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韩战略铁三角：新的威胁与合作可能性

日美、美韩之间的重要同盟关系

东北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同时也最具危险性的地区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和韩国等本地区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增长超过130倍，仅在过去10年间便翻了一倍以上。军事力量方面，除了美军在前方部署的大量兵力和超过1100万人的预备役兵力以外，本地区拥有300万人以上的现役兵力。此外，不算美国的话，本地区存在3个有核国家（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两个潜在有核国家（日本、韩国）。而且，包括导弹武器在内，主要国家的作战部署能力实现了快速提升。

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和韩国签订了正式的相互合作安全保障条约，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双边同盟关系。可是，太平洋地区整体安保体制这个大环境中的日美及美韩这两大长期同盟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承担着略有不同的使命。在北纬38度附近的军事分界线两侧，韩国与朝鲜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这个阵地前沿尚未通过正式的和平条约实现稳定。正如近年来发生的韩国海军警戒舰“天安”号沉没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所反映的那样，朝鲜虽然经济力量薄弱，但完全没有改变其强硬态度，因此，驻扎在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DMZ）以南地区的美国陆军和空军的威慑力对维护和平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日本，美军虽一贯保持低调，却扮演了战略意义极为重要的预备部队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日本不仅成为美国目前唯一一支在本土以外地区部署基地的航母机动部队（航母打击群）的母港，还接纳了美军中仅有三支的海军陆战队远征军中唯一常驻海外的一支。从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海湾战争）和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伊拉克空袭）等大规模危机应对行动到2004年苏门答腊岛海域地震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救灾行动，除了在局势不稳定的日本周边地区发挥防卫功能外，驻日美军还在全球安保领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因日韩分歧而变得举步维艰的三国安保合作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韩国、美国在安保方面共同面临的威胁比较明确，主要是遏制朝鲜，避免重蹈朝鲜战争（1950-53年）覆辙。东北亚地区20世纪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在日韩之间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政治体制的差异也导致两国难以展开合作。但即便如此，由于当时都面临朝鲜这个近在咫尺、几乎共同的安保威胁，所以两国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低调的“虚拟同盟（事实上的同盟）”。然而，最近20年来，出现了三股新动向，导致日韩两国在国家安全保障需求上的差异凸显出来。于是，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作为其盟友的日本和韩国来说，三方合作这样一个课题都变得更加重要而又更加困难了。

第一股新的重大动向是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加强了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参与。1992年以前，韩国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双边贸易规模也很小。可是，现在中国已成为占韩国出口额比重达25%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而位列第二的美国所占比重仅为10%。此外，中国是朝鲜唯一的实质性后盾，中国企业已成为包括韩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与朝鲜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桥梁。中国不断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深入参与南北朝鲜问题的行为已成为制约日美韩三国关系的重大间接因素，尽管这主要涉及的是政治经济领域，而并非直接的安保问题。

日美韩安保铁三角所面临的第二个威胁与朝鲜自身的变化有关。朝鲜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具压迫性的体制之一，虽勉强避免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但经济却日趋脆弱。不过，即便是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朝鲜依然坚持发展军事技术，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并不断提升着跨沿岸海域部署大规模战斗力的能力。对日本而言，朝鲜开发“大浦洞”弹道导弹的行为构成了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对韩国而言，朝鲜经济的疲软是未来的重大不安因素。一旦朝鲜突然崩溃，虽有可能导致南北骤然统一，但韩国政府至少不得不向居住在非军事区北侧的民族同胞开展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换言之，针对朝鲜潜在威胁的性质，韩国与日本思考问题的视角和动机已经出现了差异。

东北亚地区的第三个重要变化与日韩的经济关系有关。尤其是2013年以后，两国经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与韩国在以汽车、电机等耐用消费资料为中心的多个产业领域展开了直接竞争。安倍经济学释放出的头两支箭（货币及财政宽松政策）正不断激发日本经济的活力，但与此同时，汇率反转这样一种间接性的机制又在韩国的发展道路上投下了阴影。由于日本采取了面向国内的货币宽松政策，日元兑美元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持续下滑，导致韩元计价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失去了竞争力，韩国已为此愈发焦躁。

为了改善日美韩三国之间的关系

不言而喻，在中国日益崛起，朝鲜所构成的安保威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日韩关系的稳定以及日美韩三方合作关系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作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保伙伴，无论遭遇怎样的政治逆流，三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都符合日韩两国的战略利益。为了改善三国之间的关系，以下三项重要工作亟待展开。

首先，美国应以自2008年起每年召开日美韩防务会谈（DTT）为立脚点，积极鼓励日韩两国更多地参与到以海洋领域为中心的、广泛的多边安全保障构想框架中。就近期来说，今后有必要继续实施和加强美韩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2013年10月展开的联合搜救演习。日韩也应该参与其他军事演习，尤其是海空假想事态演习，如有需要，驻日美军也可加入其中。从促进日韩增进信任及开展合作的角度来考虑，也可以有效利用诸如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RIMPAC）这种多边演习。

其次，应该探索能否扩大日韩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合作领域。过去半个世纪，东盟（ASEAN）各国获得的ODA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日本，对于至今仍在接受大额援助的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等东盟四国来说，日本已成为最大的实际援助国。由于韩国对东南亚的援助额也很大，所以只要在策划援助项目时妥善地选择援助对象，避免竞争，就可以在多国甚至是两国之间加强相互合作的态势。或许可以首先从风险较高，却又能让民间企业广泛受惠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方面着手实施。

最后，应该积极开展日美韩三边防务对话。可将导弹防御，尤其是针对朝鲜新威胁的防务，以及海上警备列为优先领域。作为防务对话的补充，应该重点针对中东、东南亚、东支那海（东海——译注）、南支那海（南海——译注）相关外交课题举行三方磋商。针对航行自由，以及反对突然恣意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行为，日美韩也应该具有共同的关切和应对办法。

努力避免日韩历史问题产生消极影响

当然，历史给日美韩的铁三角，尤其是日韩关系投下了阴影。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积极加以应对，避免给三方合作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从官方角度进行斡旋的做法就是妥善之举。如果通过官方途径加以干预，美国政府就会受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强大压力，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可能会伤害重要的东北亚双边同盟关系中的一方，甚至是两方。尽管如此，除了包括拥有政策设计经验的美国有识之士在内的、所谓民间层面的“第二轨道外交”的努力外，美国政府为深化日韩关系而发出的平静呼吁与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友好盟国或东盟各国作为第三方开展的第二轨道外交努力形成合力后，也有可能产生显著的效果。考虑到目前日韩经济关系的微妙状态，日本或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挑衅性言行难免对其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必须谨言慎行。

综上所述，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形势的不明朗化导致日本、韩国和美国共同面临的重大安保隐患日益升温，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盟友的日韩两国，针对朝鲜威胁的性质和程度存在不同的理解，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动机差异越来越大。随着朝鲜作战部署能力不断提升，美国的忧虑情绪日益加剧。美国政府急于扩大三国合作也是理所当然之事，现在推进这一政策课题可谓正当其时。

（2013年12月4日，原文英语，标题图片：在2013年6月举行的日美韩防长会谈上，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左）与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中）、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镇（右）集体握手　摄影：Wong Maye-E／AP Photo／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