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在走向保守化、右倾化吗?

“右倾化”的幻影——现代日本所呈现的国际主义与排外主义

政治外交 社会

围绕日本的“右倾化”,日本国内外媒体正展开热议。“右倾化”是否准确反映了日本的现状?本文作者将剖析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仇恨言论等所谓的“右倾化”现象的本质。

重读“右倾化”论

近来,日本当下的“右倾化”倾向已经成为日本国内和海外媒体时时评论的对象。比如,《华尔街日报》(电子版,2014年2月26日发布)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亚洲地区关系紧张导致日本民族主义抬头”(Tensions in Asia Stoke Rising Nationalism in Japan)的长篇署名报道。该报道一方面指出不仅《WiLL》等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杂志热销,露骨侮蔑中韩两国的书刊大量涌现,而且持此类政见的候选人还会在选举中赢得较多选票,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社会的“集体情绪”(collective mood)。

另一方面,报道刊登了安倍晋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照片,还指出日本首相辅佐官对批评参拜行为的美国政府进行了反驳。虽然文章说日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主义国家,战后为国际和平做出了长期贡献,即使民族主义情绪过度高涨,日本社会也会因为钟摆效应反向回归。但文章的结尾处却介绍了一位主张日本应拥有自主核武器的民族主义年轻议员的言论。于是,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就正如其标题所示,是批判性地强调了当下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右倾化”(rising nationalism)。

从日本国内媒体来看,比如在具有代表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的数据库中,搜索包含“右倾化”一词的报道就会发现,2014年以来,相关文章数量急剧增多。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观察舆论调查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国防问题,国民总体上更加关注社会保障和经济改革,还谈不上整个社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至少从纸质媒体的动向来看,形成了一面是某些出版社试图通过反华、反韩题材增加发行量,一面是部分报纸和杂志将之视为危险的民族主义加以批判这样一种格局。在与社会现状处在不同层面的公共言论这一领域,“右倾化”恐怕确实成为了一个重大话题。

专为批判安倍政权的“右倾化”论

不过,虽说都在批判日本的“右倾化”,但《华尔街日报》和日本国内媒体的着力点似乎有所不同。前文提到的报道重点关注的是反华、反韩的杂志和书籍热销,以及赞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神风特攻队的电影大受欢迎等社会上的排外主义运动。考虑到欧洲许多国家都面临移民问题引起的排外主义运动高涨,作为相似的现象,日本国内的排外主义受到关注或许也是理所当然的。在东京和大阪爆发的辱骂韩裔及朝鲜裔居民的民族主义团体示威游行,即“仇恨言论”问题想必也会是此类海外关注的对象。

与之相对比,日本的报纸和杂志警示的“右倾化”,相较于社会的动向,莫如说其关注点更偏向于安倍晋三内阁的政策,或者说得再极端一点,更偏向于安倍首相的个性。当然,海外媒体方面,中国和韩国的报纸和杂志也一直在猛烈抨击安倍政权的民族主义性质。然而,作为批判安倍政权乃至历届日本政府的表述,东亚各国对“右倾化”的批评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日本媒体集中攻击安倍政权“右倾化”的势头高涨似乎就有点不同寻常了。安倍政权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内阁以来,唯一一届因宣扬民族主义思想而遭受如此强烈批判的政权。

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不意味着“右倾化”

当然,出现这些批判的原因在于,安倍首相本人多年以来作为政治家一直高唱“美丽国家”和“摆脱战后体制”等论调(虽然具体内容并不明确)。就第二次安倍内阁来说,首相参拜了供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判定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的确是罔顾过去的侵略责任、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遭到批判也是无可奈何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在对日本“右倾化”表示忧虑的语境中批判现在的安倍政权也不算无的放矢。

可问题在于,就连并非单纯源于首相个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或爱好的政策也被一律视为政权“右倾化”的表现而遭到了批判。一个例子就是,接手此前民主党政权力图解决的课题并最终完成制定工作的特定秘密保护法也遭到批判,舆论几乎把它当作战时的治安维持法的翻版来抨击。不过,我在这里想选取安倍政权力图修改关于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国宪法第9条的政府解释这一点进行一番分析。不仅是安倍政权,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部一直都在争论是否应该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而言,这绝非“右倾化”的首相强行推出的提案。

政治哲学家南原繁在制定宪法时抛出的问题

而且,回顾战后的思想史会发现,早在宪法制定之初就已经存在一种意见,认为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做法其实更符合日本国宪法提倡的国际协调主义精神。当年,宪法草案接受国会审议期间,时任贵族院议员的政治哲学家南原繁(1889-1974)对政府提出的质询(贵族院全体大会,1946年8月27日)中就明确地提出过这一观点。南原是提倡以伊曼努尔・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为典范的和平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因在冷战时期热切呼吁东西方阵营和平共存以及日本保持中立而闻名于世。

