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从“大正民主”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

保持了高度正统性的大正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距今已有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在的日本具有怎样的联系呢？如今，日本以人权和民主作为政治结构的基础，除了政治领域以外，它们还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这种状态的起点，人们首先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占领改革。日本在被占领的情况下制定了宪法，明确规定了实行议院内阁制。然而，并非一切都始于被占领时期。日本在战败之际接受的波茨坦宣言就提到了要恢复并加强日本国民的民主倾向。因此，我们应该回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的政治历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曾经历过一次民主倾向的高潮，上世纪50年代以后它被称作“大正民主”，并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传统逐渐得到了验证(*1)。所谓“大正民主”指的是以大正时期（1912～1926年）为中心，出现了新思潮的兴盛、社会运动的活跃化，以及政党政治的发展等现象。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4年到1932年期间，以议会为基础的政党内阁延续了七代，当时被称为“宪政之常道”，展示出高度的正统性。在本文中，笔者将论述从“大正民主”中观察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通过追溯在两次大战期间不断前进的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一百年(*2)。

政党内阁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时，趋于动荡化的日本政治

100年前的1914年，7月时欧洲爆发大战，日本于8月向德国宣战，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参加了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时，日本政治正处于变动期。1867年，江户幕府倒台，力图建设新型近代国家的日本在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并于1890年帝国议会召开的同时，开始施行这一宪法。大约25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初，对立一直存在于以主导了明治维新的萨摩、长州两藩为核心的藩阀政府和民党之间，而日清（甲午战争——译注）、日俄战争后，政党势力在政坛崛起，其中，1900年伊藤博文组织的立宪政友会（以下简称政友会）发展壮大成为了足以与藩阀官僚势力分庭抗礼的执政势力。

进入20世纪，日本政治在两个意义上迎来了新时代。一是领导人的新老更替，二是从元老（藩阀官僚出身的资深政治家）发挥强大影响力的政治运营模式向更加开放的政治秩序的转变。在此过程中，1901年至1913年期间，藩阀官僚桂太郎与众议院多数党政友会的西园寺公望这两位新生代领导人轮流掌控着政权。

然而，这种过渡式的稳定并未延续多久，1912年改用大正年号之际，日本政治也开始趋向了动荡化。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因陆军提出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而下台后，出现了要求“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第一次宪政拥护运动。明治宪法规定，提名首相是天皇的大权，最终人选由元老们商议确定，而此时，人们开始要求实现应由多数党推举首相的“宪政之常道”，迫于这种社会压力，1913年初，西园寺的继任者、陆军出身的桂太郎领导的第三次桂内阁也在短短50多天后下了台（大正政变）。1914年初，海军的贪污事件引发社会批判，再次发生了政变。

首届真正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的登场

日本前首相原敬（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此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推动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暂时性的抑制作用。负责参战外交工作的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外相加藤高明是一位政党政治家，当时领导着由桂太郎创立、一直与政友会对抗的立宪同志会。他试图将元老排挤出决策层，但仓促的参战决定和对华二十条要求招致了国内外的广泛批判。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战下“举国一心”的氛围，使得陆军出身的寺内正毅当上了首相，这就像是要回到第一次宪政拥护运动之前的状态一般。可是，寺内内阁被批判为“非立宪”内阁，在为加强政权基础而设立的临时外交调查委员会内，政党领导人首次直接参与了外交决策。此外，大战末期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米骚动和各种劳工运动，结果，政友会总裁原敬获得提名，成为史上首位拥有众议院席位的首相。

原内阁被称为“首个真正的政党内阁”，由于俄国革命和美国的参战在当时被讴歌为民主主义胜利，原内阁或许也可谓是一届顺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的内阁。日本派出西园寺和外交官出身的牧野伸显参加了巴黎和会，想要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废除种族歧视的条款却未能如愿，虽有不满，但仍期待着今后有所改善，于是作为常任理事国参与了国际联盟事务。

大正天皇于1920年1月发布的“恢复和平之大诏”要求国民充分利用“联盟和平之成果”并应“与时俱进”，在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日本响应海军裁军行动，确立了日英美三国协作路线。如此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便在日本实现了体制化。当时的宫廷非常开明，具有原敬所追求的国际视野，与政党政治一同支撑了这段时期的国际协作。皇太子裕仁亲王（后来的昭和天皇）于1921年3月至9月访问欧洲，视察了战争遗址，西园寺和牧野长期辅佐左右，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

