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从宗教解读日本
对于日本人而言“神(kami)”是什么?

桥爪大三郎 [作者简介]

[2014.06.03]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提到宗教,多数日本人或许会联想到“神”和“佛祖”。尤其是“神(kami)”,早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信仰对象。从古代到近代,日本人到底是如何看待神(kami)的呢?

God、神、kami

God在日语中被译为“神”,念作kami。或许这正是产生错误的根源。让我们把God、神和kami的概念区别开来加以思考吧。

God指的是一神教的神。因为其具有唯一性,所以按照英语的习惯,首字母要大写。如果首字母用小写,god的意思就变成了遍地存在的多神教的神。

用汉字书写的神,就是中文的“神”(shen)的意思。精神、神经的神指的是人类的精神现象。虽然它也可以表示神,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绝对不高。地位最高的一般称作天或者上帝。

简而言之,日本自古以来的kami就是人格化的自然现象。《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代日本的神话史书中出现的kami和神社内供奉的kami自不待言,太阳、月亮、风、雨、海、大树、岩石、动植物,甚至人类,所有超凡之物都是kami——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对日本的kami做出了这般定义。他认为,凡是能给予人类“哀愁”和感动的都是kami。

对于抱有这种思想的日本人而言,这片国土拥有丰饶美好的自然环境,是一个kami无处不在的kami之国。虽然将kami之国翻译成外语时会被人误解为一种狂热的国粹主义的表现,但其本意并非如此。

各种要素浑然一体所形成的神道

我们将日本自古以来祭祀kami的信仰称作神道。

古代的神道是怎样的呢?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所以详细情况不得而知。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当时是否有一个成系统的实态,以致可以称之为神道。恐怕当时的神道只是混杂了各种要素。比如,

  • 生活在狩猎和采集阶段的绳文时代的人们崇拜自然的习俗是神道意识的深层源流。
  • 开始种稻的弥生时代的人们崇拜作为土地生产力象征的土偶,并接受了朝鲜半岛的萨满教。
  • 从中国传入的青铜武器和青铜镜成为了首领们的祭具和法器。
  • 源自中国的易、天文历法学和神仙思想在统治者的祭礼和葬礼中得到了反映。
  • 各地的地域共同体和豪强部落纷纷修建神社,供奉各自的氏神。

这些要素开始浑然一体,并被人们意识为神道,是在佛教传入日本后,因为人们意识到这种传统信仰与佛教是存在差异和抵触的。

在与佛(佛陀)的对比中产生的kami观念

佛教是乔达摩・佛陀(释迦,生于公元前6世纪或5世纪前后)在印度创立的宗教,拥有数量庞大的文字资料和精密周至的理论。由于传入日本的佛教是经由中国传入的中国化佛教,所以资料(典籍)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汉译佛典,宗教团体的组织和运营也带有中国色彩。日本人就是这样了解到的佛(佛陀)的,然后对照佛,形成了kami的观念。

对比佛(佛陀)与kami,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佛陀是开悟之人,是有生命的。佛陀早已脱离轮回,死后将不复存在。kami不同于人类,是人类的祖先,有可能是活着的,也有可能是已经死去的。
  • 佛陀是男性,且保持单身。而kami则有男有女,且可以结婚。
  • 佛陀虽然塑造佛像安放在寺庙之中,但佛陀并不存在于寺庙内。kami不会制作神像。神社里虽然会安放“依代”(kami依附之物),但kami并不存在于神社中。

佛教、律令制、天文历法、医药和建筑等源于中国的高层次文化,都是当时统治阶级用于确立权力和威信的工具。被移植到日本的佛教是如何与神道实现割据共存的呢?