南原在质询中对日本国宪法第9条做出的放弃“战力”(war potential)之规定提出了疑问。作为理由而言,他首先担心的是该规定将否定国家的自卫权。但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若要贯彻宪法在序言中提出的“任何国家都不得只顾本国而不顾他国”这一国际协调主义原则,就必须让日本也可以参加集体安全保障行动。假如日本将来加入联合国该怎么办?他提出了如下问题。

“各成员国都有义务为联合国的兵力组织提供兵力。我想问的是,日本将来加入联合国时打算在放弃这些权利的同时放弃义务吗?如此一来,日本将永远依赖于他国的善意和信义而生存下去,莫如说恐将陷入东洋式断念主义。进而言之,为拥护人类的自由与正义而抛撒血汗、互帮互助,共同为建立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样一种积极的理想恐怕反倒将被放弃。”(《南原繁著作集》第9卷[岩波书店,1973年]收录)

宪法的国际协调主义与集体自卫权的思想谱系

当然,南原是在预测联合国安理会有效运转,联合国军将被切实建立起来这一背景下发表的这番见解,其见解并非与现在关于集体自卫权的争论完全一致。南原对宪法第9条恐将彻底否定自卫权的担忧也与人们现在对宪法的通常理解迥然不同。

然而,当我们从宪法序言提出的国际协调主义原则出发来解读第9条时,就会发现如果只允许行使个体自卫权,而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那么就不仅会导致解释缺乏连贯性,甚至还会断送宪法专门提出的“积极理想”。南原的质疑也将这样的讯息传递给了现代人。可以行使个体自卫权却不能允许集体自卫权,或者保留集体自卫权却不可以行使,这样的论调是不成立的。

即便是现在,比如村濑信也在论文“安全保障相关国际法与日本法”(《国际法论集》[信山社,2012年]收录)中指出,在取代联合国军队的集体防卫机制遍地开花,联合国维和行动(PKO)不断发展的今天,应该允许在一定的界限内依据政策性判断行使集体自卫权。此外,细谷雄一也在“围绕集体自卫权的战后政治”(《 IIPS Quarterly》Vol.5 No.2)中根据先行研究指出,认为行使集体自卫权违宪的政府解释只不过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会内讨价还价的产物。

当然,关于如何思考宪法第9条的明文规定与个体、集体自卫权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而,是否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课题本身却并非首相个人“右倾化”的产物。莫如说,作为意欲从日本国宪法中解读出日本希望以主体身份维护国际社会和平这一“积极理想”的一种尝试,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与南原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应该遏制粗野的民族主义

不过,尽管前文指出了日本现政权所表现出来的“右倾化”危险性并没有报纸和杂志宣传的那么严重,但正如“反华”“反韩”言论和仇恨言论的肆意横行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上的排外主义运动恐怕仍是一个不可置之不理的问题。针对这一点,樋口直人在其著书《日本型排外主义》(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年)中做了重要阐述。樋口的着眼点在于:街头的仇恨言论和网络文化中排外主义的言论主要是将日本国内的韩裔及朝鲜裔居民等同于韩国和朝鲜,将他们列为了攻击对象。并且他发现,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一直对过去的殖民统治和战争责任问题态度暧昧,结果导致东亚各国与日本的关系始终无法稳定下来。

1995年,作为内阁会议决定,时任首相的村山富市发表了针对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进行道歉的谈话,之后的历任内阁都继承了这一谈话,此外,日本还针对“慰安妇”问题成立了“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考虑到这些事实,恐怕绝不能说日本政府和国民一直在回避承担责任。不过另一方面,充斥于那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报纸、杂志和网站上的,则是对从正面承认日本在近代史上所犯过错这种做法的嘲讽和拒绝,这也是一个事实。

综上所述,在政府被批为“右倾化”的事态中,至少集体自卫权问题和社会上的仇恨言论问题都将关系到日本今后将如何参与国际社会事务。日本政府和国民都需要明确自己对历史的态度,构建与他国的协调关系。应该遏制所谓的“右倾化”现象,或者说粗野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努力将之转化为有利于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机。

标题图片:2013年11月,台风“海燕”席卷菲律宾后,日本自卫队队员奔赴宿务岛北部为灾民提供医疗援助,受到当地居民欢迎的场面(2013年11月24日,图片提供:时事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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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积极和平主义”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北冈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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