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有话说：新冠时代重新审视“健康至上主义”

对信息也可以“不作选择”

在围绕着新冠病毒的“信息疫情”(infordemic=包括谣言在内大量信息泛滥)蔓延的情况下，认为“能够分辨出正确信息”这种思路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吧。大胁幸志郎医生大胆地提出，人们应该可以选择暂时屏蔽外界信息。

“为了区分正确的知识和谣言而去掌握健康知识，这是医务人员、媒体从业者等专业人士的思路。而这个世界上‘假’信息可能比‘真’信息多得多，乃至超乎专业人士的想象。能获得为数不多的准确信息固然很好，但得到虚假信息的风险更大。既然如此，人们应该还有一个选择——管它是真是假，‘什么信息都不要’”。

大胁医生指出，即使是被意译为“科学依据”的“evidence（证据）”这个词，也并不是“确定无疑”和“有效”的意思。其中的理由很复杂，但总而言之，是因为对统计数据的解读不同，结论会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研究人员想要证明的命题不同，对数据的解读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大胁说，“信息与病原体很相似”，任其扩散会带来不安并引发恐慌。如果听信与健康相关的谣言，反而有可能伤害身体。“为了保护自己，首先要远离信息的汪洋大海。可以关掉电视，关闭网页。”

为了对恐慌产生免疫，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人们之所以会被信息牵着鼻子走，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对感染的恐惧。但是，人们是否对于不想被感染、希望保持身体健康过于在意，因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呢？这是大胁医生的疑问。

对预防医学的盲目信任

健康长寿本身成为医疗的终极目的，人们对医疗抱有过度的期待——从读医学系的时候起，大胁就不太认同这种现状。

“医生不见得总是对的。我总觉得，必须设法改变人们对医学的盲目信任，重要的是要更清晰地告诉大家：人迟早会死于疾病。”

基于这样的认识，大胁医生写了《保护生活免于“健康”之害》这本书。书中主要对人们在生活习惯病和癌症诊断方面对预防医学的盲目信任提出了质疑，并以“迷信”为关键词切入。举个身边的例子，比如关于嘌呤和胆固醇的“迷信”。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啤酒中含有嘌呤，会引发痛风，最好不要喝”，“为了控制胆固醇，要注意饮食”。实际上，啤酒中几乎不含嘌呤，而且胆固醇在体内合成的量远多于从食物中摄取的。大胁医生指出，即使想喝啤酒忍着不喝，在食物上花尽心思，对预防疾病也没有多大效果。

在这本书大致完稿时，新冠肺炎疫情变得严重起来。书中大部分内容虽然是疫情大流行之前就构思好的，但却对人们在新冠疫情时代更加重视“健康”和“安全”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对“新生活方式”无法苟同

大胁医生今年6月出版了《保护生活免于“健康”之害》，7月翻译出版了《健康之祸 人道医疗的终结与强迫式健康主义的兴起》，这是出生于捷克、后流亡到爱尔兰的医生彼得･施克莱伯尼克1994年的遗作。据他说，自己写的书相当于这本译著的“解读之作”。

施克莱伯尼克认为“健康主义”类似于宗教。在这种“宗教”的控制下，现代医学介入健康管理，使人们忘记了个人生活和幸福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健康主义作为监视国民和掩盖严重社会问题的手段，一直被政治所利用。他在指出这一问题后，一语道破健康、医学和政治的关系。

《健康之祸 人道医疗的终结与强迫式健康主义的兴起》(生活医疗社)

大胁医生说，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提出的“新生活方式”，与施克莱伯尼克批判的“为了健康需要有所忍耐”的单一思维模式如出一辙。“在不清楚确切效果的情况下严格约束人们的生活，这是多么重大而深刻的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感觉未免太迟钝了，对此我觉得很奇怪。最成问题的是出现了攻击歧视感染者的现象。‘因为不小心才被感染，还会传染别人，所以对他们要注意防范’——这种想法其实是把感染者置于被指责的境地，认为他们‘疏忽大意是不对的’”。

“而人们被感染，原因并不一定就是‘疏忽大意’。有时是迫不得已去人员密集的场所。个人无法掌控的原因多种多样，情况也千差万别，对此视而不见，只是一味地指责别人‘要是小心谨慎就能避免感染’，这种看法是很狭隘的。” 

“人们还没有彻底认清新冠病毒。预防感染的措施缺乏确凿的医学依据，在日本也没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虽然没有出台处罚措施，但既然政府呼吁大家‘要引起注意’,人们就会自发地相互监督，这就是日本。而如何妥善控制这种相互监督是很困难的，所以才出现了‘自肃警察’，强迫别人自我约束。”

从保护生活不受影响的角度考虑

难道最终我们只能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情况下，在不安中与病毒共存吗?

