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经济的“光与影”，数字化发展加速——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西村友作

见证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

——据说在中国感受到的时间流逝，就像人类七倍速的狗的成长速度一般迅速。您旅居北京18年，亲身亲历见证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对如此剧烈的变化有哪些具体的感受呢？

在中国，大家都说社会的变化速度非常快，我觉得确实如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的变化就很大。经历过奥运会以后，人们开始注重排队等礼节，文明程度出现了飞跃式的提升。

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原本就很急剧，而2014、2015年开始普及的移动支付更让这种变化挂上了快挡。最近四五年，智能手机快速普及，人们过上了无需随身携带现金的无现金生活，我亲眼见证了这些可谓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

智能手机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移动支付已经彻底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在北京的餐馆，只要扫描餐桌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上点菜和买单。店员会把菜端过来。打车和支付车费也是用手机。甚至还开了无人便利店和无人卡拉OK。包括水电气等公共事业缴费、红包、救灾捐款在内，所有场合都是使用手机支付，中国已经建成一机在手，无需现金的社会。在无现金化方面，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日本。

谁掌控支付，谁就能掌控“中国新经济”

——您在书中提到，2017年中国的移动支付总额达到202.9万亿元（3246.4万亿日元），已经达到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五倍以上。为什么移动支付能够实现如此迅猛的发展呢？

经济活动最不可缺少的是“信用”。中国原本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可以说，中国新经济的一大特点在于，对信用做出担保的“支付”构成了发展的起点。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社会是建立在性恶说，而非性善说基础上的。中国政府发布的指导性文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中也提到“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偏低，履约践诺、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

如果日常购物和外出用餐都可能被忽悠，还有人造假售假，那么肯定无法安心生活。以移动支付为平台的中国新经济的核心就在于交易的安全性，也就是建立信用。通过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信用提供担保，促使移动支付得到了迅速普及。这种格局可谓是“谁掌控支付，谁就能掌控中国新经济”。

——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两大平台运营商。

向外部企业提供商务基础、产品、服务和系统，由此获得高收益的企业被称为平台运营商。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的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最为有名，而中国最大电商网站的运营商“阿里巴巴集团”和中国用户最多的即时聊天软件“微信”的运营商“腾讯控股”被称为中国两大平台运营商，在各种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本世纪初，中国尚未普及信用卡。当时，虽然已经出现电子商务和互联网购物，但收到的商品破损、实物与照片不符等纠纷层出不穷。而阿里巴巴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支付宝”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这种网络交易的安全性问题，也就是为信用提供了担保。阿里巴巴开发的这种支付流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支付宝介入买家和卖家之间，为交易的安全性负责，由此防范卖家的道德风险行为（moral hazard），让使用者可以放心购物。

刚刚推出支付宝的2004年，大多都是通过电脑的下单交易。但2007年iPhone面世后，一举进入了智能手机的时代。

随着智能手机爆炸式的迅速普及，过去只能在电脑上操作的在线支付功能实现了随身携带，也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在线支付了。腾讯在2013年推出了“微信支付”服务，这是一种嵌入微信聊天软件的支付功能。第二年，我就在北京看到了用于手机支付的二维码，到了2016年前后，不光餐馆、超市、便利店，甚至包括路边小摊在内的几乎所有商户也都可以使用手机支付了。在北京的街头，偶尔可以看到演奏乐器或唱歌的街头艺人，而他们讨要打赏的箱子侧面必定贴着手机支付的二维码。

据说，在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了8.29亿人，其中98.6%使用智能手机。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大服务商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大约90%的份额。

依靠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推进，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创业和创新活动。政府制定了各种政策，努力为创业者营造宽松的环境，许多年轻人将之视为商业机会，积极尝试创业。这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创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日本，人们都说法规制约了创新，而中国的情况不同，许多光靠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中似乎存在着商业机会。

关于这一点，本书中没有介绍，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开发利用无人机送货下乡的物流业务。中国对航空活动的管制非常严格，但政府却放宽航空管制，让无人机送货下乡。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运营无人机的民间企业，政府也不用在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过度投资，还能让农村群众像城里人一样购物。可谓是“三赢”的商业模式。

构建国家主导的“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的移动支付虽然在金钱上是“免费”的，但用户却需要提供“个人数据”作为代价。阿里巴巴等平台运营商收集了用户的大量个人信用信息。大数据可谓是现代的“聚宝盆”啊。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这与拙著中提到的“中国新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手段被统称为第三方支付服务，在通过信用担保推进经济交易顺利进行方面取得了成功。

平台运营商对信用做出担保后，个人信用信息将汇集到平台，基于这些信息的运用又产生了新的商业。比如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金融服务公司——蚂蚁金服的信用调查服务“芝麻信用”。芝麻信用会依据用户的支付宝使用情况、历史支付记录、学历、职业经历、资产情况、交友关系等个人信息算出“信用分数”（最低350分，最高950分），高分用户在入住酒店、租用汽车和使用共享自行车时可以享受免押金优待。顺便提一句，我的信用分数为687分，可以享受196种优待。

