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的天敌——“病毒”(3):忘却了传染病之可怕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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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奈良大佛祈愿
4月以来,因“奈良大佛”而闻名于世的东大寺的僧侣们每天中午都会在大佛殿内诵读经文,祈求新冠病毒疫情早日平息。大约1300年前,圣武天皇在位期间,接连发生了大地震和饥荒,瘟疫(传染病)肆虐,以至于后来他决定建造大佛。
感染瘟疫的人高烧不退,死亡率极高,即使治愈也会留下疤痕,这就是对人类造成最深重苦难的病毒性传染病——“天花”。疫情甚至蔓延到了平城京,当时主持国政的藤原家族四兄弟全都染病而亡,朝廷出现严重混乱。据说死亡人数高达100万~150万人,相当于当时日本总人口的25~35%。
面对接踵而至的国难,忧心忡忡的圣武天皇于743年(天平15年)下令建造大佛,以求神佛保佑国家安定太平,拯救百姓免受瘟疫之苦。自古以来,在日本发生的瘟疫多由海外传入。据说在平城京爆发的天花就是派往朝鲜半岛新罗国的使节(遣新罗使)带回日本的。
瘟疫流行导致年号更改30多次
一年前,日本更改年号为令和,而在历史上,改元也常常跟瘟疫有关。令和是自第一个年号“大化”以来的第248个年号,从更改年号的原因来看,出现自然灾害、战乱和瘟疫等重大变故时的“灾变改元”超过了100次,占比最高,甚至超过了新皇即位时改元的次数(74次)。
因灾变而更改的年号中,三分之一(30多次)发生在瘟疫流行,大量民众死亡的时期。天花是第一祸首,其次是患者会出现高烧和全身发疹症状的麻疹。在那些民众接连死去,既不知道原因,又无法医治的年代,日本人除了祈祷和改元以外别无他法。
撒豆子“驱鬼”和隅田川焰火
立春前一天撒豆子“驱鬼”的习俗也和瘟疫有关。据说撒豆子的习俗始于室町时代的1425年前后,这里说的“鬼”,也包括瘟疫和灾害等肉眼看不见的可怕事物。还有一种说法是,赤鬼指的是罹患了天花等传染病后,因高烧而面颊通红的病人。
另外,家家户户还会在玄关等处插上恶鬼厌恶的沙丁鱼头和柊树枝,以防恶鬼侵袭。时至今日,日本人每年还会延续这些做法,希望驱赶瘟神,保护家人不受病痛困扰。
“驱退瘟疫”是所有人的心愿。东京每年夏季举行的“隅田川焰火大会”也是源于这种愿望。1733年(享保18年),江户时代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期,“为了祭奠因饥荒和瘟疫死去的百姓,祈求灾厄消退”,举行了两国川开活动(江边纳凉庙会活动),首日燃放的焰火便是隅田川焰火大会的起源(摘自东京墨田区政府主页)。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政府已经决定暂停举办焰火大会。
在世界遗产金峰山寺藏王堂的节分大会上,修行者们向恶鬼抛撒豆子,2019年2月3日,奈良县吉野町(共同社)
传染病和大地震“会在遗忘之时袭来”
时至今日,全国各地的神社佛阁仍然保留着人们自古为祈求“瘟疫消退”而举行的各种仪式和习俗活动。历史上,瘟疫(传染病)问题曾时时刻刻威胁着日本人的生活,而现代人却已经遗忘它的可怕,直到此次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出现暴发式的增长。
“传染病的流行和大地震非常相似。即使知道它会周期性地发生,也无法把握它到底会在何时何地袭来。正如物理学家、随笔作家寺田寅彦的名言那样,‘(天灾)会在人们遗忘之时袭来’。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无法避免遭遇地震和传染病。”环境新闻媒体人、著有《传染病的世界史》(洋泉社刊)的石弘之先生(79岁)如是说。
时隔70年,东京代代木公园再次出现登革热病例
从近几年来看,日本国内出现传染病问题是在2014年的夏季。在东京代代木公园被蚊子叮咬的第一例患者出现近40度的高烧和全身疼痛症状,被确诊感染了“登革热”。这原本是在炎热东南亚地区出现的一种传染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病患从南方的战地将该病带入日本,曾一度造成过流行,而此次是时隔大约70年后,日本国内再次出现该病例。
感染者在两个月内增至160人后,疫情最终趋于平息。登革热的传染源是伊蚊属的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意味着我们无法避免海外流行性的传染病入侵日本。
在此之前,冠状病毒造成的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2002年至次年流行)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2012年流行)曾在全球蔓延,而日本在这两次疫情中几乎毫发无损。2014年的登革热也很快就平息了。不可否认,连交好运的日本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对中国出现的暴发式感染扩散隔岸观火,认为“我们国家没问题”,导致了初期应对工作的疏忽大意。
石先生指出,“日本没有从过去的传染病疫情中学习到足够多的东西,所以缺乏行之有效的经验”。在应对“钻石公主”号邮轮的聚集性感染问题方面,日本也表现出了经验不足。尽管近十年全球出现了多达110起邮轮聚集性感染事件,但日本对豪华邮轮的问题显然过于缺乏警惕性。
因在捕捉到的蚊子体内检测出登革热病毒,公园工作人员开始张贴关闭代代木公园的提示,2014年9月4日,东京都渋谷区(时事社)
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人员和预算都呈减少趋势
着眼于东京奥运和残奥会带来的观光立国效应,政府一直在推进吸引4000万外国游客访日的计划。与此同时,如这次新冠肺炎一样,传染病被带入日本国内的风险必然会陡然升高。
然而,作为国内应对传染病问题的核心机构,国立传染病研究所的人员和预算在最近十年间一直呈减少趋势。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约为300人,每年的预算经费约80亿日元,而在美国负责指挥抗击传染病的国家疾控中心(CDC)拥有一万数千名工作人员,每年预算经费超过8000亿日元,工作涉及信息收集、公众说明和检疫操作等广泛领域。
正如此次出现问题那样,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并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检测大量样本的机能。国内不少专家呼吁,“应该尽快建立人才和设施完备的新单位,使其成为日本传染病危机管理的总指挥部”。
世界第一老龄化社会将成为病毒的目标
笔者在本专题的上一篇文章已经提到,城市化促使人口集中,导致世界各国变成了稠密社会,这加速了传染病的激增。日本也是如此,人口向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聚集的城市化现象十分显著。同时,日本还面临自身特有的问题。那就是社会老龄化程度高居全球之冠。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老年人极易成为病原病毒的攻击对象。
石先生警告称,“人类造就了容易招致疾病流行的环境,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史无前例的人口集中和老龄化,更是传染病流行的温床”。
已经有预测不远将来会发生自然灾害,如果再叠加烈性传染病的流行……。这种情况光是想象一下,就已经让人感到不寒而栗。为了守护日本社会,我们眼前的课题可谓堆积如山。
标题图片:奈良东大寺大佛。每年,身着白衣的僧侣和信徒都会举行“拭身仪式”,拭去大佛身上积累了一年的尘埃,2019年8月7日(时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