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C是否犹记“莫斯科的教训”？

开幕日，充分考虑了政治日程

3月24晚，除安倍首相外，还有四人齐聚首相官邸。分别是日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奥运担当大臣桥本圣子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森喜朗虽已不再担任国会议员，但毕竟是原首相。这样的阵容象征着东京奥运会是一届由政治主导的奥运会。

关于2020年夏季奥运会，和IOC签订“主办城市合同”的是东京都和JOC。再加上根据这份合同组建的组织委员会，奥运会的当事方共有四个。日本政府处于提供支持的立场，首相出面交涉本来应该算是越权的行为。

最终敲定的延期安排是“明年7月23日开幕，8月8日闭幕”。日本奥组委秘书长武藤敏郎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称，“明年6～7月将举行东京都议会选举。7月22日议员任期届满。在这个时间之前举办奥运会欠妥”，透露出在赛事安排上充分考虑了政治日程这一事实。安倍首相的自民党总裁任期也将于明年9月结束，所以也有政界人士指出，这样安排恐怕也是因为首相希望“把奥运作为光荣隐退的记念活动”。

莫斯科奥运会的挫折

作为体育和政治挂钩的问题，不禁让人联想起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遭到抵制的事件。当时，美国总统卡特对苏联（当时）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反对，日本、韩国和西德（当时）等西方国家响应卡特的呼吁，决定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最终只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JOC那时只是文部省（当时）下辖的日本体育协会（现在的日本体育运动协会）的一个委员会，主要职能就是通过日本体育协会领取用于强化体育项目的国库补助金，并分发至各个竞技团体。尽管体育界人士中“应该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呼声较大，但最后由于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体育协会暗示威胁要中断发放补助金，迫使JOC委员投票做出了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

不过，虽然同是西方国家，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国毅然前往参加，许多国家在颁奖仪式上都使用了奥运旗帜和奥运赞歌。体育界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表态——“要与政治保持距离”。

莫斯科奥运会后，JOC也出现了力图成为不受政府影响的独立组织的动向。1989年，JOC获得设立财团法人的许可，从日本体育协会独立出来，成为了拥有预算权限的一个组织。经济界人士、西武铁路集团掌门人堤义明出任第一代会长。在他的领导下，JOC通过利用运动员肖像权的“加油！日本！宣传运动”等活动赚取强化训练费，致力于实现民间主导的运营模式。

“依附政治”之风再起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赞助的运动队纷纷暂停活动或解散，顶尖运动员们参加比赛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后来又因为雷曼危机而再次遭遇经济低迷，运动员身处的环境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依附政治的风潮再次死灰复燃。

转折点在于2005年。当时，堤义明辞去JOC主席一职后，依然作为名誉会长在体育界发挥着影响力。但同年3月，他因在西武铁路公司股票上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而被捕，JOC失去舵手，民间主导的发展方向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同年4月，森喜朗出任日本体育协会会长。他还身兼日本橄榄球协会会长和JOC理事职务，其他自民党政治家也相继出任各个竞技团体的一把手。麻生太郎出任飞碟射击和篮球协会会长，河野洋平出任田径协会会长，山崎拓出任垒球协会会长，安倍首相也出任了箭术协会会长，一举在体育界打下了政治主导的根基。竞技团体方面也开始认为，让政治家出任一把手比较容易获得国家下拨的补助金。

体育振兴彩票（俗称toto）进一步加速了政治主导的趋势。这种彩票于20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由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JSC）”负责运营。起初销售额一直增长乏力，但从2006年开始销售最高奖金6亿日元的“BIG”彩票后，销售额一下子猛增了上去。

作为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JSC通过给体育界拨付扶持金来加强影响力，从2015年度开始对JOC加盟竞技团体强化训练费分配工作实施统一管理。这样一来，JOC的存在感就日渐弱化了。

全球运动员，主动发声

JOC的山下会长在当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时，曾入选日本男子柔道国家队。围绕是否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这个问题，他出席了JOC的讨论会议，和当时同为金牌种子选手的摔跤运动员高田裕司（现任日本摔跤协会专务理事、JOC理事）均主张应该参加，这一幕后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但最终日本未能像英国等国那样采纳体育界的主张。

本次也是如此，在政治面前，体育界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JOC理事（首尔奥运会女子柔道国家队运动员）山口香一人力主推迟举办奥运会，但山下会长却表示“在大家全力拼搏之际说出这样的话实在令人遗憾”，并没有打算听取运动员方面的意见。作为了解“莫斯科奥运会教训”的JOC会长，他那种彻底追随政治的姿态实在令人感到极度遗憾。

另一方面，外国的运动员和奥委会都纷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在尚未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的危险性，理直气壮地要求推迟举办，与日本的态度形成了尤为鲜明的对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指出“不能以运动员的安全作为牺牲”，他是当年曾经断然拒绝政府要求，最终参加了莫斯科奥运会的英国传奇金牌运动员（中距离跑）。

奥运会不断臃肿化，已经难以在缺少政治支持的情况下成功举办。但无论在任何时代，奥运会的主角都应该是运动员，是体育界。

各国的奥委会（NOC）需要承担的职责，并不仅仅是派遣本国运动员参赛。奥林匹克宪章中写入了国家奥委会的以下职责：提升奥运精神的价值、青少年教育、促进专业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发展、培养体育事业运营人才、反对体育歧视和暴力、通过和遵循世界反兴奋剂规定、制定运动员相关医疗保健指导方针，等等。 

“NOC必须确保自律性。同时，必须抵制可能妨碍其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任何压力，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法律、宗教、经济上的压力。 ”

受制于新冠病毒的日程

在考虑政治日程的基础上，东京奥运会决定推迟一年举办。IOC的官网上也写着“日方相关人士和首相明确表示不能推迟到明年夏季以后”。但至今仍无法预测新冠疫情何时能够平息。如果疫苗和治疗药的开发进展不顺，全球疫情在明年还是得不到改善，那该如何是好？

一直在政治主导下运作的东京奥运和残奥会面临着种种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体育相关人士无法发声的压抑氛围显然是不正常的。作为奥运会的当事方，JOC有责任反映运动员的呼声。为此，也希望JOC能够具有重新找回主体性和存在感的“自律”气魄。

标题照片：东京奥运组委会会长森喜朗（右）和JOC会长山下泰裕（左）在欢谈中（时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