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的冲击:新冠病毒经济危机的“防波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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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造成的危机,原定于今年举办的东京奥运和残奥会被迫延期一年。这不是单纯推迟一年即可的小问题,会带来超出预期的经济损失。说得通俗一点,原本奥运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新冠危机导致消费减少的冲击,而现在这道防波堤却突然消失了。这样一来,入境游消费的减少和居家隔离导致的经济活动停滞是否会持续到一年之后?

经济起爆剂的设想落空

为什么会延期举办奥运会?日本国内的传染风险自不待言,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国外疫情始终得不到控制,根本无暇顾及奥运会。于是,国内外疫情在一年后的2021年7月23日之前得到控制就成为了举办奥运会的前提条件。除了明面上感染患者清零这个条件外,或许还需要各国建立完善疫情防控体系。一年时间看似很长,但实际上在准备过程中转瞬间就会过去。

发生新冠危机以前,东京奥运会曾被寄予厚望,日本希望借助举办体育盛典之机,以入境游客的增长为杠杆,撬动日本经济加速增长。简而言之,日本将奥运会视为跳板,期待将之化为发展机遇。

遗憾的是,新冠危机给这种设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现在再也有没有人敢拍着胸脯宣称今后入境游客仍将继续增长,一定能完成2020年到4000万人,2030年到6000万人的预定目标。到了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理解到了,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曾被寄望为日本经济稳步增长的标志。仅凭未来短短一年时间,我们究竟能否重拾以前那种经济增长信心呢?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一年后的2012年3月时,我们依然没有恢复信心——回想起这一点,就能明白这绝非易事。反过来想一想,相较于原定的奥运会,或许更有必要明确将2021年7月的奥运会作为跳板,去构想如何让日本经济实现跳跃式发展。

和雷曼危机的差异

要摆脱新冠危机,分析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人们常常将之与2008年到2009年期间的雷曼危机进行比较,但现在和那时的情况迥然不同。比如,当年美国大型券商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信用功能失调,贸易活动大幅减少。制造业受到直接冲击,制造业就业状况恶化,进而造成国民经济整体就业形势动荡和消费减少。为缓解冲击,政府增加公共事业建设项目,试图创造能够提供就业岗位的对冲力量。

此次,警惕新冠病毒感染的疑神疑鬼心理将会导致消费减少。按照“消费=收入×消费意愿”的公式来看,相较于收入的减少,消费意愿(=消费/收入)的骤降显然会在更大程度上导致消费减少。原因在于,担心感染的人们会避免外出,不会再为娱乐和兴趣爱好花钱。不同于雷曼危机,此次疫情对消费心理造成了直接打击。 

或许从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嘴里说出来有点奇怪,但可以认为,只要人们对病毒感染的担忧一天不消失,大家就不会花钱消费。相较于采取经济刺激措施,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发明对新冠病毒有效的疫苗,如果周边人群不能更广泛地接受病毒检测并显示阴性,那么现在人们所抱有的不安情绪就不会消失。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医疗课题。

在疫情平息之前“购买时间”

实际上政府也明白,在感染风险较高的状态下,传统式的经济政策不会起效。可以认为,政府正在反复研究经济政策,力图在医疗领域问题解决行动开始奏效后的下一个阶段,逐步提高政策效果。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现金补助民众家庭开支。在大家不安情绪较为严重的阶段,会把现金存起来,而不会用于消费。但即使几乎不会产生刺激消费的效果,存起来的现金也将用于将来的消费。再者,将来收入减少的时候,人们应该会用现在领取的现金来补贴家用。简单一句话,发放现金的目的就是保障民众生活。

笔者不反对给经济困难群体发放现金用于构建生活安全网。各种补贴和扶持资金具有防止企业倒闭和裁员的效果,而且相较于不采取这些措施的情况,采取这些措施还可能促进消费的回暖。

政府打算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包含了许多帮助企业维持业务和稳定就业的措施。或许其目的在于通过“花钱购买时间”来为疫情平息后的反转攻势做好准备。政府可能考虑的是次优对策,即使不能直接刺激消费,也可以间接加快经济恢复苏的步伐。

梳理一下可以发现,政府打算分两步来实现经济正常化。第一步是在传染风险还比较高的时期,采取“止血对策”,向国民发放现金补贴保障基本生活;第二步是面向疫情平息后的未来做好准备,筹备发放用于刺激消费的旅游折扣券和商品券等消费券。

奥运会延期一年的课题

此前,有人一直担心2020年8月东京奥运会闭幕后,日本经济恐怕会因失去核心题材而陷入停滞状态。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课题在奥运会确定推迟一年举行的今天也并没有任何变化。那么,政府正在研究的经济政策,也就必须着眼于后奥运时代,设定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新题材。新题材既不能和人口减少、老龄化、地方衰退等长期课题发生冲突,又要能够拉动经济增长。

依笔者之见,应该加速产业数字化发展,提升日本经济的生产效率。比如,在新冠肺炎危机中,越来越多人要求推广远程办公。远程办公即是劳动方式的数字化。此外,社会上要求推进在线教学和可以避免院内感染的远程诊疗的呼声急速高涨。

推广这些技术,也将有助于应对少子老龄化造成的公共服务难以维系的问题。眼下这场新冠肺炎危机也有发人深省的一面——“如果社会的数字化程度更高,就能很好地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可以认为,将这种积极情绪转化为推进产业数字化这个长远课题的能量将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这种化危为机的思路,恰恰是我们需要的全新愿景。

标题图片:首相安倍晋三(左)在新冠感染疫情对策总部会议上讲话,4月1日、首相官邸(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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