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守规矩！新冠肺炎疫情凸显的日本社会规则

“世间（社会）规矩”取代“法律规则”

疫情期间，“自我约束”和“请求”一类的奇怪词汇满天飞。新冠肺炎疫情突出显示，在日本，社会（世间）的趋同压力是如此之强大。“世间”这个词是指“社会”或“人世间”的意思，是日本很独特的一个概念，既非指“society”，亦非指“community”或“world”。从历史上来看，欧洲也曾存在过相当于“世间”的东西，但随着11-12世纪以来的城镇化进程和基督教文明的渗透，“个人（individual）”概念产生，“世间”被否定，形成了作为个体集合的“社会（society）”概念。而控制“社会”依靠的是“法律规则”。但是，在没有像欧美社会那样确立“个人”概念的日本，“世间”依然原样留存了下来。所谓“世间”，可以说是日本人在形成群体时产生的力学和秩序。

在日本，“世间”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完成于奈良时代末期的《万叶集》中就已出现。山上忆良（660-733年左右）曾吟咏道，“世間（よのなか）を憂（う）しとやさしと思へども飛び立ちかねつ鳥にしあらねば（亦知人生世，无非忧与羞；所恨不为鸟，何当飞去休。意思是：虽然觉得人生在世很痛苦，令人憔悴，但也没办法想飞就飞一走了之，因为自己不是飞鸟）”。即便是当代日本人，也还是被在欧美并不存在的种种细密的“世间（社会）规矩”牢牢地束缚着。

比如东日本大地震（2011年）时，看到日本受灾民众在避难所里行动井然有序，海外媒体交口称赞即便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日本也未发生打劫和暴乱事件。在欧美，如果灾害导致警察机构失能、“法律规则”崩溃，就很容易引发骚乱。但在日本，即便“法律规则”崩溃，大家在避难所里也会形成“世间”，这时“世间（社会）规矩”会强有力地发挥作用，因此几乎不会发生打劫或暴乱。

欧美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简而言之就是通过颁布“外出禁令”和“惩戒规定”实施封城（不过会发停业补偿金）。之所以要采取“命令”和“惩戒”这种强硬手段，是因为在发生暴乱绝非稀奇的欧美社会，如果没有基于“法律规则”的强制力来保障，那么谁都不会听政府的话。

但在日本，既没有发布“命令”，也没有采取“惩戒”措施，更没有封城。日本政府基于防疫特别措施法中的“紧急事态宣言”提出的“自我约束减少外出”和“请求停业”的要求，是非常“温和”的做法（而且也没有充足的停业补偿）。但是，虽然不具备严肃的法律强制力，却也取得了必要而充分的效果——感染人数减少，乃至5月底解除了紧急事态宣言。这正是“周围（世间）人们形成无形的压力”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对于那些不响应“自我约束”和“请求”的人，就像“KY！（察言观色）”这个词所象征的那样，会受到来自周围人强烈的趋同压力，要求他们遵守“世间（社会）规矩”。

日本“朝阳群众”大显神威施加“惩罚”

新冠病毒最为麻烦的是，无症状感染者会导致疫情扩散。由于搞不清究竟谁已经感染了，导致人们变得疑神疑鬼，引发不安与恐惧，结果变成了“万人对万人的斗争”（托马斯·霍布斯）的状态。在日本，针对不遵守“世间（社会）规矩”的人的排挤和攻击变得激烈起来。

比如，在这次疫情中“大显神威”的日本“朝阳群众”就是极端典型。即便自己没有遭受直接危害，但他们对于那些不响应“自我约束”或“请求”的店铺等，会采取匿名向政府举报或抗议、威胁等手段。为什么会频繁发生这种乃至侵犯人权的行为呢？

其原因，就是由于“世间（社会）”的趋同压力极为强大，日本人必须总考虑着“在世间的体面”，在家庭中也自小被教育“要做一个不给别人（世间）添麻烦的人”而长大成人的。这与欧美国家的孩子在“要做一个不同于他人、有自己个性的人”的教导中成长完全不一样。因此，日本人一旦发现违反“自我约束”或“请求”的人，即便这人不会对自己形成直接危害，也会倾向于认为他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再加上正义感起作用，就会产生谴责其“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感情，乃至发展到报警、抗议或进行威胁。给别人带来麻烦这种违反“世间（社会）规矩”的行为，在日本被看作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这使得上述行为被正当化了。

这种由“朝阳群众”引发的一连串行为，可以说就是事实上的“惩戒”措施。在“法律规则”下，只要没有法律依据就不会被惩罚。但在日本，对于违反“世间（社会）规矩”的人，即便没有法律依据，也会被当作罪犯对待，其权利和人权也会被忽视。也就是说，“世间（社会）”会对其施加制裁。

污秽意识导致歧视感染者和戴口罩 

人们对新冠病毒的不安与恐惧扩大，导致感染者及其家人遭受激烈的歧视和攻击的事件，令人记忆犹新。陆续发生往感染者家里扔石头，在感染者家的墙上乱涂乱画等种种骚扰行为。这些行为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世间”。就像“出る杭（くい）は打たれる（枪打出头鸟）”这句日本谚语所说的那样，“世间”是同一均质化的，蕴含着一种“人类平等主义”。而且，由于“世间”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发生作用以区分内部与外部，所以总是试图将那些异质分子从内部排挤到外部去。这样，就会发生针对异常者的歧视或攻击。

此外，由于“世间”有着极为古老的历史，有很多民间信仰或迷信的说法，比如“友引の日には葬式をしない（友引那天不举行葬礼）”等。因此，将疾病视作“污秽”，希望将其从“清净”的“世间”赶出去。与欧美不同的是，在日本，针对传染病人及其家属的歧视特别顽固。就是因为这种传统的污秽意识仍然深深地残存于“世间”的缘故。

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污秽意识也有积极的一面。最近经常有人提到，之所以新冠肺炎死亡率日本比欧美低得多，就是因为日本人戴口罩的比率高。虽然医学上尚未证明，但我认为口罩对于传染病防控确实发挥了一定效果。

在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欧美国家几乎无人戴口罩。但在日本，从西班牙流感（始于1918年）开始，戴口罩作为应对花粉症等的措施逐渐普及开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包括“总之带个口罩”这种与疾病毫不相关的行为在内，口罩爆发式地普及，戴口罩的比率也急剧上升。与欧美不同，日本人对于戴口罩几乎没有抵触心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最根本的是日本独特的卫生观念在起作用，即认为“外部是不洁净的即污秽”，因此要保护自身免于污染，也就是说戴口罩是为了区隔“污秽的外部”与“清净的内部”。日本人从外面回到家中时要脱鞋、洗手、漱口，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可以说这种卫生观念是日本所固有的。

诚然，传统污秽意识作为一种“世间（社会）规矩”，对于促成日本新冠死亡率远低于欧美做出了贡献。但其背后，存在着会引发歧视与攻击的“世间”强大的趋同压力，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

标题图片：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随着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4月10日，东京都政府工作人员在东京都新宿区歌舞伎町，呼吁民众采取行动防控疫情（时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