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难以修复的真正原因

“那头‘怪物’已经失控。今年5月，当一位曾经生活在日韩合并时期的95岁老人言称‘日本殖民时代好’后，听闻此话的一名30多岁的男子愤怒地抢来拐杖打死了老人。没有亲身经历之人竟用暴力扼杀了亲历者之言，这就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反日怪物。”

实际上“反日”游行规模日趋缩小

2012年8月，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登上竹岛（韩国称独岛——译注）以后，日本对韩国的“反日”活动的关注度提高。前面一段文字引用的是日本新闻节目（2013年11月9日播出的TBS“信息7days Newscaster”）中的解说词，媒体上几乎天天都在介绍各种反日活动，报道他们做了何等过激的行为。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针对目前横亘在日韩之间的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韩国政府态度强硬的确是一个事实。众所周知，朴槿惠总统自上任以来，一直拒绝与日本举行首脑会谈，日韩两国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韩国媒体的报道也呈现出相同的倾向，充斥着批判安倍政府“右倾化”的严厉措辞。如表1所示，日韩之间发生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纠纷的频率也显著上升且具有长期化的趋势。

表1 朝鲜日报中有关领土问题及历史认识问题言论的变化情况

注：此表依据朝鲜日报报道数据库（截至2011年2月4日）信息制作而成 ，反映了在所有包含“日本”一词的报道中，包含有关历史认识争议和领土纠纷的“用语”所占的比例（100%=1.00）。黄色：比例最高的时期，蓝色：比例次高的四个时期（出处： Kimura Kan, “Discovery of Disputes: Collective Memories on Textbooks and Japanese-South Korean Relation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ume 17, No.1, Spring 2012）

但若要说这是否反映了韩国“反日”运动高涨，情况则未必如此。事实上，从中长期来看，“反日”游行的参加人数处于减少的趋势。与偶尔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的中国不同，今天的韩国大概已看不到万人空巷的大规模“反日”游行场面。

与上世纪80年代以前动辄超过数万人规模的游行相比，其意义便不言而喻了。就现阶段韩国“反日”游行的规模来看，就算在每年8月15日，即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解放日那天，游行规模也不过勉强超过千人。游行组织者甚至为没有召集到想象中那么多参加者而扼腕叹息。

通过与针对其他问题的游行进行比较，我们也能看出“反日”游行的规模之小。比如，2008年李明博政权时期爆发的“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游行”，人数最多时高达数十万。针对今年曝光的情报机关涉嫌干涉2012年总统选举的抗议游行，也有数万人规模。

与这些游行相比，“反日”甚可谓是冷门的游行主题。进而言之，据说2011年包围富士电视台的“反韩流”示威游行人数达3000以上，远大于韩国的“反日”游行规模。无视这些情况，夸大评价韩国的“反日”运动是很危险的。

对两届安倍政权表现出的温差

那么，韩国发生了什么呢？尽管安倍晋三2013年是继2006年以来第二次登上首相之位，但韩国政府和媒体对“安倍政权”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韩国政府和媒体均将其诞生视为改善小泉政权下出现恶化的日韩关系的突破口，曾对其抱以好感。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安倍对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的态度在此七年中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安倍早在第一次执政之前就一直高喊“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多次对河野谈话及村山谈话提出质疑。针对领土问题的态度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事实证明第一次安倍政权在竹岛问题上表现过和解态度。

那么，2006年与2013年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否在于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韩国政府和媒体对历史认识问题及领土问题尝试了妥协呢？事实也并非如此。2006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曾在选举承诺中提出“要重新审视历史认识”，甚至命令“不惜将船撞沉也要阻止”小泉政权派往竹岛近海的勘测船。即便是与保守派政治家朴槿惠对比，拥有进步政治理念的卢武铉与安倍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也还是很大的，两人不可能轻易展开对话。

尽管如此，韩国政府和媒体对第一次安倍政权还是采取了和解态度。原因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当时韩国意识到无论在经济还是安保方面都“需要与日本合作”。