现在还出现了一种试图在国家主导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引入民间平台运营商的动向。具体来说，具有政府背景的行业协会作为大股东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获得个人征信业务机构许可证，10月正式启动了业务活动。

从百行征信的股东结构来看，政府背景的行业团体持股36%，另外64%由阿里系、腾讯系等8家民间信用调查公司分别持有8%。中国政府设想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方式，或许是要将网络两大平台等民间机构纳入其中，汲取他们收集个人信用信息等，并在国家主导的中央集权模式下向前推进。

个人隐私与监控社会风险

——中国在人工智能（AI）和人脸识别技术方面也走在了世界最前沿。中国人如何看待“监控社会”风险？

尽管还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但从最新的动向来看，北京市于2018年11月公布了《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力图在2020年底前建成覆盖市内所有常住人口的“个人诚信分”（个人信用分）工程。

现在还不知道北京市将如何处理个人信用分。但是可以认为，只要与最新技术相结合，未来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中国的监控探头网络“天网”采用了最尖端的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据中国媒体报道，其性能 “可以做到每秒比对30亿次”“一对一识别准确率达到99.8%”。如果与身份证号挂钩，那么或许可以通过监控探头锁定几乎所有国民的日常活动。

如果经常看日本方面的报道就会发现，有一种论调很突出，那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出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1949年出版）中描绘的那种监控社会。我在北京跟中国的朋友们探讨过此事，许多人表示个人隐私当然很重要，但有人也表示，如果监控探头可以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么也无可厚非。换句话说，大家对此褒贬不一。

在日本可能难以想象，近年来，中国频频发生有组织的拐卖儿童和贩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当年，根据一名3岁被拐儿童的真实故事拍摄的电影《亲爱的》（2014年上映）引发了巨大轰动，而有报道称，中国每年有20万名儿童遭到拐卖。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的北京，由于担心自家孩子被拐，幼儿园和小学上下学的时候总能看到大批父母和祖父母接送孩子，导致周边道路交通严重拥堵的场面。

我也在自己执教的大学和学生们谈过监控探头的问题，事实上多数学生都表示“最感头疼的肯定是那些有犯罪意图的人。正常生活的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超高学历社会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和国际化是未来的课题

——在基于移动支付的送货服务等“新经济”领域，快递等工种都需要人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2011年达到顶峰，随后开始减少。请您分析一下新经济体系未来的课题。

共享单车与二维码支付、高铁、网上购物并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而在街头将那些骑完后随意放置的自行车重新摆放到规定停放区域的，往往是那些被称作“农民工”的农村进城打工人员。送货服务等众多“新经济”业务都采用了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商业模式，但今后农民工将呈现出加速减少的趋势。

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年轻一代的高学历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2017年的大学升学率已从1997年的9.1%猛增至45.7%，当年的毕业生达到了近800万人。中国已经迎来了超高学历社会。

由于科举文化的影响，大学毕业生抱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即使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也不会去送快递。换言之，劳动市场被彻底划分成了白领市场和蓝领市场。在农民工等青壮劳动力日益短缺的背景下，从根本上改变商业模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新经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内向”。中国以国家项目的形式构建了一个信息监控系统，并投入了实际运用，严格管制登陆谷歌、脸书、推特等海外网站。互联网环境极度封闭。

由于国内市场巨大，许多服务都是专门针对中国用户设计的。对于短期逗留的外国游客和来华出差人员而言，用起来就不太方便了。用智能手机约车或者叫外卖，多数情况下，司机和配送员都会打电话来确认所在地点，所以如果不会说中文就无法应付。可以说，如何实现国际化是今后的一大课题。

日本进入令和时代，是否会迎来无现金元年？

——日本已经进入令和时代，是否会迎来无现金元年？能否与在新经济领域先行一步的中国构建合作关系？

日本已经出现了旨在实现无现金社会的动向，经济产业省于2018年4月公布了“无现金发展计划”，超大型银行一致同意统一移动支付二维码编码标准。今年10月，日本计划上调消费税率，作为防范经济下滑的应对措施，将为消费者提供无现金支付的补贴返点优惠。

通过最近数年的实践，中国在移动支付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我在拙著中指出的那样，新经济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在日本推进无现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动向或许会成为宝贵的参考材料。

只要住在中国，就会切身感受到日本的技术还大有用武之地。即便是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上，日本擅长的自动化及机械化领域的技术和经验都能派上用场。

我所关注的，是日本优秀的“接客”文化。我在拙著中也写到了这个问题，2018年，赴日旅游的中国人达到了838万人，中国民众感受到日本的“接客”文化，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去过日本的朋友全都交口称赞“日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中国的服务行业做得没那么到位”。

尽管无现金社会的消费场景不断朝着“无人化”方向发展，但也有一些消费者愿意花钱享受与之截然相反的“接客”。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新的商业机会。日本企业拥有值得在全球引以为傲的“接客”经验，如果能够进入中国，想必能够在日中之间催生新的合作关系。

标题图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村友作教授接受采访
正文图片：采访人泉宣道

无现金国家  “中国新经济”的光与影

西村友作（著）
发行　文艺春秋
发行日　2019年4月20日
文春新书　240页
定价　850日元＋税
ISBN　978-4-16-661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