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协调与日本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期间，日本曾努力转变此前的帝国主义外交路线，顺应全球性的裁军潮流，谋求国际协调，并寻求过实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尽管人们会觉得这是日本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被迫做出的选择，但笔者想指出，这是日本迈向独自新外交方向的举措。

一战促使日本积极开展独立“对华外交”

距今100年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东亚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1912年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陷入混乱，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趋于积极化、多样化。然而，在列强利益冲突激烈的环境下，日本始终难以在列强中占据优势。日本不得不采取与英国和俄国合作，逐步增大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力的政策。

可是，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开始终日忙于打仗。而日本出于日英同盟之谊，以协约国身份参加了战斗，但当时的战斗只是攻下了作为德国在华根据地的山东半岛的青岛，仅仅两个月后，德军投降，战斗结束。

后来，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向袁世凯政权提出了包括处理此前德国在山东半岛享有的权益（第一号）、延长数年后到期的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经营权（第二号）、让汉冶萍公司（中华民国最大的制铁公司）变成日中合资企业（第三号）、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割让与他国（第四号）在内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此外，作为希望条款（第五号），还提出了雇佣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日中合办警署、日中合办军械厂、将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的铁路铺设权交予日本、在福建省筹办铁路・矿山和港湾工程时若要引入外资需提前与日本协商等各种要求。

其中，第一号随着德国投降而得到落实，第二号、第三号一直悬而未决。但第五号中有些条款会显著提升日本的在华影响力，有些条款可能会损害列强的利益，在原来的形势下，日本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虽然由于英美的反对，第五号最终被撤回，但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迫使中国政府同意了其他条款。

如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日本的对华外交趋于更加独立和积极。后来的寺内正毅内阁也继承了这样的积极政策。但他的方法并不像大隈内阁那样具有威逼性质。他采用借款政策（西原借款）援助并拉拢中国政府（段祺瑞政权），希望由此提高日本的影响力。同时，他看中了中国作为资源供应地的价值，希望加强日中之间的经济关系。就这样，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比较自由地推进了自己的对华政策。

巴黎和会与“沉默伙伴”日本

日本原敬内阁成立约40天后的1918年11月11日，一战宣告结束。原内阁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应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原内阁不仅停止了西原借款，还于10月29日确定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尽管纯属偶然，但在今天来看，这次政权更替就像是预见到了世界的变化一般。大战的结束，意味着日本将不再具有可以不考虑列强意志，自由主导对华政策的国际环境。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主要问题的讨论工作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五大国之间展开，而日本的存在感并不突出。由于日本全权代表当时几乎没有发言，因此被称为“沉默伙伴”。这也是由于，日本当时的与会方针是避免积极参与和日本直接相关的问题（具体指的是处理德国在山东半岛及南洋诸岛权益的相关问题和种族平等方案）以外的讨论。原敬希望立足于国际协调原则，审慎判明并顺应世界大势，前述方针正是基于他的这一政治判断而制定的。

当时主导和会的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在前一年1月提出的十四条否定了过去的帝国主义外交，转为推行和平主义外交，提倡基于正义人道的道义外交。除了欧洲地区的战后处理工作外，他还提出应杜绝秘密外交、保障海上航行自由、裁减军备、关于殖民地问题和民族自决的方案、创建基于国际民主主义理念的国际组织。尽管该提案的主要内容在讨论过程中已被删除殆尽，但其外交理念（新外交理念）却对日本产生了影响。著名政治学家浮田和民提出，过去那种认为只有本国神圣而无视他国的国家主义思想不能带来世界和平，日本有必要顺应世界大势，树立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的观点（1919年“文明改造之道德方面”）。

出于现实性的判断，当时的日本政府的行动指南是只要能够维护日本最起码的利益即可。由于这种利益得到了保证，并且鉴于欧美尤其是成为世界新锐领袖的美国的重要性，所以日本采取了努力与英美保持协调的方针。以英美两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方针成为了贯穿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外交基本路线。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采取的国际协调路线

巴黎和会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由此形成的凡尔赛体系主要是为了建立战后的欧洲体系。围绕亚洲问题的讨论并非主要内容，中国问题被搁置在了一边。在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除了海军裁军条约外，与会各方还签署了英美法日承诺维持太平洋权益和军备现状的《四国条约》，以及规定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实行门户开放等内容的《九国公约》。此外，日中签署了关于解决山东悬而未决问题的条约，就归还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和从山东铁路沿线撤兵达成了一致。这个新形成的东亚秩序被称为华盛顿体系。不过也有人评论称，这是列强为维持现状而达成的妥协案，是建立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日本政府（会议召开前，原首相遭到暗杀，高桥是清内阁上台）的方针是，既要接受作为美国对华外交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又要努力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在裁军问题上，虽然部分海军官员表示反对，但考虑到自身的财政状况，日本政府还是同意了只保留英美60%水平的主力舰数量。《九国公约》的第一条主张施行对华非侵略主义，这等于否定了日本在大战中的行为，但由于并未否定日本在南满洲的权益，所以日本也表示了同意。

如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采取了以国际协调为基础，追随和平主义潮流的外交政策。有人说，这种政策是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且出兵西伯利亚遭遇失败后被迫做出的选择。其实，日英同盟未能续约，大战中几乎变成同盟国的俄国已经崩溃，日美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日趋激化，这些都是影响日本外交的要素。

日本摸索通过尊重中国主权来保持影响力的途径

可是大家不应忘记，这个时期的日本也将基于国际协调的对华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力图从战略角度积极推行对华政策。

1918年12月8日，日本召开临时外交调查会讨论1919年巴黎和会的与会方针，得出了以下结论。要想促使日本的对华政策“开辟新局面，树立新地步”， 那么由日本率先提出废除治外法权和撤出驻华军队等倡议将有利于今后的对华政策。这种观点认为，为了在今后继续保持日本的对华影响力，必须抢先于美国实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的独立与主权、期望中国实现发展等。不过和会中并没有展开相关讨论。

这一时期的日本认为确保对满蒙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长城以南的中国本土处于事实上的内战中，日本干预和涉足内乱可能会刺激列强采取相同行动，导致列强瓜分中国。加上当时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列强想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的动向，所以日本必须避免出现这种事态。可以说，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日本必须率先朝着如下方向推进：相信并拥护中国为平息混乱、实现统一而做出的努力。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继续坚持这一方向，1922年6月末从汉口撤出了驻军。此外，此前5月30日举行的内阁会议甚至决定要撤回自北清事变（义和团运动——译注）爆发以来一直驻扎在华北的军队。毋庸赘述，这反映了外务省和陆军的态度——为了恢复日本因在一战中的行为而恶化的国际形象，他们逐步转变了方向，力图通过率先向中国展示好意和恩惠，促使本国的对华政策处于有利局面。

然而，英国并未表示赞成，由于日本单独行动很可能偏离国际协调的路线，所以最终未能实现。不过，这推翻了日本是被迫接受华盛顿体系的这一评价，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在以自己的方式利用华盛顿体系探索着一条全新的道路。

（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