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外交起步：被嵌入国际主义旗帜的“中产阶级的利益”

外交也讲究“蓝领”意识？

2021年2月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他强调“美国回来了”，明确表示将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再次与世界接触(*1)。显然，这个演讲有意突出了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否定，特朗普在任时曾高调提出“美国至上”，与众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背道而驰，打乱了美国与盟友的一致步调，搅乱了国际秩序。拜登发表演讲后，世界各国纷纷为美国外交再次回归国际主义路线点赞。

然而，拜登外交究竟是不是就与特朗普的“美国至上”外交彻底划清界限了呢？演讲中的一些章节令人对此存疑。比如，演讲后半部分提出了“中产外交（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对此，拜登做了如下说明。今天，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区别。莫如说，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强弱。他宣称，今后在开展任何海外行动时，都必须事先考虑其对美国工人家庭产生的影响。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植入的外交观

在拜登的外交观中植入“中产外交”这种思维的人，是负责美国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关键人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身居要职的沙利文虽然年仅44岁，却已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副国务卿。

2020年9月以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名为《如何让美国外交政策更好服务于中产阶级（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2)的系列报告，而沙利文就是该报告的联合执笔人。该基金会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个研究外交和安保问题的智库机构。这份报告的调查团成员中包括多名政府前高官，他们从2017年开始采访生活在中西部的民众对美国过去开展的外交活动有何看法，整理形成了这份系列报告。

为什么这些主要在华盛顿活动的外交精英们会对生活在中西部的中产阶级的想法产生兴趣？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对过去问题的反省——长期以来，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一直仅限于华盛顿少数人的决策圈子，这导致过去的外交活动非但不能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甚至还对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特朗普政权诞生所带来的冲击

这个研究会之所以成立于2017年是有其原因的。当年，原本被视为毫无胜算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高举“美国至上”的外交方针，向国民承诺“夺回就业机会”，迅速提高了支持率，最终赢得了大选，爆出大冷门。在就职演讲中，特朗普用了“生灵涂炭（carnage）”这样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中产阶级身心疲惫的生活现状，并将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归咎于长期沿用下来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

特朗普说：“几十年来，我们以美国产业为代价肥富了外国产业。补贴其他国家的军队却任由我们的军队损耗殆尽。我们为其他国家守护疆界却拒绝捍卫自己国家的国境线。我们在海外花费上万亿美元却让美国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我们让其他国家致富，而自己国家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却逐渐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特朗普承诺今后将推行“美国至上”政策，尤其是造福于那些没有跟上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的工人阶级的政策。

特朗普当选总统，暴露出美国民众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之所以美国此前的外交政策一直具有国际主义倾向，是因为这些政策主要反映了活跃在华盛顿、纽约、加利福尼亚等政治和IT产业中心的精英们的意见，而并非美国中西部的制造业工人需要这样的外交。

在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自己从事的行业日渐衰败的背景下，这些产业工人对自身利益被政策精英们无视的状况愈发感到愤怒。于是，特朗普吸收这种愤怒的力量，将之变为了一种政治能量。

前面提到的卡内基基金会的系列报告，从特朗普在政治上的成功案例推导出了以下的教训。“美国至上的政策方案显然不是保障美国人就业机会、促进投资和增加国民收入的答案”“但我们可以理解美国至上的政策方案所具有的吸引力”。特朗普的政策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确实要打许多问号。

不过，特朗普将生活窘迫的工人称为“被遗忘的人们（the forgotten men and women）”，主张给予救助，由此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再次推行不考虑工人阶级的外交政策，那么他们的愤怒就完全有可能再次受到政治性的煽动，被引向极端的方向。

外交政策精英们向中西部的探索

为了防范这种事态，需要准确把握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及其想法，从而在规划外交政策时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与意图。受到这种问题意识的驱动，调查团成员们在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三个州采访了中小企业经营者、州政府和地方自治体政府官员、工人等共计数百人，对他们需要怎样的对外政策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最后将调查结果整理汇总，就形成了前面提到的系列报告。报告的结论是，今后美国应该将中产阶级的复兴作为首要课题，追求在国际社会上“更加收敛野心的外交政策”。

不过，卡内基调查团作为结论提出的“更加收敛野心的外交政策”不同于特朗普式的“美国至上”外交政策，也有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被视为美国外交基本方针的“孤立主义”。调查团成员们在中西部采访大量对象后发现，“中产阶级”并非铁板一块。

关于中西部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在他们的投票行动成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巨大推力以后，人们普遍产生一种印象：这些人是毫不在意国际和平，一心只关注就业问题的内向型民族主义者。然而，卡内基基金会的调查显示，许多中西部的受访者都对援助贫困国家等更加稳健、非军事性的国际活动表现出了肯定态度。

超越党派争论的“相遇”

被拜登政府提名为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威廉･伯恩斯在说明这个系列报告的意义时，用了“Blob和Heartland的相遇”这样的表述。“Blob”的本意是色块或者斑点，常常用来讽刺那些活跃在华盛顿，与政府保持着紧密联系，对其政策行使各种影响力的外交和安保领域的精英群体。Heartland则指的是美国中西部。

长期以来，“Blob”们从未怀疑过美国在世界上的积极表现也会给自己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而这一次，他们主动从完全由想法相同的精英构成的“Bubble”中脱离出来，去倾听了那些和自己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却与自己境况迥异、抱有不同想法的中西部民众的声音。伯恩斯认为这种尝试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据伯恩斯介绍，调查团成员与中西部民众进行了比在华盛顿展开党派性的政策争论更富内涵和实用主义色彩、更能让人感到良知的对话(*3)。

在世界与“Heartlland”的夹缝之中

关于由资深人士构成的拜登政府外交团队，如果与此前偏离常识的特朗普外交相比，会让人对其稳健风格寄予期待，但也有人表示担忧——他们是否会再次将美国引向一种不惜把国民生活放在次要地位，也要过度插手国际事务的状态。不过，经过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后，华盛顿的政策精英们也已经变得无法忽视生活在Heartland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利益了。

拜登政府能否在全世界希望美国扮演的角色与美国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利益之间找到一条折中路线呢？拜登的“中产外交”将在哪些方面有别于特朗普式的“美国至上”外交？抑或只是换汤不换药？姑且让我们对拜登外交团队的手腕拭目以待。

标题图片：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发表首份外交政策演讲，2021年2月4日（AFP/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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