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天皇退位问题考
日本的年号制度及其历史背景

川岛真 [作者简介]

[2018.12.21] 其它语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日本的皇位继承总伴随着变更年号,即“改元”。笔者将详细阐释日本的年号制度、其历史变迁及现行的修改年号程序。

年号制度

围绕天皇退位问题,“平成”之后的年号成为了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甚至有报道称,政府现在已经列出了几个方案。

如今,像日本这样采用非西历历法的国家还有不少。伊斯兰历和佛历自不待言,台湾用的是“民国”年号(民国元年=1912年),朝鲜则采用“主体纪年”与西历混用的历法(主体元年=1912年)。在东亚地区,从历史上看,采用中国的历法意味着接受册封,使用自己的年号则是国家独立的一个特征。过去也有一些国家对内使用本国年号,对外使用中国年号。另外,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的年号既会因为天皇的更替而改变,但有时也会因为灾害等其他原因而改变。明治的前一个年号庆应,起始点与明治天皇和前任孝明天皇的即位或退位时间都不对应。

江户时代末期以来的日本年号

嘉永 1848~1855 孝明天皇
安政 1855~1860 孝明天皇
万延 1860~1861 孝明天皇
文久 1861~1864 孝明天皇
元治 1864~1865 孝明天皇
庆应 1865~1868 孝明天皇/明治天皇
明治 1868~1912 明治天皇
大正 1912~1926 大正天皇
昭和 1926~1989 昭和天皇
平成 1989~ 今上天皇

明治时代开始采用了从天皇即位到其逝世使用同一年号的制度。这叫做一世一元制。由于这与天皇的存在具有表里一体的关系,所以也有人将之视为天皇“时间统治”的象征(※1)。年号由天皇制定,随其逝去而终结。正如夏目漱石在其作品《心》里面写的那样,年号是“(明治这个)时代”的象征。

战后,从帝国宪法变更为新宪法,皇室典范也经历了修改,年号遭遇了失去法律依据的危机。事实上,昭和这个年号是作为“习惯”沿用下来的,过去也曾多次出现要求废除这个年号的声音。不过,日本最终制定了“年号法”(1979年6月)和“年号选定程序要点”(1979年10月),为“昭和”这个年号赋予了法律依据,同时也明确了年号的选定方法。

昭和后面的平成年号正是根据此时制定的制度,由内阁而非天皇确定的。伴随昭和天皇逝世,“昭和”年号也就停用了,新年号可谓是通过民主程序选定的,而这个新年号就是“平成”(※2)

近来,为配合明仁天皇生前退位,有关方面正准备着手确定新的年号。本文将着眼于外国读者这一受众群体,阐释近代日本年号制度的变迁、围绕年号制度的争论和此次新年号的制定过程。

引入一世一元制

明治政府时期,日本采用了一世一元制,也就是一代天皇用一个年号的制度。这种一世一元制是明治维新时清王朝采用的制度。明治政府看似追求文明开化,实现了西化,另一方面却引入了作为中国大陆大国的清王朝的制度。日本当时效仿中国皇帝的做法,为每一代天皇留下名为“实录”的记录,尽管过去也并非没有这种先例,但从明治时期宫内省编写了孝明天皇纪后,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了昭和天皇时期。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的时候,清王朝的年号是同治。之后,继光绪、宣统后,从恰逢日本大正元年的1912年开始使用了“民国”年号。因为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与此配合而采用新的年号。不过,中华民国是一个共和国,没有皇帝,所以无论总统如何更替,年号一直都是民国。其间,只有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一度改用过洪宪年号。台湾继承了民国年号,2018年是民国107年。

年号制度及其变化

在帝国宪法制度下,年号制度是通过旧皇室典范加以规定的。1889年制定的旧皇室典范第12条规定“即位后,立年号,一代之内不再更改,遵从明治元年之定制”。其实,早在明治维新之际,1868年10月23日便颁布过(当时使用的是旧历,所以如果依照年号算,应该是明治元年9月8日)“关于规定今后年号“一代一号”(即“一世一元”),并将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之诏书”这样一道政令,其中就已经规定了采用一世一元制。之后,1909年又颁布了登极令,规定修改年号的方法是“天皇即位后立刻改年号。咨询枢密顾问后,敕定年号”,并规定“以诏书”形式公布年号。换言之,至少在程序上,(在位天皇的)年号是由天皇亲自确定,亲自通过诏书宣布的。实际上,中国是在皇帝死后第二年才更改年号,而日本是在天皇死后立刻就变更年号,所以日本的制度和中国并不完全一样。

日本战败后,旧皇室典范遭到废除,1947年在新宪法制度下制定了新皇室典范,但其中并没有关于年号的规定。战后初期,曾经出现过针对天皇制本身的质疑以及昭和天皇退位论,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废除年号。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也向内阁总理大臣和众参两院议长提出了“废除年号,采用西历”的建议(※3)。该建议称“年号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同时也没有法律依据,而且由于年号与天皇主权具有表里一体的关系,所以有悖于民主主义。当年,参议院文部委员会审议了年号废除法案,由此可见当时在社会上确实出现过一定的争论。