大和政权编织众神故事与贵族皈依佛教

据传3世纪前后在现在近畿地区形成的大和政权,面对各霸一方的豪强部落,建立了以天照大神为祖先的部落(天氏)独占祭祀权的同盟,由此确立了统一政权。此前,各霸一方的豪强部落都各自拥有尊为祖先的固定的kami(比如,出云的大国主)。通过编织这些神祇和谐共存的神话,同盟得以形成。

8世纪时,《日本书纪》、《古事记》汇编成书。按这些书籍所述,天照大神是众神中的主神,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独揽祭祀权和统治权。结果,天皇家族以外的豪强部落全都被剥夺了祭祀权和统治权。但即便如此,与以色列民众将耶和华作为唯一的God,建立了排斥其他神祇的一神教相比,大和政权的特点在于其并不排斥众神,而是给予了他们从属于天照大神的相应地位。众神的共存就意味着豪强部落的共存。

佛的特点在于其与众神无关,并不从属于天照大神。因此,在天皇独揽祭祀权,神道被重新加工成为统治权的依据的背景下,权力遭到剥夺的豪强部落得以自由地信奉佛教。各地的豪强部落聚居到大和地区,世袭政府官职和土地(庄园),形成了贵族。贵族大多皈依了佛教,修建寺院,祈祷来生可以往生至极乐世界。死后往生成佛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同于神道的一种新思想。而另一方面,作为在贵族及寺院、神社的庄园内劳作的农民们而言,对本土众神的传统信仰比佛教更加贴近自己的生活。

神道与佛教,生死观不同

日本人过去是如何看待死后世界的呢?

有的人认为死后将回归山岳。有的人认为将去往地底(黄泉之国)。还有人认为将远赴海的彼岸(常世)。大家都抱有“死乃不洁之物”的观念,模糊地认为死者将去往远离部落的某个地方。没有人相信佛教的轮回思想。同时,死者会成为恶鬼留在地狱这样一种中国式的观点经道教和佛教传入日本后,也逐渐流传开了。

天皇要祭祀天照大神,祭祀众神,祭祀天皇的祖先。尽管这种祭祀仪式模仿了中国统治者的礼法,但将死去的祖先作为kami加以祭祀的做法却是日本特有的。日本人认为,死者在远方的某处净化“不洁”后,就可以成为kami。

佛教则认为,人是在不断轮回中追求成佛的修行主体。死去的人马上就会转生为另一个生命,再次活在这个世界上。认为死者的世界和灵魂都不存在。换言之,关于人的死亡这一问题,佛教与神道的观点截然不同。

尽管如此,佛教为何还是蔓延开了呢?

镰仓至江户时代,不再区分kami与佛

平安时代,有人提出了本地垂迹说,主张日本的众神都是印度的各种佛和菩萨在日本变形的化身。换言之,kami即是佛。到了镰仓时代,这已成为日本民众的广泛共识。

既然kami等同于佛,那么无论参拜kami还是佛,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区分神社和寺院了,也没有理由区分佛教和神道了。此后直至江户时代终结,日本人始终没有严格地区分kami和佛。

如果人死了会变成kami,那么也可以变成佛。佛教中的净土宗追求摆脱轮回,往生极乐。阿弥陀佛在其修行时代,曾立下宏愿,要普渡世间众生到他的佛国(极乐净土)。若能往生极乐,就相当于离佛位只有一步之遥(一生补处)了,所以能否往生这一点至关重要。死→往生→成佛,这样的教义促使“人死即可成佛”的观念广泛传开。

日本人普遍的生死观就此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具体说来就是这样:

  • 人死后会变成灵魂,在离世地点的周围徘徊一段时间。
  • 然后,渡过三途河,去往冥界,进而成佛(或者kami)。
  • 如果对现世还抱有强烈的执着和怨念,就会成为幽灵,无法成佛。
  • 生前作恶者将被罚堕入地狱,受尽阎魔大王和恶鬼的折磨。
  • 死者将在盂兰盆节期间回到家中。
  • 人们给祖先请法号,在佛坛供奉牌位,并在牌位前敬香。

但仔细想想,这既非神道,亦非佛教,而且内容上自相矛盾。

形成尊崇天皇的民族主义

江户时代,幕府禁止基督教,强制要求所有日本人都必须信仰佛教。具体做法是让各家确定宗派,然后到附近的寺院登记(檀家制度)。而僧侣实际上已不能再从事葬礼以外的其他活动了。另一方面,幕府鼓励武士们学习属于儒学流派之一的朱子学。

朱子学也渗透到了町人(城市工商业者——译注)和农民的上流阶层。强制人们信仰佛教,又鼓励学习朱子学,幕府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自己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

