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时代，拯救“全世界最孤独的日本大叔”的处方何在？ 疏淡的人际关系胜于“孤独耐力”

孤独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

新冠疫情爆发前，全球就流行着一种严重的“现代传染病”——名曰“孤独”的病。社会性孤独比起吸烟和肥胖，给人带来更显著的精神和健康方面的影响，导致死亡的风险居高——近年来，这种认识在欧美不断得到普及，寻找孤独对策成为当务之急。

“能够证明孤独负面影响的医学研究多如繁星。比如有调查结果显示，孤独会提高29%的心脏疾病风险，相当于1天吸烟15只，阿茨海默症的患病率增加到2.1倍。”沟通策略师冈本纯子说，“奥巴马政权的公共卫生局长维维克·莫西(Vivek Murthy)在任职期间对国内进行了观察，发表了一个论点：虐待、霸凌、贫困、酒精和药物依赖等一切社会问题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孤独。英国2018年新设了‘孤独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一职，从国家层面开始主导解决孤独问题。”

少子老龄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使孤独成为了男女老少都会“感染”的疾病。其中自尊心强、不善沟通的中老年男性更容易被社会性孤立，而全世界最容易成为孤独的牺牲品的，就是日本的大叔。这是冈本在著作《全世界最孤独的日本大叔》中的观点。疫情开启的“新日常”下，大叔们似乎更可能进一步孤立。

“孤独是美德”“以心传心”的文化

为何“日本大叔”尤其容易陷入孤独呢？冈本认为很大一个原因是日本独自的文化和价值观。

“两年前出版了书之后，很多男性读者给出了负面的反馈。由于‘孤独是美德’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大多数都是‘人终归是孤独的’‘孤独哪里不好’之类的反馈。他们认为摆脱集体性趋同压力，不依赖于他者的自立就是‘孤独’。孤独其实有两种。‘loneliness（让人感到寂寞和不安的孤独）’和‘solitude（享受独处时光的孤独）’。然而在日语里，两种都是‘孤独’，被混为一谈了。我视为问题的是那种想跟人建立纽带却无法建立、痛苦的时候想找人依靠却找不到，感到孤独却还得一直独自活下去的绝望的、长期的孤独。”

冈本纯子称，很多男性都感觉到“孤独寂寞”，却又不愿意承认（拍摄：日本网）

“孤独”是与美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从五木宽之的《劝孤独》（2017年）、下重晓子的《最棒的孤独》（2018年）成为超级畅销书一事就能窥见一二。冈本说，“孤独书”热潮或许就是“反证了其实很多人都抱有孤独感”。“其实这背后的心理可能就是，虽然事实上的确感到孤独寂寞，可又不想被否定，想获得肯定。”

除了对“孤独”的美化，日本还是“高语境”文化，即多数人拥有共通的文化背景，要求大家即便不诉诸语言，也能通过察言观色解读空气再做出行动。冈本指出，许多日本人深信通过“以心传心”可以达到“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境界，导致在语言表达上很笨拙。尤其是那些在长时间劳动、上意下达的纵向沟通方式以及趋同压力等的企业文化中一路打拼过来的中老年男性都非常依赖于职场，缺乏与“外面”的人“打交道的技巧”，因此容易陷入孤独。

讨厌公司却依附于公司

美国调查机构Gallup等的调查明确显示，职场沟通的优劣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力。“但是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一直以来对于员工之间沟通的重要性都没有充分的认识。员工对企业和职场的‘投入度’指数（贡献意识、干劲和忠诚度的评价指标）在国际比较中是最低水平，生产效率也是7大发达国家中最低的。”

对公司有很强的归属感，却并不忠诚。“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被迫归属到企业干着不想干的工作，与企业及同事之间的连带感很弱。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依附于公司而存在的‘笼中鸟’。”冈本说，“在笼子里呆久了，没法自由地展翅高飞了，可笼子被人夺走后，又会不知所措。日本就量产这样的人。”

退休后在家无所事事的丈夫，被妻子看作是麻烦，被吐槽是“粗大垃圾”“贴地上扫不走的湿落叶”。“嘴上说着讨厌工作，却又靠工作来获得别人的认同和存在感，并把这种感觉当做是人生价值的人，在现在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人群里尤其多。在公司组织中想要获得认同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所以一旦离开组织，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就算原先计划好了，等退休后就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愉快地度过余生，可真到退休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兴趣爱好，没有可干的事。在这个活到90岁也不稀奇的时代，退休后还有几十年的光阴，抱着这种绝望的孤独感活下去其实也很残酷。”

“在地方，我们还能看到男性通过节日庆典，积极参与地区活动的身影，可大城市里的高龄男性中，‘家里蹲’却也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大妈们大多有着丰富的社交活动，城市的集会场所95%的人都是女性。我问她们：‘您先生现在在干什么呢？’，得到的答案无非就是‘家里’‘图书馆’‘发呆’这类。”

