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方贞子：倡导国际主义外交

绪方贞子于2019年10月去世，国内外已发表了很多悼念她的文章，详尽介绍了她的功绩和人品，本文对此不再赘述，而是着眼于这位活跃在国际事务中的国际政治学家的主张，从中选取其针对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的言论，重新探讨她曾经探索过的课题。绪方所体现出的最为明显的特质，是她在坚持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同时，表现出冷静透彻的现实主义，以及将它们兼容并包的罕见的平衡感。

然而如果先从结论说起，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这样的评价：绪方所追求的理想除了部分例外之外，并没有在日本落地生根。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直至绪方生命的最后，我们都一直需要这位奇才，而她自身对日本的现状和未来的忧虑之情或许也在不断加深。

平衡感与历史观

谈到平衡感，首先我们可以把着眼点放在绪方的历史观上。对于二战前至今天的日本政治和外交，绪方堪称是万事通。她在学生时代就旁听了东京审判，并明确地表示：“此次审判不过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而已”，“无法接受把日本的扩张归因为一大侵略性策略这个前提”（《访谈 绪方贞子回忆录》，野林健、纳家政嗣编著，岩波书店2015年版第52页。除特别标注外，下文引用的绪方的言论均出自本书）。绪方典型的保守派和右派的论调实在让人震惊。

不过，接下来她又条理清晰地说，“从满洲事变(*1)到日中战争(*2)，再到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外交政策显然是失败的”，“有关的决策者对此负有责任”。以此为动机，作为学者，绪方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对满洲事变的政策决策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当然，她也不曾忘记曾祖父犬养毅在“五･一五事件”(*3)中被杀的家族史。

年轻的绪方具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平衡感，实在是令人惊讶；同时，她还善于将现实问题直接联系到研究中去。她表示：“研究工作在实际事务中发挥了作用”（84页），并断言，将“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割裂开来”则“毫无意义”的（83页）。

我们或许可以将绪方划归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而从上述她的言论也可以明确看出，她的历史观并不同于日本的左派。她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上追求真实性，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如何能够实实在在地取得进展，并且，她“既不是人权主义者，也不是难民的救世主”（120页），而是要在不同的事物中成为世界第一人。

绪方贞子的履历

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

在绪方眼中，世界是处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种规模的国家，和平与繁荣都不是仅凭一国之力就可实现的，因此必须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这是绪方倡导的国际主义的本质，论及一切的前提。可以认为，她将这一思路贯彻始终，无论在难民保护还是发展援助上都是如此。因而她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保护主义倾向尤其感到忧虑。

谈及绪方的活动是否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她曾明确地表示：“这我不敢当，我只以一个常人的感觉做事”（250页）。绪方目睹了身处困境中的那些人们以及惨不忍睹的现场，她说：“既然看到了，你不会袖手旁观吧？一定想去做点儿什么吧？这不需要什么理由。”

绪方贞子在接受采访（2008年1月，时事社）

她有一颗慈爱之心，同时又具有震撼人心的人道主义气魄。在日本社会，她的思想究竟得到何种程度的接受并被付诸实践，就连笔者自身也心存疑问。

有一段时间，在国际关系和媒体研究领域，“CNN效应”这个说法非常流行。以美国CNN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播放争端纠纷最前沿的画面，舆论因此受到影响。有时舆论会倾向于退出争端，但往往人们关注的是在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应对（介入）方面发挥的作用。“CNN效应”将前提设定为民众的思路是“既然看到了，就不得不做些什么”，反过来说，民众没有产生这种冲动话，也就无济于事了。日本是否存在“NHK效应”呢？

与此相关，比如在美国或欧洲各国的中国大使馆前，人权派或自由派针对中国国内对少数派的迫害或人权状况恶化频繁举行抗议活动。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前也有各种抗议活动举行，但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人权派和自由派，倒不如说是右派。这方面的内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总之，依照日本的外交和安保言论，绝不是什么出乎意料之事，在日本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扭曲结构

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以及参与范围的扩大，就外交和安保方面而言，几乎一直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中以日美两国的合作形式展开的。依赖于美国已逐渐成为“习性”（77页），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就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不断扩大本国参与国际事务范围的。

推行这一路线的，是由自民党组建的历代保守政府，他们被称为“亲美保守派”。在美国对日本的期待和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和发展日美关系，作为同盟管理的手段，日本努力扩大所谓“国际贡献”。

而左派和自由派势力，无论是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加强，还是包括自卫队在国外的活动在内的日本国际作用的扩大，都持反对态度。这不是与亲美保守派在方法上持有不同见解，而是原则上的对立，他们认为此类事情原本就是不应该做的。这种外交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孤立主义”。

完全脱离于上述对立局面的，是日本不单单停留在与美国的合作上，而是基于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更多更广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可能性。代之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支持日本扩大参与国际事务的唯有保守势力，站在其对立面上的是左派和自由派势力。日本谋求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力度与加强日美同盟就此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然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原本并非必然。譬如诸多欧美国家，它们存在着左派和自由派主张参与和介入国际事务的传统，欧洲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势力，即它们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从人道主义出发积极进行干涉。或许是因为日本几乎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以至于让支持日本扩大参与国际事务的群体总是势单力薄。

左派与自由派谋求的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同于有反美弃美论，绪方也不是反美弃美派。对于本应是日本主导的“人类安全保障”路线，绪方也叹息其只有理念上的讨论，没有付诸行动。

孤立主义也好，作为所谓日美同盟管理手段，在国际上谋求发挥更大作用也好，它们都与绪方的信念相去甚远，但从结果来看，与绪方的目标有一致部分的大概是后者。因此绪方与历届日本政府都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还多次被提名为外相候选人，只不过最终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历届政府针对日本国际作用的扩大所采取的措施，在绪方看来都是半途而废的。比如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PKO）上，她表示：“我(对政府派遣自卫队)一直非常期待。可是，政府不能向危险地区派遣自卫队”（《朝日新闻》2015年9月24日刊）。对于安保法案条文，绪方表示：“当我们负有国际上期待的维持治安的职责时，自卫队前往国外也无妨” 。（《日本经济新闻》2015年8月13日刊）

而反对自卫队赴国外活动及《和平安全法制》（即通称的“安保法案”）的势力，只是肤浅地把绪方当作保护难民及和平的使者，为此绪方的上述言论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但这就是绪方的现实主义思想。

针对安倍政权的“积极和平主义”，绪方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为此准备做出怎样的牺牲，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说法？所以我理解为这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朝日新闻》2015年9月24日刊）。她主张应该进一步付诸行动，我们不要与做过头的批评混为一谈。

国际主义没有落地生根

然而归根结底，绪方所追求的国际主义精神没有在日本落地生根。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日本倡导积极和平主义以及“俯瞰地球仪的外交”，在长期稳定的政权下，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出场率看似也有所提升。尽管如此，要说日本人是否因此进一步放眼世界，准备为世界和平做出前所未有的牺牲时，现状恐怕正相反。绪方留给我们的功课非常繁重。

在日本周边安保形势日益严峻、国内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防卫问题上，这样的呼声很大。从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来讲也势必如此，但从中长期的角度考虑，长此以往，日本的安全和繁荣果真能得以维持吗？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绪方论述道：“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对遥远国家的民众有连带感”（《我的工作》，绪方贞子著，朝日文库2017年版，377页），这并非单单是人道主义，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对此有了重新的认识，也许正是她的出发点。

标题图片：1995年2月13日，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在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武的难民营受到卢旺达难民的欢迎（AFP/A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