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竞争的走向和日本的作用：致力于外交努力，避免过度对抗

一改“考虑中国立场”的态度

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避免了关系破裂，以两国各自宣布取得外交胜利而收场。尽管问题关键在于截至到2月末的为期90天的谈判，是否能够扩大共识，但美中贸易战总算是迎来了片刻的停歇。美国未对中国发起“第四轮”征税行动，并决定暂缓实施包含在“第三轮”行动中的追加关税措施（原定于2019年1月实施）。

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两国已经进入结构性的对立局面，美国不会改变与中国正面展开竞争的政策。会谈刚结束就曝出华为高管被捕事件，这也让这种预测具有了说服力。换言之，片刻停歇只是暂时休战，贸易战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在于美国对华认识的恶化。

中期选举和出访亚洲在即，彭斯副总统在哈德森研究所发表的演讲（2018年10月4日）中，多方面地抨击了中国的行动，集中反映了美国对华认识的恶化，以至于今年以来（尤其是初夏前的几个月）在强硬路线上越走越远。

彭斯表示，“中国政府正采取全面行动，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宣传（propaganda）手段，扩大对美国的影响力，攫取利益”，并逐一举出具体事例，指出中国带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贸易赤字，还包括窃取美国技术，对安全保障、信仰自由，甚至于民主主义和现有国际秩序发动挑战。他在40分钟的演讲中花了大量篇幅来敲打中国。

三天前，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亚洲事务资深主管马特・波廷格也向中方发起了挑衅。“我们始终坚信，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主主义国家，以建国先辈们建立起来的美国历史和原则为根基，我们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去同中国不断展开竞争”。他表示，应该从正面承认美中已经进入竞争阶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顾及中国立场的措辞来掩饰回避。

在经济和政治上，各方形成一致的对华警惕情绪

美国的对华政策及其背后的对华认识并非突然发生变化。2018年春季以后，出现了许多关于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的报道（3月时宣布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实施制裁；6月美中谈判破裂；7月发动了“第一轮”关税措施）。

但实际上，再往前看，早在2017年末，就已经出现了美国对华认识发生变化的征兆。年末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与俄罗斯同等的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比如，在这个时期，我们还能看出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共同干涉民主化国家政治和舆论问题的警惕（锐实力论），并且，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5G等新一代技术竞争方面，美中开始趋向伯仲之势，这也令美国顿生焦躁情绪。

原来，这些都是在不同领域分别形成的形势判断，但它们逐渐汇合为一体，以一种“联合”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宣扬“美国至上”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代表人物彼得・纳瓦罗，2018年2月到3月期间重新得势，他在白宫所属的部门于6月发布了一份细数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和不公正行为的报告。大量的脚注，都是安全保障政策共同体长期以来所积累的成果。而安保专家们也将经济摩擦所导致的紧张气氛为己所用。6月1日，美国防长马蒂斯批判中国在南海推进人工岛军事化，而8月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也提出要从综合角度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第1261条等）。

美国国会也就对华强硬政策达成了跨党派的共识。针对中国通信企业中兴（ZTE）的戒备还在夏季的国会上显露出来，它集中表现在了各党派一致反对政府解除对中兴的相关禁令。即使是中期选举后的国会，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走对华温和路线的动机都极低。

“参与”路线崩溃

就1972年以后的美中关系而言，美国一直认为，即使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的实力也将对国际秩序产生有意义的效果，甚至还有可能促使未来发生政治体制的变化，这种期待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基。因此，参与中国事务被赋予了正当化色彩。事实上，特定的商界和政治家、政府高官都曾是参与路线的守护者。长期以来，就美国国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批判，他们一直断言，那只不过是（美中关系的）杂音，只要管理好就无妨。

然而，奥巴马政权后期，尤其是2014和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期待值降低，参与路线面临严峻形势，并在2018年开始逐渐走向了崩溃。和参与派同气连枝的众多前高官、中国问题专家，也开始质疑和批评中国在国内外（尤其是国外）进行的干预现有秩序和各国社会的做法。