不过，冈本也指出孤立化的风险并不仅仅存在于中老年男性。日本一大社会问题“家里蹲”是跨越全年龄层的，“女性当中感到很难跟他人建立纽带的人也在增加。”

职场的“远程化”让大叔更被疏远

已经给大约1千位总裁和企业干部做过沟通技巧指导的冈本，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缺乏提高沟通能力的技巧和学习场所。

“不该只做上意下达的传话筒，如果能在沟通方面下一些功夫，增强员工连带感，就一定能振奋士气，生产力也会随之提高。但是，顶着一张‘面瘫’脸逐字念稿，是日本企业干部们的默认属性。沟通不走心的话，员工的连带感就不会提高，如今在沟通方面下的功夫还远远不够。”

疫情爆发后远程办公加速普及，线上会议越来越多，也使得沟通的门槛进一步提高。“所谓沟通交流，靠的不光是语言，而是要从对方整个身体来获取信息。想在云端把想要传递的信息传递到位，就不能只是把稿子通读一遍，更需要比实际会面时在表情和手势上下更多的功夫才行。远程办公会让‘乖乖听我讲’这类单方面的信息输出变多，但在中老年员工中，对远程沟通抱有抵触情绪的人似乎也不在少数。比如虽然公司推荐远程办公，但依然会有不少人跑去公司坐班......”

对于大叔的孤独，冈本认为是沟通“错配”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她感叹道：“大叔之间如果能够建立起相互聊天谈心的关系，也就能抱团取暖彼此慰藉孤独了，可现在的环境下，他们都没法一起出去喝杯酒。此外也经常听到有人说：‘女性的言谈还能听一下，其他大叔的唠叨，我可不想听’。”

日本是“社会关系资本”最弱的国家

近年，“社会关系资本（Social capital）”作为衡量社会富裕程度的一大指标备受关注。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用来表示对除家人之外的人际网络、志愿者活动、地区活动的参与度等社会和地区内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和纽带的紧密程度。英国Legatum研究所计算的2019年社会资本充足度排名显示，日本在167个国家中排第132名，在七大发达国家中垫底。

“在日本，介于自助和公助之间的‘第三场所’，即互助/协动的场所，是很脆弱的。”冈本指出，“在欧美，个人和家人所代表的的‘私’与政府代表的‘公’之间，还有‘第三社会群体’的存在。NPO法人就是其代表，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机会。而且这些机构也是优秀人才云集的热门就业单位。据推算美国有150万家NPO展开活动，解决了大约10%的就业，但日本认证的NPO只有约5万家左右。社会认知度也低，没有培养出让个人想参与就参与的文化土壤。”

在互帮互助的基础制度非常脆弱的现状下，冈本最担忧的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种社会风气了。

“我感觉最近有种风气起来了，就是反正人都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那就只要管好自己就完事，其他人爱谁谁。大家会把孤立和贫困归咎于‘自我责任’。我们的社会明明应该是通过捐赠和志愿者活动来相互支撑抱团取暖的，然而现在人们已经丢失了弱者视角，对弱者也不再宽容。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过重视人与人的纽带，呼吁互帮互助的意识的，但新冠疫情后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朝着呼吁提高个人生存能力和‘抗孤独能力’的方向发展去了。”

重视建立一种疏松的纽带关系

“社会资本需要充实，但没法指望国家从政策层面上来发力，而各地方政府就算想要做这个工作，预算也捉襟见肘。”冈本称。

“现在可行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拉起一个像蜘蛛巢穴那样细密的安全网。如果城市里到处都分布着能够聚会相互交流的场所就好了。比起完全的孤立，我希望能够重视疏松的纽带关系和微型社区。没必要让自己归属到像公司和家庭那种坚实纽带的关系当中。如果在寺庙、咖啡厅、大浴场、体育馆、理发店等场所能获得萍水相逢闲聊几句的交流机会，光这样就能治愈很多人的孤独感了。为了确保不陷入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法跟人好好交谈的孤立状态，能够形成疏松纽带的社会就很理想了。”

然后，如果能有长袖善舞的人来充当聊天的中介人就最好不过了。“疫情爆发前，我跟周围的人推荐去小酒馆，它可是城市最强的‘基础设施’。有酒水助兴，沟通会更加轻松顺畅，这时有妈妈桑做中介人，大叔们‘虽然不想跟坐旁边的大叔聊，但还是想跟妈妈桑聊’，最后大叔之间也会聊起天来。”

冈本说，与人打交道也有烦人的一面，但我们需要具备沟通能力，向这种烦人的感觉做出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与他人的摩擦。

“我不希望社会变得人人像寄居蟹那样龟缩在壳里，然后相互伤害对方的壳。但现在疫情盛行，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个行为本身就有一种犯罪感。我发现我们想与别人产生联系的这种人类根本的欲望现在正在面临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是时候该好好思考下了。”

标题图片：新冠疫情相关的紧急事态宣言全面解除后，上班族们在东京有乐町的一家居酒屋里聚饮（2020年5月29日，东京都千代田区，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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