按照现有制度,只能由农业委员会与当地农户沟通交涉,很难找到买家。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找到比现主人更能发现农产资产价值的买家。换言之,必须要打破目前这种当地农户优先的封闭式交易方式,实现农地市场自由化,从而推动更多新鲜力量参与。

只要实现上述5条,农业从业者就可以选定符合顾客需求的作物品种,致力于经营基础的建设。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只有能够维持盈利经营的农户方可生存下来。有干劲的农户所盼望的是在实现与海外的农业自由化之前,首先实现国内的农业自由化。认为加入TPP后“日本农业将会崩溃”的论调正炒得沸沸扬扬,殊不知最重要的却是一个个农场的经营。

打破“禁区”实现食材进口自由化并下调关税

另一方面,安倍政权宣称将促进农产品的发展,而要实现这一步则必须完成重大的政策转变。

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安倍首相就一直强调“考虑到农业的未来,需要提升竞争力,出口农产品”。然而,想增加出口,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要实现作为国家贸易对象的、已成为高关税征收对象的基本食材(大米、小麦、黄油等乳制品、淀粉、砂糖、猪牛肉等)的进口自由化并下调关税。

目前,国内食品产业采购这些基本食材时,要在国际价格的基础上多支付百分之数百的关税。这就像制造业以别国2、3倍的价格采购石油和铁等物品一样。如此一来,无论日本食品的质量多高,也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因此,许多食品制造商不得不将业务转移到海外。而国内农户70%的实际需求来自这些加工业者,对于应该是受到了中央政府保护的国内农户而言,高关税赶跑了自己的客户。

像日本这样食品加工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如果能以国际价格进口原材料,那么加工产业就会获得竞争力,农产加工品的出口量也将增长。进而,作为出口型商品的原料的国产农产品的需求和竞争力也将得到激发。换言之,即使农户不直接出口,用于加工出口的国产原料市场也将大幅扩大,起到提升国内农业生产额的效果。

实际上,农业出口大国即是农业进口大国。比如,全球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美国便是全球第一大农业进口国。全球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德国是全球第三大农产品进口国,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法国是全球第五大农产品进口国。此外,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荷兰,虽然人口数量排在全球第58位,但进口额却名列全球第七。这是因为该国一方面通过农业技术革新和重点生产竞争力强的蔬菜和花卉等手段来扩大出口,一方面又以国际价格进口优质原材料在国内加工后对外出口。

恢复“三个自由”是力度最大的改革

与荷兰的自由思想截然相悖,自民党将大米、小麦、猪牛肉、砂糖和乳制品定为五项重点产品,承诺在TPP谈判中会把它们作为“禁区”,对其实施关税自由化的例外处理。安倍首相如果真想通过自由贸易来扩大农产品出口,那就应该立刻收回此项承诺(从这个意义来说,围绕TPP中农业关税的谈判越是失败,实际上就越是胜利)。

另外,安倍政权明明提出了农产品出口翻倍的目标,但用于促进实现该目标的2013年度预算仅为11亿日元,尚不足分户所得补偿预算的500分之1,这就是我国农业政策的现实状况。

无需浪费税金,又可促使日本农业获得长足发展,唯一的战略做法正是通过TPP废除高关税政策。TPP允许各方拥有10到20年缓冲期以降低和取消关税。只要让削减国内补助金的时间和降低关税的时间保持同步,我们就可以同时享受国内农业自由化和农业国际化所带来的双重利益。

综上所述,日本农业和食品产业缺少的是三个自由。即“无关税的购买自由”“无政府指令的种植自由”“任何个人和团体都可参入的农业从业自由(新进自由)”。

让农户独立,并且不要再更多地干涉食品产业的发展,这才是高唱“恢复日本往日辉煌”的安倍政权在农业政策上的最大使命。只有不善选举的政治家才会因不依赖中央政府的独立农户和食品企业增多而感到棘手。

最大的问题在于,大量这样的农水族议员(族议员指的是维护特定集团利益的议员集团——译注)通过此前的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重新活跃在政坛之上了。他们只能依靠在农业领域广撒补助金的方式来保住“票田”(有望获得大量选票的选区——译注)。

安倍首相不能因为族议员的强烈反对而在改革道路上踟蹰不前。已摆脱扭曲国会局面,建立起稳定政权的现阶段,正是为“恢复三个自由”而发挥领导力,推动农业改革的绝佳时机。

(2013年9月10日)

1974年生于山口市。媒体人。《农业商务》总编兼土豆专业杂志《Potato Culture》总编。著书有《日本是全球第五的农业大国》(讲谈社,2010年)、《日本将通过TPP成为世界第一的农业大国》(bestsellers,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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