对日和解路线的背景原因：忧虑金融危机卷土重来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经济上的重要性。图1展示了日美中三国在韩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显而易见，日本的比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长期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日本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一直在降低。需要留意的是，日本经济对韩国的重要性降低，并不是由于九十年代后日本经济低迷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观察可以确认，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极度繁荣时期在韩国贸易活动中所占比重也已经下降，以及美国所占的比重也以平行状态呈现同样的下降趋势。

换言之，日本对韩国经济重要性的下降是由于韩方原因而非日方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过去在冷战格局下，除了日美两国外，当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分裂国家韩国无法找到其他实力强大的经济贸易伙伴。然而，冷战结束后，和中国等原来的东方阵营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成为可能，随着韩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国际化，韩国的经贸伙伴数量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使得韩国对日美两国的依存度大幅降低。

然而，这还是不足以解释2006年与2013年的差异。因为早在2006年，日本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就已经开始下降，似可以认为，韩国已不存在顾及日本的理由。在分析这一点时需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是，2006年距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10年时间。当时的韩国依然担心金融危机卷土重来，正因为如此，卢武铉政权也不得不选择了与总统自身意识形态倾向看似完全相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了防范或将卷土重来的金融危机，与日本这个亚洲经济大国保持融洽关系，对当时的韩国来说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从“假想敌国”转变为“最重要的友好国家”

在思考卢武铉政府与朴槿惠政府的差异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安保方面的变化。比如，卢武铉政权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安保战略叫做“均衡者论”。意思是作为一个均衡者周旋于对立的美中之间，凭借韩国自身力量防范东北亚地区的安保危机。

这里有两个重要情况需要注意。第一，乍看这种论调像是意欲在美中之间取得中立立场，但同时它又是以“美中对立”为前提的。

第二，卢武铉执政时期美韩关系出现恶化。2003年，美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还调走了一部分部署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上的陆军兵力。2006年，朝鲜举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南北关系恶化，韩国所处的安保环境实在难言乐观。

安保领域的危机自然变成了当时韩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和解政策的一个动机。因为朝鲜半岛一旦陷入严重的安保危机，为驻日美军提供了大量基地的日本就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韩国媒体，尤其是高度关注安保问题的保守媒体，都将原本意识形态应该比小泉更加“右倾的”安倍就任首相一事视为修复日韩关系的绝好机会，试图加以利用。

可是，情况在2013年发生了重大变化。朴槿惠是韩国国内著名的“亲华派”，从当选总统之初便反复重申重视中国的政策。于是，中国在该政府中的重要性不仅凌驾于日本之上，而且达到了与美国这一盟友不相上下的高度。中国政府也积极支持韩国诞生的“亲华政权”，朴槿惠访华期间受到了历任韩国总统不可比拟的高规格礼遇。

说得直白一点，应该说朴槿惠政权对中国的定位不是“假想敌国”，而是“最重要的友好国家”。而且，就美中关系，朴槿惠政府也更愿意将其定义为非对立的共存关系。

日本是“障碍”，韩国不惜与美国保持距离

中韩关系的改善，还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的对朝政策。金大中和卢武铉政权时期，韩国对朝鲜采取的是积极的和解政策，而李明博政权时期则与日美同步采取了强硬政策。然而，看似不同的这两种政策也存在共同点。那就是中国从中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都将中国视为影响韩国统一政策的干扰因素，并且是在对朝施展影响力方面的竞争对手。

相对于此，当前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将中国定位为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这种韩国安保政策的变化还对日本的定位带来影响。如果不将强大中国视作对抗关系，那么在这一前提下韩国主要应该防范的是朝鲜，较之朝鲜，韩国在常规武器层面保持着较大优势。当然，针对朝鲜拥有的核武器需要另行防范，而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足以应对。既然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就没有必要特别顾及拥有驻日美军基地的日本。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在尖阁诸岛（钓鱼岛——译注）问题上同中国对立的日本甚至是一个障碍。因为万一尖阁诸岛问题激化，将美国卷入其中，那么以与美中两国保持紧密关系为前提的韩国政府的安保政策将从根本上被颠覆。有鉴于此，对于韩国政府而言，与日美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的关系莫如说更为有利。这恰恰是朴槿惠政权面对美国也毫不犹豫地抛出历史认识问题责难日本的理由所在。

