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者安倍晋三

留下以安保战略为核心的“遗产”

2022年12月16日，岸田内阁召开内阁会议，敲定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该战略提出日本将保有“反击能力”，并在2027财年将国防预算增至GDP的2%，这些内容引发了关注。

另外，鲜有报道的一点，那就是该战略将印太定位为日本的重视区域，提出将追求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愿景，并明确表示将为此而充分利用“四边机制”（Quad），即日美澳印四国间的合作框架。

“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和Quad均源于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设计规划。其构思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形式被纳入了日本安全保障的相关政策中。这正是安倍留下的遗产。

打造在安保政策上能够发挥领导力的首相官邸

去年7月8日，前首相安倍在奈良县街头举行参议院选举助选演说时遭枪击身亡。

除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和Quad外，安倍晋三还规划了许多其他政策，其中大部分得到了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两届内阁的继承。在此，笔者将侧重于“安倍是一位挑战者”的观点，梳理回顾安倍参与设计规划的政策。换言之，他曾屡次挑战既有的政策和决策机制，试图建立新的框架。就安保政策领域，笔者还将参考兼原信克的论述来做分析。

首先谈一谈引入新的决策机制。经过1994年的政治改革和2001年的省厅（中央机构）重组之后，首相在日本政治过程中的领导力得到了提升。2001年以后，首相可以充分利用内阁官房和内阁府，采用能够反映自身想法的形式，更加有效地制定涉及多个部门的政策。但在制定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包括外务省和防卫省等主要部门的协调工作在内，并未建立起可以充分发挥首相领导力的体制。

于是，安倍在2013年将安全保障会议改组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014年又在内阁官房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局，由此建立起首相可以行使更大领导权力的机制。

解禁集体自卫权

兼原信克指出，在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的“安倍前首相遗产”，主要还是他对既有框架的挑战。

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政策，是重新审视了现有的宪法解释，使得在一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了可能。安倍在2006年成立的第一次政权时期就启动了这方面的尝试，由此大幅拓展了日本安保政策的空间。

同时，“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一战略概念诞生之前，人们在对该构想加以说明时，往往会把包含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周边地区合称为“亚太”。而安倍主张，应该将印度洋周边地区也和“亚太”视为一个整体。这也是一个不拘泥于传统思维的全新视角。

另外，安倍还呼吁创设日美澳印“四边机制”（Quad）以推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此前几乎没有日本主导倡议主要国家参加某种合作机制的先例，这也可谓是日本外交的一个挑战。

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规则化

安倍还通过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等举措推进了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规则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或许要数2013年的TPP谈判，以及2017年美国退出TPP协定后主导推进其余11个国家重新谈判，并最终促成各成员国于2018年3月签署了CPTPP协定。

安倍让内阁官房扮演了TPP谈判秘书处的角色。这样一来，就能以统筹相关部门的形式在推进谈判的同时推动国内协调工作。长期以来，日本主导推进国际经济谈判的事例非常罕见，主导完成CPTPP谈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通过货币宽松政策,尝试解决通缩问题

接下来看一看内政方面。

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应该是安倍经济学，这是安倍发起的最大挑战，促使日本银行（央行）实施了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受到通缩问题困扰。安倍在2012年的大选中，承诺将实施政府与央行联动的“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2013年1月，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提出日本银行将寻求实现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的政策目标。当年3月，政府任命原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出任日本银行行长，随后于4月开始实施“量化质化宽松政策”，并在之后长期维持货币宽松政策。

安倍还以“激发民间投资的发展战略”为名，开展了企业治理改革和农业政策改革。在企业治理改革中，政府大力推动上市公司引入外部董事，最终于2019年修改了《公司法》，规定企业有义务设置外部董事。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一些巨头企业原本对设置外部董事的义务化持消极态度，这项改革也是对传统企业形态的一种挑战。

在农业政策改革方面，2018年废除了缩小耕地面积制度，修订了《农协法》，废除了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全中）对“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即农业合作社——译注）的监督审计权。缩小耕地面积制度的废除是农业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削弱“全中”的权限是对“农协”制度的一次重大调整。

对企业和劳动惯例开刀

2015年秋季以后，安倍开始致力于劳动政策和社会保障的改革。2016年秋，成立了“劳动方式改革实现会议”，围绕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劳动方式这一问题正式展开讨论。此项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限制加班时间。此前，日本的《劳动法》中也有关于加班时间的限制。但依据《劳动法》第36条，只要劳资双方签订协议（俗称36协议），事实上就可以无限制地要求劳动者加班。安倍首相纠正了这种状态，修订《劳动基准法》等法律，加强了针对加班时间的限制，规定所有用工单位必须将单月加班时间控制在100小时以内。这是对昭和时代以来长期存在的劳动惯例发起的挑战。

在改革劳动方式的同时，安倍还挑战了日本社会保障的传统模式。日本的社会保障一直很重视老年人。民主党政权推出儿童补贴政策，增加了面向在职群体的社会保障支出。安倍进一步推动了这方面的尝试。具体来说，他利用2019年10月将消费税率从8%上调至10%所获得的税收，扩充投入2万亿日元用于完善针对在职群体的社会保障。具体措施包括免费实施3岁到5岁的幼儿教育，并针对低收入家庭进一步实施免费高等教育和0到2岁的幼儿教育。这也是试图改变日本社会保障传统模式的一种尝试。

令人担忧的安倍经济学“阴影”

如上所述，安倍在担任首相期间，总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展开行动。其中，货币宽松政策对今后的影响，应该是最为引人关注的。2017年以后，除生鲜食品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保持正增长，可以说从2017年开始，日本已经摆脱了通缩状态，为达到消除通缩这个最大目的，确实收到了效果。

但其副作用也很大。日本银行为降低利率而大举购入国债，持有量不断膨胀。2012年末的持有量为115万亿日元，占政府债券未偿还余额的12.0%；而2022年9月末增至545万亿日元（含短期国库券），在未偿还余额中的占比，竟达到了44.9%。2012年度末的普通国债和特例公债的未偿还余额为705万亿日元，2022年度末预计将增至1043万亿日元。在此期间，由于利率被控制在低位，所以尽管发行余额不断增大，但偿付的利息并未增多，严峻的财政状况没有显露出来。

安倍当时确实考虑过财政状况，在任期间两次上调了消费税率。基础财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

然而，今后一旦利率上升，那么此前因低利率而一直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安倍经济学带来的严峻财政状况就有可能暴露出来。换言之，偿付利息的费用增加，财政支出中的国债费用变得十分庞大，届时将没有足够的预算资源用于必须实施的政策，极有可能出现财政政策比目前更加僵化的状况。

民主党政权时期担任过首相的野田佳彦在国会发表追悼安倍的演讲时呼喊，“你所发出的强烈光芒，以及映射在前方的阴影”“（我想和聚集在这里的议员同仁们一起，用尽所有的语言）不断地追问下去”。依据今后的利率动向和财政状况的变化，“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一“挑战”的效果将受到人们的评判。

标题图片：前首相安倍晋三（中）在激烈交锋的参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上（2015年9月14日于东京，国会内，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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