“宪政常道”的呼声日益高涨

日本前首相加藤高明（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另一方面，在民主这一点上，原内阁的存在本身就是民主化的一种表现，由立宪同志会发展而成的在野党宪政会在加藤的领导下，主张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进行政权更替，积极拥护当时被视为危险思想的“民主”，并称赞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正义、自由与人道的胜利”。这种日本政治的民主式重组也影响到了帝国议会的两院关系。原、高桥是清这两代政党内阁之后，虽然仍是官僚内阁长期当政，但社会对于“宪政常道”的期待却从未终止，1924年1月，以贵族院为基础的第三届官僚内阁（清浦奎吾内阁）成立后，爆发了要求确立政党内阁制的第二次护宪运动。

大选后发生了政变，成为第一大党的宪政会的加藤高明被提名为首相，与一同掀起运动的政友会、革新俱乐部组建了“护宪三派”内阁（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1924年6月～1925年8月）。本届内阁引入了选举资格与纳税无关的男子普通选举制，实现了贵族院改革，国民基础得到扩展的众议院政治地位高于贵族院这一点成为了人们的普遍共识。

直至1932年，日本政坛迎来了政党内阁时代，而仅存于世的最后一名元老西园寺对宪政会产生了不信任感，因为该会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导致日本与中国，甚至与英美两国的关系发生恶化。然而，将日英美三国部署在太平洋上的军舰称为地区“文明与和平之象征”的加藤提拔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币原喜重郎担任外相，推行被称作币原外交的协作外交后，西园寺肯定了政党间的政权更替，开始自我约束元老的参政行为。“大正民主”也被说成是“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与国内民主化及国际协作联系在了一起。

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如上所述，立宪政治中孕育出民主政治，1927年，前身为宪政会的立宪民政党成立，形成了与政友会两大政党在男子普通选举制前提下争夺政权的政治体制。之后，日本的政党政治继续致力于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裁军行动。继华盛顿会议后，在1927年召开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上，日本与英美发生分歧，未能达成妥协方案，但后来在1930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终于达成了协议。

其间，针对1928年签订的不战条约，“以人民之名义”的表述在政党对立的背景下被抨击为不符合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而面对“民主云云”这种批判，西园寺表示自己是抱着天皇之上的态度出席巴黎和会的，并于1929年6月28日庆祝了凡尔赛和约签署10周年。

普通参政权的实施与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逆流

日本对如何改善内政也作了进一步的摸索。当时政党间的政权更替形式是多数派执政党无路可走后，在野党便接手政权，通过下次选举中成为多数党，于是人们开始就通过选举结果更加直接地实现政权更替展开了讨论。此外，继男子普通选举制后，两大政党又开始围绕女性参政权展开竞争，意欲通过地方政治逐步影响中央政治。1928年的第16届大选以来，男子普通选举制的实施也为被称作“无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供了表现的空间。

不过，日本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受到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遭遇了逆流。陆军先头部队于1931年制造满洲事变后，考虑到需要发动大决战，此前已经逐渐顺应政党政治的陆海军开始强烈抵制政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裁军的深入，为了拉拢国民而大肆展开毫无遮掩的反向宣传。在政党与军队的矛盾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政党首相犬养毅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遭到暗杀，西园寺暂时组建了官僚内阁，期望将来能够回归政党政治。

后来，1936年又发生了史称二・二六事件的军事政变事件，日本偏离了“宪政之常道”。可以说，政党政治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体制遭到破坏后，日本转身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制否定者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大正民主”——迈向国际协作主义与国内民主化的大转折点

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之机，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对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是民主政治的重建，也是意欲恢复国际协作与国内民主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它可以说是一种再度复活并得以强化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日本政治走到今天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以欧美世界为中心，一战被称为现代史的开端，可以说它在日本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日本史不是日本一国的历史，而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或许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的努力依然在持续。

（标题图片：1936年2月26日，陆军部分青年军官率领1400人的部队袭击首相官邸等设施，杀害了高桥是清大藏相等8人，史称“二・二六事件”，图为叛乱部队用作大本营的赤坂山王饭店／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