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朱子学是一种反佛教的思想理论。它否定轮回和灵魂的存在。同时,它认为只要做学问,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统治阶级,这就等于否定了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

此外,朱子学重视效忠正统政府(统治者),由此形成了尊天皇而非将军为真正统治者的尊皇思想。换言之,朱子学在潜在意义上具有破坏江户时代统治体系的可能性。山本七平在《现人神的创作者们》中详细阐述了这一逻辑。

朱子学催生了主张恢复“孔孟之道”(孔孟即孔子和孟子)的原教旨主义派的伊藤仁斋的仁斋学和荻生徂徕的徂徕学,由此派生出了采用原教旨主义形式解读日本古典资料的国学。作为国学核心人物的本居宣长撰写《古事记传》,重新构筑了《古事记》所描绘的无文字社会的日本,主张当时已有政府,人们服从于天皇。这种对天皇的服从并非朱子学教义训练出来的,而是源于人们自然的心情。如此一来,就向全体日本人敞开了加势尊崇天皇这种民族主义的大门。

开辟了通向国家神道之路的平田神道

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期间,促使日本人对kami的看法发生了巨大改变的是平田笃胤提出的平田神道。

自称是本居宣长弟子的平田笃胤在研究神道后,提出了以下观点。人死之后,既不会成佛,也不会赴黄泉,而是会成为灵。尤其是为国捐躯者的灵将成为没有污秽的英灵,守护后世的人们。有人说,平田笃胤是在偷偷阅读当时的禁书汉译圣经后,从基督教教义中学到了这种具有创新性的思想(每个人都有灵,即便死后也永远不会失去其个性)。

既然每个人都有灵,那么即使所有日本人都通过檀家制度与佛教捆绑在了一起,需要举行佛教葬礼时,也完全不妨碍人们举行神道式的慰灵仪式。人们可以祭祀战死者。拥立了明治政府的政府军采用了平田神道,为战死者举行英灵招魂仪式。1869年(明治2年),在东京的九段设立了招魂社,这后来成为靖国神社。这是一个由陆海军管理,用于祭祀明治维新志士和战死者等为国捐躯者英灵的设施。为国牺牲的普通人将变成kami,在这座神社内受到供奉。欧美的媒体在报道中称靖国神社为“战争神社(war shrine)”,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实际上,这个设施的作用类似于革命纪念碑或无名战士墓。

平田神道与靖国神社起到的效果是培养出了一批愿意为国捐躯的近代型国民。事到如今,神道和佛教已经势必分离。于是,在幕府末期至明治维新期间出现了废佛毁释和神佛分离的运动。在政府的领导下,神社与寺院被明确区分开来,不再允许概念上模糊不清。伴随明治维新,诞生了由政府主宰的国家神道。文部省表达了“由于神道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所以它并非宗教”的见解,强制要求所有日本人信奉国家神道。

基于“逝去之人将成为kami”这一思想,明治时期以后日本修建了好些新的神社。比如祭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祭祀陆军大将乃木希典的乃木神社、祭祀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东乡神社(乃木和东乡二人均因指挥过日俄战争的战斗而广为人知)、以及祭祀各县籍贯战死者的护国神社。甚至还发明了将天皇照片作为“帝王圣像”发放到各所学校,让学生向其礼拜,或面向皇居方向遥拜的做法。这就是将天皇作为“现人神”的皇民教育。

战后,占领军禁止推行国家神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占领军下令禁止推行国家神道。靖国神社以民间宗教法人的形式存续了下来。或许,英灵或人死后成为kami这样的思想也原封不动地留在了战后日本人心中。

日本人肯定意识不到自己是如何看待kami的,也无法向第三者说明。认清自己在思考些什么、信仰什么。这是日本人至今尚未完成的课题。

社会学家。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1977年,取得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曾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写作活动,1989年开始担任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1995-2013年任该大学教授(社会学)。著书有《语言游戏与社会理论》(劲草书房,1985年)、《佛教的言说战略》(劲草书房,1986年/samgha文库,2013年)、《知晓世界的宗教社会学入门》(筑摩书房,2001年/筑摩文库,2006年)、《不可思议的基督教》(讲谈社现代新书,2011年)、《快活佛教》(samgha新书,2013年)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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