当然，目前还不能断言参与的想法已经完全消失，沉没成本和商界发出的难以找到替代供应商和销售市场的呼声，或将继续构成参与势力的源泉。同时，学院派认为，从长远来看，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权力更替时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大概率会发生战争的思维）”，美中有必要形成共识，谋求共存，这种绥靖论调也根深蒂固（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格雷汉姆・艾利森）。

不过，美国对华认识的恶化，导致“基于期待的参与”这样一个延续了40年的对华政策核心开始动摇。奥巴马政权确实注意到了中国的崛起给安保秩序带来的问题，但针对美军和政权外部发出的警惕论，奥巴马政权始终谨慎地在参与和（长远性的）防备两者之间保持着平衡。

奥巴马政权预测中国对美国霸权或者说结构性权力构成威胁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优先考虑了通过外交手段和中国进行对话。这引发了地区的焦虑情绪，导致针对其亚洲再平衡政策的评价极度恶化。特朗普政权上台后，认识到面对中国的势力增长，已经没有多少严阵以待时间了，而且中国的挑战已经严重动摇了民主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的根基，于是，政策轴心开始改变。

看不到出路的对华强硬论

不过，目前还很难预料今后的发展。比如，尽管特朗普政权内外的对华强硬论者，作为权宜之计而联合为了一体，然而宣扬美国至上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主张优先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安全保障派、强调信仰自由的人权派等等，他们原本的方向目标都是各不相同的。

特朗普政权的特点，在于没有一个特定的指挥塔去持续发挥主导作用，制定政策的方向性不停变化，总统频繁地介入决策过程。特朗普总统个人的对华认识也还很难预判，在重视经济谈判的同时，他时而批评中国对美国社会进行政治干预，还会谈论和中俄进行裁军的必要性。

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以前，美中谈判可能会断断续续地展开，并取得一些零零星星的成果，宣传以经济领域为中心的讨价还价的成果。安全保障派或许会在暗地里推进针对中国的防备工作，但在国防预算上能否充分达成目的还存在不确定性。 

而且，对华强硬论还看不到出路。彭斯副总统无论是在2018年10月4日的哈德森研究所还是在11月16日的APEC大会上的演讲，都表示只要中国做出改变，就会热情欢迎其融入印太，但其前提条件到底是停留在经济上的削减贸易赤字和纠正不公正的例行行为（包括技术转移），还是包括政治、安保和人权问题在内呢？

另一方面，据说美国政府内部也存在应该将中国完全剥离出供应链的论调。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针对留学生和投资行为实施限制。美国这样做只是单纯为了增加和中国的谈判筹码，还是决定要和中国决裂？如果是后者，那么相较于美中竞争这个说法，或许更应该称之为美中对抗。

中国的投资已经遍及美国全境，中国市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种背景下，难以想象美国社会会对两国走向对抗形成共识，但在双方近身角力的情况下，对中国产生的焦躁情绪有时完全可能催生极端的政策结论。不过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采取继续展开慢节奏谈判的做法，所以恐怕现阶段依然无法谈论形势的走向。

除了竞争，还需要对华“包容和说服”

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国引发的问题的严重性，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件好事。回顾过去的十年，日本以较美国先行一步的形式，主导建设地区秩序，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甚至扮演了引领美国亚洲外交的角色。美国重视印太地区的战略性，致力于应对印太战略所面临的挑战，符合日本和本地区的利益。

但是，过度的美中对抗对经济社会活动造成严重影响，那就会损害这个地区的利益。为了促使基于规则的秩序落地生根，除了与中国竞争，还需要对它进行包容和说服，日本应该反复呼吁，不要放弃“中国会发生改变”这样的期待。

标题图片：G20峰会期间美中首脑举行了会谈，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AFP／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