并且，朴槿惠政权的政策得到了韩国保守媒体的大力支持。目前，中国在韩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已接近25%，这一数字甚至比日美两国的合计还大。在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韩国，该数字相当于超过韩国GDP四分之一的规模。经济上对中国的这种依赖，导致韩国的商界愈发重视对华关系，并促使与商界保持紧密关系的保守媒体改变论调。

实际上，过去多见于韩国保守媒体中的防范中国的论调近年来彻底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与中国友好关系重要性，它已占据了媒体主流。朴槿惠保守政权受到这种保守媒体动向的影响是理所当然之事。

韩方的修复两国关系“机制”已失灵

重要的是，在两届安倍政府间隔的短短7年中，韩国所处的环境已发生了巨变；其间，日本对韩国的重要性严重削弱。这种情况必然会增大日韩两国间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频发的可能性。图2所示的模型或许能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地理解这种状况。在韩国，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降低。因为曾受到殖民统治的一代人将会退出舞台，随着社会的成熟，舆论的关注对象将趋于多样化。所以，参加各种“反日”活动的韩国人将来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注：纵轴代表各方的“重要性”，横轴代表“时间的流逝”。当日本的重要性低于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重要性时，就容易发生纠纷（笔者制作）

然而，相对于反日人数的下降，日本对韩国重要性的下降速度要快得多。比如，对于七十年代的韩国来说，日本在经济和安保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即便发生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人们也会立刻着手修复关系。因为那时存在一种即使有悖于民族主义感情，也应该维系的具体利益。可是，在日韩关系的重要性已经降低的今天，这种机制就不再发挥作用了。

纵然人们对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的关注在减少，但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韩关系的重要性降到一定程度以下，那些畏惧在民族主义感情面前首当其冲的人们就不会积极尝试修复两国关系，因为那样做是得不偿失。无论日韩关系如何恶化，或者参加“反日”运动的人数变得何等之少，朴槿惠政权依然不会动手修复日韩关系，用这个逻辑框架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其中的原因了。

开动脑筋，发挥日本的潜在影响力

这样来看，日方应做的工作就一目了然了。既然目前的状况并非是由总统个人或特定媒体的特殊原因造成，而是韩国周边国际环境的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结果，那么继续采取过去的老办法就没有意义。从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之初的失败也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当时的安倍政府宣称日韩两国是共享自由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向韩国传递了“价值观外交”的意愿。

可是，这种意愿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受到朴槿惠政府的欢迎。因为它必然暗含对不同价值观的中国保持对抗关系之意。对于重视对华关系的朴槿惠政权而言，这犹如在被迫接受一个“效忠”测试，而韩国政府不存在应该“效忠”的任何理由。

结果，我们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引导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问题得到解决，降低其重要性；二是在其他方面提升日本对韩国的重要性。假如日本的国内形势导致前者难以实现，那么能做的就只有后者了。我们不能忘记日本依然是经济规模排名世界第三的“大国”，理应大有可为。比如，选择之一是促成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订，充分利用自身的巨大市场；此外，积极针对美国开展工作，使韩国军队更深地融入日美同盟之中，为他们提供更高级别的安保框架，这也是一个办法。

球，在日本的手中。笔者认为，现在是考验我们智慧的时候。目前需要做的，是开动脑筋思考如何利用日本自身的潜在影响力来改善双边关系，您认为呢？

（2013年12月11日）

标题图片：一名男子在首尔市内的日本大使馆门前宣读针对日本主张拥有竹岛主权的抗议书（2013年11月30日，Yonhap／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