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考察

203X年 大看护时代的日本,迎来又一次战败——老年女性与日本的福利

社会 文化

在日本,女性一生会经历3次下岗。长年研究女性问题的笔者,通过数据为大家解读女性在老龄化社会中背负的贫困和护理劳动等苦难,给日本的未来敲响警钟。

老年女性遭“抹杀”

首先让我们从跨入“老年”的人群数量这个问题开始说起。

2013年时,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为80.21岁,女性为86.61岁,男性首次突破了80岁大关(*1)。日本女性长期稳居“世界第一”的长寿宝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约6年半。这意味着越到老年,女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高。

现在,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占56.9%;在全部适用医疗保险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的75岁以上人口中,女性占61.4%;而到了接近女性平均寿命的85岁以上时,女性占到了70.2%,几乎是同年龄段男性的2.3倍(*2)。日本有超过5.8万名的百岁以上老人(2014年),其中87.1%是女性(*3)

简而言之,老龄人口主要是女性。为此,种种政策理当聚焦女性,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就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女性的存在都受到忽视。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聚焦容易被人们从这个超高龄社会中忽视——“抹杀”的老年女性的真实处境。但被“抹杀”的并不一定只是女性,也包括男性在内,几乎有些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决策舞台上并没有他们的代言人。

(*1) ^ 厚生劳动省2013年“简易生命表概况”。

(*2) ^ 总务省统计局人口推算・截至2015年3月1日(概算值)。

(*3) ^ 厚生劳动省・基于截至2014年9月1日的居民基本台帐所得出的数值。

被排斥于决策权之外的老年人

2014年12月的大选之后,众议院65岁以上议员比例为16.8%,75岁以上者仅为1.3%。考虑到65岁以上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25%,75岁以上人口也超过了12.5%,显然这样的百分比低于老年人口的比例,严重缺乏代表性。曾有一时,高龄人士掌控政界和经济界,被人们称为“老害”,之后为解决这个问题,切实实施了一些对策。除了小选举区外,自民、公明、民主三大政党对候选人都设定了某些年龄限制。

各省厅设有审议会,即使不是议员,民间人士也可以参与政策讨论。而对这种审议会委员年龄,也设定了上限。因此,2008年4月开始实施的适用于75岁以上人群的“后期老年人医疗制度”,是由30~59岁的官僚、不满70岁的国会议员和审议会委员等人提出方案、进行讨论并最终敲定的,而该制度的适用人却几乎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

附带提一下,有关老年痴呆症的对策,2014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老年痴呆症相关国际会议上,当事者们也提出“不要抛开我们来制定有关我们的政策”。厚生劳动省2015年1月公布的名为“新橙色计划”的痴呆症对策推进战略,明确表示将采纳痴呆症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的意见。

虽然是针对老年人的政策,但他们却一直被排斥于决定权之外。而且,本来就寥寥无几的75岁以上国会议员中,竟然没有一名女性。女性众议员的比例为9.5%,参议员比例为15.7%(截至2014年12月),比例之低堪称极具日本特色,在世界经济论坛男女平等排行榜上的142个国家中名列第104位。

“生为女性,贫穷地老去”

日本的老年女性,作为老年人和女性,被人们从决策舞台上双重抹杀了。回顾明治以后的历史也会发现,女性的教育、家庭关系、就业等社会关系、社会保障、怀孕(包括人工流产)生子等政策,都是由男性决定的。在几乎没有女性代表参与确定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中,处于人生最后阶段的老年女性不可能是富裕的。

因此,老年女性大都是贫穷的。老年女性的艰难之处恐怕一是经济上的窘困,二是长期背负的看护责任。两者相互纠缠,使女性陷入贫困,沦落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将这句话放在了其名著《第二性》的开篇。我想东施效颦地说一句:“女性不是生来就贫穷的,是生为女性,贫穷地老去。”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老年女性的贫困情况。相对贫困率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低于50%这个中间值的人群的比例,除了很年轻的时期外,女性的相对贫困率几乎一生都高于男性,尤其是65岁以后,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80岁以上人群中,相对于男性的17.3%,女性相对贫困率为23.9%(*4),高出了近7个百分点。

