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的明与暗

虽然就业增长，但全都是非正式员工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最受人重视的是力图“摆脱通缩”的金融政策。2013年3月，黑田东彦出任日本银行行长后推行“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源于货币宽松的日元贬值和股市上涨现象使得日本经济呈现出一片复苏景象。

确实，如果与第二次安倍政权上台时的2012年末相比，在出现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末，日经平均指数几乎翻了一倍，日元兑美元汇率也出现了大幅贬值。同时，原来超过4%的失业率也降到了2.2%，这一系列统计数据都反映出形势大好。甚至在今年8月28日表明辞职意向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倍首相还骄傲地宣称“我们创造了超过400万个就业机会”。

经济看似出现了复苏

不过也存在许多问题。就业形势的改善只不过是源于非正式劳动者人数的增长，受到新冠疫情这样的强烈冲击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面临失业危机。同时，实际工资水平莫如说还有所下降，贫富差距问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始终居高不下。

此外，黑田行长当初夸下豪言壮语所提出的“两年2%”通胀率目标，在时隔七年有余的今天依然未能实现，日本银行持有的国债却已经逼近了发行余额总量的50%。

但如果观察其他指标

顺便提一句，执政末期的安倍首相几乎已经不再关心物价目标。霞关（政府机构集中地区——译注）和本石町（日本银行所在地区——译注）甚至充斥着一个传言——首相曾对造访官邸的日本银行人员表示“物价目标已经无所谓了”。一位参与过金融政策制定工作的当事官员愤愤不平地说：“以前明明说好要搞超级量化宽松的，现在却干脆来了个上楼抽梯”。

日银推出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似乎只是发挥了事实上的国债货币化功能，即支撑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巨额国债发行工作。

“首相+心腹主导型”：模式1

分析安倍经济学的决策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是“首相+心腹主导型”。这是其执政期间最常见的模式。

心腹并非指的是秘书官和助理等人。而是一群人，主要是和首相有私交的经济学家和原财务官僚等相关人士，也包括和首相关系亲密的政治家，他们形成了一个内部圈子。

这些心腹，再加上一些经济产业省官僚深入参与，共同敲定了“三支箭”的政策。另外，据说“新三支箭”也是这样由内部小圈子制定的，在本应负责这项工作的内阁府官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便确定了“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口号。

同时，两度推迟上调消费税率也是首相和极少数心腹共同做出的决定。2014年11月，确定第一次推迟时，当时的财务副大臣收到单方面的通知后，甚至起了“辞职抗议”的念头。

还有，执政末期，在推出“发放安倍口罩”和“全国中小学集体停课”等旨在防控新冠疫情扩散的政策方面，这种决策模式的色彩也很突出。

最极端的事例，或许要数2013年1月和日本银行联合发布的《政府与日本银行的联合声明》。在此过程中，日银首次认可了“通胀目标（物价目标）”，但首相特意在“物价上涨率2%”目标的完成时间上施压，指出“不能拖到中长期”，甚至亲自对负责与日银谈判的财务省和内阁府官员下达指示。这都是听从了身边阵势汹汹，主张采取“大胆宽松政策”的再通胀派人士的建议。官僚们完全只是负责谈判，最终“指挥部”还是首相官邸。

在国家政坛层面的选举中连连获胜后，这种决策模式作为“官邸独大”的象征落地生根，连需要由相关部门开展的详细研究过程都经常被省略，一位官僚曾指出其危险性，称“仅仅是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对政策进行了斟酌”。

“首相+自发官僚型”：模式2

第二种决策模式采用的是“首相+自发官僚型”的形式。所谓“自发官僚”，指的是虽然和安倍关系没有那么近，但他们对事情看不下去以后，就会向首相及其身边人员提出建议，或者亲自上阵进行协调的官僚。典型事例是2013年围绕“涨薪”问题与经济界展开的谈判。

当时，尽管大家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在作为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的“大胆的金融政策”上，但实际上如果只是物价上涨，工资不涨，那么民众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艰难。不少官僚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内阁府和财务省的主管人员、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等人开始“自发”力挺首相，主动出面说服经济界和劳方代表，设立了最终追求“涨薪”的“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政劳资（政府、劳方、资方——译注）三方会议”。此举成功地让经济界参加了进来。虽然涨薪这个事情最终似乎并不顺利，比如2019年的名义工资就在时隔六年后又一次转为了负增长。

