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居留外国人的心理健康：当务之急是扩充相关医疗机构

帮助外国人求医问药的“心灵援助”

“据说由于在适应异国文化方面的问题，移民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本国人的七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挫败感。”

“多文化间精神医学会”理事、大正大学副教授鹈川晃这样说道。“在异国他乡，往往社会地位会下降，收入也会减少。虽然想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却做什么都得不到回报。挫败感日益累积，患上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就会升高。”

鹈川女士等专家把帮助这类外国人求医问药的活动称作“心灵援助”，长期开展教育宣传工作，力图提升援助活动的效果。

该学会创立于1993年，那正是日本国内跨国婚姻数量不断增长的一个时期。“初衷是帮助在日本生活了一年以上的移民和难民适应社会，以及因为留学和工作关系长期接触异文化的日本人回国后重新适应社会。想必今后应对外国人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本学会始终致力于从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视点来解决问题。”

在大学教授多文化社会共生论课程的鹈川女士表示“关爱难民的心理健康是自己的毕生事业”。受中央政府部门和NPO等单位委托，她会定期实施咨询和倾听活动，必要时帮助患者联系精神科，并通过学会和自己的著作，广泛分享在这些活动中获得的所感所想。她的许多见解不仅适用于难民，也适用于面向外国人的日常医疗实践。

不只是语言的障碍

鹈川女士表示，“在开展外国人医疗援助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语言障碍，所以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他们迈出求医问药的第一步，比如提供可以用外语就诊的医疗机构信息，等等”。

“其次，提供援助时需要考虑到各国医疗体系的差异。温哥华是我开展比较研究的对象，在那里，患者首先要接受家庭医生的检查，然后家庭医生再根据需要引荐给专科医生和医院。每个家庭每月只要缴纳6000日元左右的保险费，就可以覆盖就诊、取药和手术等费用成本。而在日本，去医院看病需要付钱，拿了处方去药店买药也需要付钱。要理解自己祖国没有的医疗体系，无障碍地求医问药是很困难的。比如，曾经有个埃塞俄比亚人失眠，看了医生两周后又去检查，说自己还是睡不着。问他吃药了吗，他说你没给我啊。他并不了解需要拿着处方去外面药店买药的这种医疗体系，以为药是从医院领取的。”

大正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鹈川晃。专攻“文化人类学”。重点研究方向是越南女性难民的妊娠、生产和育儿等问题

在某些国家，没有要向医疗机构提前预约这种概念。“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和中东国家的患者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时却不能立刻看上病，还会抱怨为什么预约后还必须等上一个月。”

援助人员替当事人打电话给医疗机构，一说想帮外国患者预约，立刻被对方以太忙为由拒绝，这种情况屡见不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告诉对方‘会有翻译陪同’‘有医疗保险’等患者的有利条件，有时候就能约上了。”

如果用英语等语言向患者解释与他们国家截然不同的医疗体系？应该向医疗机构传递患者的哪些信息？在这些问题上，有必要对援助人员开展教育培训。

如果是身体上的疾病，即使国籍不同，出现同样的症状，往往都会得到同样的诊断。难的是治疗心理疾病。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的不同，对自身状态的表述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据说，欧美国家的文化特点是，患者往往会说自己“抑郁”，而亚洲和非洲人倾向于反映头痛、腹痛、喉咙哽咽等身体症状。

“如果是这样，无论是去看内科还是外科的大夫，都会被告知一切正常。这种时候，不能自认为遇到了庸医，便跟义工一起到处换医院问诊，而是有必要考虑抑郁症的可能性。通过‘SEGICAPS（直接表现抑郁症症状的关键词）’（参照文末信息）进行确认，如果三种以上的症状持续了两周，或许就应该帮患者找精神保健专家咨询了。”

多语种服务的心理健康专业诊所全国屈指可数

能够提供多语种服务的民间医疗机构在整个日本都还是少数。其中，心理健康领域的医疗机构更是少之又少。多文化间精神医学会前理事长阿部祐医师担任院长的“四谷YUI诊所”（东京新宿区）可以为患者提供英语、西语、韩语、葡语和汉语服务。

阿部先生表示，“2019年约有480名初诊患者，其中七到八成是外国人。两年前日本人和外国人大约各占一半。增长尤为明显的是菲律宾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亚洲国家的留学生、从事‘特定活动’和属于‘高端人才’的外国人”。14年前开业之初，来就诊的外国患者大多来自南美国家。“我1989年曾到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留学，第二年回到了日本，也就是入境管理法被修订的1990年。当时，南美的日裔二代、三代和他们的家属都获得了‘定居者’资格。”据说，他回国后在一家医院供职，治疗过许多日裔秘鲁人和巴西人，后来在2006年开设了自己的诊所。