1977年1月,日本社会党着手准备提交年号废除法案。自民党内部也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动向(※4),结果是赋予了年号以法律依据。1979年制定了“年号法”(1979年6月)和“年号选定程序要点”(1979年10月)。年号法的内容是“一、年号通过政令加以确定。二、年号仅在发生皇位继承情况时变更”。时至今日,该法仍以“最短的法律”而闻名。

年号的确定方法

那么,在这种新制度下,年号是如何确定的呢?1989年从昭和改为平成,与此次从平成改为新年号的程序大体上都在相同的制度下进行。

年号法规定年号通过政令加以确定,“年号选定程序(年号选定程序要点)”规定了具体办法(※5)

1 思考候选名

(1)内阁总理大臣选择博学多识之士的人士,委托其思考适合用作新年号的候选名。
(2)受托思考候选名的人士应为若干名。
(3)内阁总理大臣应要求所有受托者提交两到三个候选名。
(4)受托者提交候选名时,应附上各个候选名的意义和典故依据等说明。

2 整理候选名

(1)总理府总务长官对受托者提交的候选名进行研究和整理,并向内阁总理大臣汇报最终结果。

(2)总理府总务长官在研究和整理候选名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 要具有符合国民理想的美好意义。
② 应为两个汉字。
③ 应易于书写。
④ 应朗朗上口。
⑤ 不应是过去的年号或作为谥号用过的名称
⑥ 不应是日常通俗词汇。

3 选定草案

(1)按照内阁总理大臣的指示,内阁官房长官、总理府总务长官及内阁法制局长官召开会议,详细审查总理府总务长官整理出来的候选名,选定数个方案作为新年号草案。

(2)举行阁僚全体会议围绕新年号草案展开磋商。此外,内阁总理大臣就新年号草案联系众参两院议长和副议长,征求意见。

4 决定新年号

举行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年号的政令。

这里提到的总理府总务长官这个职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虽然不太清楚现在由内阁府的什么人负责,但此次还是会按照上述程序来选定年号。不同于帝国宪法的时代,任何一道程序都不会加入天皇的意志。

生前退位与年号

在明仁天皇“生前退位”这件事上,过去那种天皇去世才更改年号的原则将会发生变化。尽管这一点上是一个例外,但从老天皇退位、新天皇即位之际确定新年号这一点而言,并没有大的变化。关于生前退位问题,需要新的制度,但是在变更年号问题上,似乎没有必要制定新的制度。

既然有报道(※6)称已经提出了几个年号方案,鉴于“年号选定程序(年号选定程序要点)”,那么或许可以认为已经进入了“1 思考候选名”的阶段。“平成”典出《史记・五帝本纪》和《尚书・大禹谟》,新年号或许也同样将是典出汉籍的二字熟语。从这个意义而言,现阶段负责选定工作的大概是中国哲学研究者、东洋史研究者和汉学家。不过,并没有规定要求必须源自中国的古典,所以尚不清楚是否要在汉籍中寻找。

自明治初年引入中国使用的一世一元制以来,现在已过去近150年时间。除了是否会继续编写平成年间的实录这个问题外,天皇制度还会遭遇其他许多变故。此次修改年号或许将为我们创造一个重新思考这些制度的良机。

标题图片:时任官房长官的小渊惠三公布新年号“平成”,1989年1月7日,首相官邸(时事社)

(※1)^ 原武史“战争时期的〈时间统治〉”(原武史《增补版 实现了可视化的帝国-近代日本的天皇夫妇出巡》Misuzu书房,2011年收录)

(※2)^ 铃木洋仁“透过改年号一事看到的天皇-‘昭和’改年号与‘平成’改年号的比较分析”(《日本研究》五十四号,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17年1月)。本文的记述大量参考了铃木洋仁的论文。

(※3)^呈众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内阁总理大臣 关于废除年号 采用西历(建议)”总发第183号之1,1950年5月6日,日本学术会议会长龟山直人, [2017年3月23日获取])

(※4)^ 质询意图书“堀江正夫 年号制度明确化相关质询”(第84届国会,1977年12月20日)。堀江提出,美浓部达吉主张即使皇室典范内没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其中留有1868年的一世一元制,所以年号具有法律依据,他质询政府是否接受这种学说,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么将以什么为依据来对年号做出定位。政府表示不会采用美浓部的说法,但也宣称“将在关注国民舆论动向的同时,进一步展开慎重研究”。

(※5)^年号选定程序”(1979年10月23日,国立公文书馆,簿册:内阁公文・国政普通・普通・历时・A04-1・第1卷,国立公文书馆电子档案[2017年3月25日获取])

(※6)^ “受托学者向政府提交多个新年号方案”(《每日新闻》2017年4月7日)。

nippon.com编辑策划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专攻亚洲政治外交史、中国外交史。1968年生于东京都。1992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中文专业。1997年修满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获博士(文学)学位。经任北海道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后,担任现职。著作有《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21世纪的“中华” 习近平中国与东亚》(中央公论新社,201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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