“首相+特定政治势力型”：模式3

第三种模式或许可以叫做“首相+特定政治势力型”的决策方式。代表事例是伴随上调消费税率引入的轻减税率（优惠税率）。作为对冲“消费税对弱势群体造成巨大影响”的措施，财务省提出了与个人信息编码制度结合实施上调税率政策的方案，但首相推翻了这个提议，决定强行引入轻减税率。人们认为背景原因有两点，一是在选举承诺中提到了轻减税率的公明党一直强烈要求采用这个方案，二是一些与安倍政权关系密切的言论家在推波助澜。

顺便提一句，这个问题最终引发了抵制采用轻减税率的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会长野田毅遭到撤换的事态。据说，当时安倍首相打了一个电话，一边申明“虽然并非出于本意”，一边告诉野田会长的位子要换人了。过去，党内的税制调查会长被视为“现职首相也不敢轻易插手”的人事，可这次却是一通电话就让他叹气走人，面对这种事态，自民党内和政府各部门之中，都弥漫着“安倍之命难违”的气氛，而“官邸独大”这个说法也由此坐实。

不知道政策到底向着哪一边

安倍经济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安倍最早在主张“无改革，不成长”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时代就开始崭露了头角。起初他还展示过重视贴合前述思想的金融政策的态度，作为安倍自己人的自民党籍参议员西田昌司等人也表示“安倍经济学是以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为依据的”（《FACTA》杂志2019年7月刊）。货币主义指的是重视货币供给的思维方式，如果按大类分的话，再通胀派也属于这一派。

此外，首相本人一直强调“要成为打破磐石规则（难以放宽和废除的规则——译注）的电钻刀刃”，也曾表现出要坚持放宽规则的姿态。

然而，观察后来的决策手法可以发现，有时候他并不太在乎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言最核心的“公与民”的关系。典型事例是与经济界在“涨薪”问题上的攻防战。

2013年2月，首相把经济界领袖请到官邸，对他们说了以下这番话——

“政府会认真开展劳动市场改革和规则改革。也希望经济界能够研究讨论提高报酬等相关措施的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是否涨薪是最重要的经营决断。如果首相重视的是“民”，恐怕就不会亲自直接介入，因为这相当于在施压，如同对企业喊话“必须涨工资”。

第二次政权上台后，首相在自己的著作《迈向全新国家》（2013年）中，这样表述过自己追求的经济理念——

“我们追求的不是以贪欲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瑞穗之国（日本的别称——译注）拥有适合自己的市场主义形态，那就是要重视道义、理解真正的富足之意。”

这位对经济界施压，试图迫使企业涨薪的首相在出席2013年底的“政劳资会议”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虽然政府做了一些‘谨慎干预’，但这难道不正是‘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吗？”

当时，经团联的一位相关人士曾惊讶地表示“如此施压，还能叫做‘谨慎干预’？”，还有一位官僚说“搞不懂经济政策到底是向着哪一边”。

“安倍首相没有思想”

如果要强调“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又要强调“打破磐石规则”呢？为什么要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日美贸易协定，加快农产品自由化呢？这些难道不都是与瑞穗之国理念完全相悖的吗？

日本若是想要提高潜在增长率，那就必须推进自由化和规则改革，谋求提高生产率。但这样做又会加剧贫富差距。如果打着“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这个口号来解决贫富差距，那么生产率就不会提高。为了掩盖这个矛盾，首相相继提出“一亿人总活跃”和“地方创生”等口号，换掉了主打政策的招牌。

一位当局人士表示：“以负债经营方式摆弄政策的做法变成了常态，五年、十年后的长期课题被束之高阁。后疫情时代或许会迎来真正的考验。”

一位政府前高官说：“首相本来没什么思想。经济政策被他用作了选举战略，只要这样想就很容易理解了。所谓‘打破磐石规则’，恐怕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避免看重松绑政策的外资逃离日本股市。”

而一位财务省的官僚如此看待这个问题——

“安倍经济学就是把财政和金融火力全开，试图强行启动工资、消费、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尚未充分产生效果的时候，这次新冠疫情就已经导致这种循环完全停止。”

“曾经信心满满地高喊Buy My Abenomics（买涨安倍经济学）的首相在表达辞职意向的发布会上只是列举了创造就业方面的成果，针对经济政策并未多言。他想通过推行安倍经济学来实现什么？最终获得了什么、在哪些方面遭遇了失败？或许是首相本人应该进行总结的时候了。”

标题图片： 2013年5月8日，时任首相安倍与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交谈（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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