由于国家大力推行观光政策，以及2019年4月开始施行修订版入境管理法，完善外国人医疗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阿部先生表示，国立医院和大学医院等大型医院与民间医疗机构“分工合作”是必然趋势。

“能够提供多语种服务的诊所在全国范围都还很少。因此，以东京奥运和残奥会期间的访日游客为代表，因旅游和政府力推的医疗旅游短期来日的外国人患者，应由大型医院负责接收，而街头巷尾的小型诊所，则应该以切实救治长居日本的外国人为重。如果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国人，除了申请难民认定的人员外，绝大多数都有健康保险证，不太容易发生拖欠医疗费的问题。不过，由于今后留学生和外国劳工数量将持续增多，所以必须考虑建立更加可靠的体制。适应异国文化和异国语言都需要时间。任何人都会有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有的人可以顺利适应，也有些人无法适应，甚至患上精神疾病。需要给他们提供帮助。还有那些在自己国家一直接受治疗的人员，如果来到日本留学和工作，也必须给他们提供后续支持。”

完善医疗翻译体制，国家应该承担相关费用成本

在医疗一线，给外国人提供医疗翻译的必要性日益提高。中央、地方自治体和大学医院等方面已经着手培养相关翻译人员。不过，由于医疗翻译尚未被纳入医疗保险制度，所以相应的费用成本只得由医疗机构和患者来承担，这是一个突出问题。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民间医疗机构始终不愿意引进翻译人员，即使培养了翻译人员，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很少。

阿部先生偶尔会使用医疗翻译人员。“现在已经有了几家可以提供医疗翻译服务的翻译公司，而我也参与了其中一家公司的筹建工作。作为我们诊所来说，会葡语的工作人员只有周六上班，所以其他几天会使用视频电话翻译。不过，也有不少人不愿意承担30分钟以内1000日元的自费成本。另外，针对初诊患者也不能使用视频电话翻译，一般前三次诊疗，我们都会请求有合作关系的NPO派遣翻译志愿者。”

四谷YUI诊所院长阿部祐。毕业于顺天堂大学医学系。曾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精神医学讲堂留学，后任顺天堂大学运动健康科学系教授等职，2003年？月～2019年3月任明治学院大学心理系教授。2006年开设私人诊所

阿部先生表示，中央政府应该设立和派遣医疗翻译的机构，加快推进由政府承担派遣费用的体制建设。“医疗机构方面也有必要接受沟通培训，学习如何才能有效地使用翻译人员。”

此外，在涉外医疗领域，除了翻译人员之外，还需要其他一些提供多语种服务的各类工作人员，其中就包括接诊人员。

“我们诊所已经积累了10年以上的经验，也建立起了包括医师、护士、临床心理师、医疗事务员等人员在内的多语种服务团队。尤其是最近三四年，希望从事跨文化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让我们受益良多。我们的团队拥有曾在东京外国语大学、立命馆大学学习西班牙语的临床心理师，还有来自南美会说葡语的日裔医师、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专业毕业的医师和旅日韩国人医师，等等，他们可以应对各种背景的患者。”

就算愿意从事涉外医疗的人才不断增多，他们也缺少可以施展才干的平台。“包括临床心理师在内，应该有很多希望在跨文化一线工作的潜在人才。但就现状而言，能够让他们展开实践的诊所和医院还太少。必须尽快增加提供多语种服务的医疗机构的数量。”

（参考）精神状态（SEGICAPS）的确认

• 睡眠（Sleep）：是否睡不着--确认“是否存在睡眠浅、晚上多次醒来、醒得早、总是做梦、起床时感到疲惫等情况”。
• 精神（Energy）：是否没精神--确认“如果将精神好的状态设为100分，最近两周平均能得几分？”。如果患有抑郁症，往往得分在30以下。
• 罪恶感（Guilty）：是否觉得愧疚--确认“是否有过觉得对不起家人和朋友的情况”。
• 兴趣（Interest）：是否失去兴趣爱好--确认“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做了感兴趣的事情是否会觉得心情舒畅”。
• 注意力（Concentration）：是否无法集中注意力--确认“在阅读书籍和报纸时能否集中注意力？能否专注于工作和学习？是否曾感觉记忆衰退严重？”。
• 食欲（Appetite）：是否没有食欲--确认“有没有空腹感？最近体重有没有减轻？吃饭时会不会觉得好吃？”
• 精神运动性阻滞（Psychomotor Retardation）：是否行动迟钝--确认“是否感觉思考速度和动作变得迟钝了”。
• 自杀念头（Suicide Thought）：是否有自杀想法--确认“是否想过一死了之？是否曾具体策划过如何自杀？”。

（出处：《你也可以做到，给外国人的心灵援助》岩崎学术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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