“即便疫苗和特效药研制出来，新冠病毒也不会消失。经济活动、健康安全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正因为如此，为了注重生活质量，我们需要做好冒一定风险的精神准备。”

大胁医生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新冠病毒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并没有天花病毒和鼠疫菌那样严重。“虽然感染后最糟糕的情况也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但如果大家因为害怕新冠病毒而改变生活方式，那就相当于抛弃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的文化。珍视我们的生活，这可能需要冒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就是人生。” 

现在以发展经济优先，自主限制外出模式已经缓和了许多。但如果对“第二波疫情”的恐惧增强，事态有可能再次发生变化。

“新冠病毒是由‘气氛’控制的。因此我们要继续关注这种‘气氛’将如何发展变化。”

互相监视的结果

无论是写作这本书，还是花4年时间翻译施克莱伯尼克的遗作，大胁医生的目的都绝不是仅仅想从医学角度来反驳现代的“健康至上主义”，而是强烈希望人们能够以此为契机，“回想起不知不觉间被遗忘的常识”。

在接受采访时，大胁医生提到了米歇尔･福柯的《监狱的诞生》、塞缪尔･巴特勒的《埃瑞璜（Erewhon）》、伊万･伊里奇的《非医院化社会》等过去思想家们的著作。

“他们向世人发出警告：医学会给人们洗脑，让医生能够为了自身利益为所欲为。他们同时也敲响警钟：医学会让人们自以为是地基于个人意志采取行动，引发人人相互监视的窘迫局面。”现在的世界是否正在变得如此窘迫，大胁医生对此表示担心。

《埃瑞璜》(新潮社)

“就像《埃瑞璜》中描写的反乌托邦故事，生病会被当作犯罪行为受罚。健康至上主义稍有不慎就会走向极权主义。” 

大胁医生在其著作《保护生活免于“健康”之害》中，用一章的篇幅描写了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时期强迫性健康观念和优生思想的可怕之处。他说，虽然可能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极端情况，但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忘记。纳粹对于抽烟和喝酒的危害也不能容忍。为了惩戒酗酒者，还把他们送进强制收容所。其理论依据是只有国民健康，国家才会变得强大。大胁医生提出疑问：这和现代社会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否有些相似呢？ 

这本书还引用了日本首任厚生大臣木户幸一1938年的一段话——“每位国民的身体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为国家锻炼之，强化之……”。此外，2003年开始实施的《健康增进法》第二条规定：“国民应该加深对健康生活习惯重要性的关心和理解，终其一生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努力增进健康。”健康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的，维持自身健康是国民的义务。在这一点上，两者的态度是一致的。

“不想生病”的魔咒

大胁从医学专业毕业后，之所以去出版社和医疗信息网站工作，是因为想从远离医疗一线的角度观察审视现实。但是，后来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经历，在临床医学现场学习更多东西，于是在3年前成为了一名医生。

他说，医疗一线有不少老龄患者，有很多机会促使自己去思考如何生活在老龄化社会，如何面对疾病。“对于身患多种疾病却依然长寿应如何积极看待，整个社会如何提供保障，这是我们必须不断思考的问题。人们想健康长寿，但人是肯定会生病的。你可能会想：‘我可不想跟那个人一样病怏怏地过着悲惨的晚年生活’，但明天就轮到自己头上了。”

正因为如此，他提出希望创造一种新“时尚”，即“虽然身体因病变得虚弱，但生活依然很快乐”。

“关于健康我想说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不要把健康当作宗教，应当作为一种时尚。细想起来，人们总是认为应该仔细对照证据去辨别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但其实即便是专家的意见，也没必要那么认真对待。比如，虽然有证据表明多吃纳豆不容易得病，但效果其实微不足道。喜欢就吃，不喜欢就不吃即可。同样地，对于没有多大危害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吹毛求疵。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取其精华’,按照自己的‘时尚’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希望大家摆脱强加给自己的“不要生病”的魔咒，好好地享受生活——这就是大胁医生想传递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

标题图片：大胁幸志郎（摄影： nippon.com日本网编辑部，2020年10月于东京都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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