尤其是单身的男女差距较大,65岁以上男性的相对贫困率为29.3%,而同年龄段女性为44.6%(*5)。此外,单身家庭的老年男性占男性总人口的11.1%,而女性占到了20.3%。单身老年女性中,年收入不足120万日元的人占23.7%,几乎每4个人中就有1个,尤其是离异女性的比例更高,达到了32.5%(*6)。女性贫困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被疏离于“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社会环境。女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嫁人”的思想,在成为“剩女”或者被“退货”(被婆家休掉)这两种恐怖中长大。女性的就业不过是“补贴家用”或“年轻时期”,在1985年制定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以前,女子青年期退休制度和结婚生育离职制度等一直都是工作单位的惯例做法。可以说,“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性别角色分工文化(体系与意识行动),是通过企业巨头而得到强化的,它们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主力军。战后初期曾是自选科目的高中家庭课,成为了培养主妇的女生必修科目,起初占2个学分,后来加大到了4个学分。

(*4) ^ 阿部彩(2014)“相对贫困率的动向:2006、2009、2012年”(贫困统计主页)。

(*5) ^ 与(※4)相同。

(*6) ^ 2008年内阁府“老年男女独立生活相关调查结果”。调查对象为55~74岁的男女。

“伪装制度”,让有工作的妻子停留在低工资水平的

1975年联合国召开了“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世界标准”的浪潮随之涌向日本。继1976~1985年举办的旨在提升女性地位的“联合国妇女10年”这个世界规模的国际妇女活动之后,1985年,政府决定改革养老金制度,将身为上班族男性妻子的专职主妇归为“第三号被保险者”,当其年收入不足130万日元时,无需支付国民养老金保险费也可获得养老金。虽然这项制度具有可以解决离婚主妇没有养老金等问题的优点,但也导致许多半职主妇为了将年收入控制在130万日元以下而调整自己的收入,既压低了有工作的已婚女性的收入,又给养老金财政造成了损失。

假设“第三号被保险者”一直都在缴纳国民养老金保险费,那么从该制度出台的1986年到2012年之间的保险费收入将高达40万亿日元以上。而如果没有这个第三号制度的话,那么一旦丈夫先离世,曾是专职主妇、现在60岁以上的妇女们无疑早已陷入了更加严重的贫困状态。正因为丈夫4分之3的养老金作为遗孀养老金得到了保证,所以她们才勉强维持了中等生活。即使承认了第三号养老金制度的这种效果,但它对个体户和有工作的女性则具有歧视性,将上班族男性的有工作的妻子伪装成专职主妇,使其保持低工资状态,是一种不公正的制度。

女性遭遇三次下岗

女性一生中会经历三次下岗。第一次是怀孕生产。现在仍有60%的女性会因此离职。第二次是因丈夫调换工作去外地。第三次是为了照顾年迈体弱的父母等家属。目前,女性雇员的连续工龄平均为9.3年,相较于男性的13.5年(*7)看似没有太大差异,但她们当中很多都是没有社会保险的非正规员工,在可谓一生工作之回报的厚生养老金金额(2013年度)方面,男性平均为183155日元,而女性仅有109314日元(*8)。由于要照顾家人,所以女性一般都是从事不稳定的零工,晋升机会少,不可能获得高收入。

传统上由家人照顾老弱病残亲属的工作,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利用社会服务。现在,这种“外部化”的看护工作,就成为了女性就业的延伸。据说这种工作的报酬只有其他职业的6成水平,其根本原因或许在于人们认为“这原本就是女性在家里无偿承担的工作”。另外,虽然日本的家庭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但如今的医疗和看护行政仍在强化护理的重心“由设施转向地区和家庭”的方针。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看护工作的价值,将之定位为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改善从事护理工作者的待遇。

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后果可想而知。203X年,大批穷途潦倒的老大爷和老太太不是死在街头,而是在孤独地死在家中。面对这些得不到看护而死去的人们,日本——“大看护时代的日本”无疑将迎来又一次战败。

(2015年3月27日)

标题图片:在看护预防培训中做伸展运动的女学员(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7) ^ 厚生劳动省2014年度“工资基本结构统计调查”。

(*8) ^ 厚生劳动省养老金局・2013年度“厚生养老金保险・国民养老金事业概况”。引用的数字为厚生养老金保健老龄养老金有权领取者(65岁以上)的月度平均养老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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