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还是求死，硬币的正反两面：围绕生命的深层问题探讨安乐死

不是安乐死，而是涉嫌委托杀人

2020年7月，一则新闻报道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去年11月，京都两名医生面对一名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俗称“渐冻人症”）女患者（51岁）提出的“想要安乐死”的要求，前往患者家中，通过注射致死剂量的药物使之死亡。他们最终以委托杀人的嫌疑被京都府警方逮捕。据悉，这名女性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认识了其中一名医生，与其商量了此事，但直到事发当天为止，两人从未见过面。

这两名医生的行为，即便是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或州，大概也会以同样的罪名受到惩处吧。因为他们既没有为那位患者作检查，更不用说进行治疗，也并未准确掌握患者的病情和精神状态，更没有科学地判断是否还有其他能够减轻患者痛苦的手段。这两名医生在他们的博客和合著书籍中，不断发表言论否定衰弱的老人和重病患者的生存价值，因此支持他们的意见极少。但是，相当多的人主张，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日本也应该开始讨论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

安乐死“事不关己”

在日本，所谓“安乐死”是不被认可的。这里所说的“安乐死”一般指医生给患者注射致死药物使之死亡的“积极安乐死”，或患者服用医生开出的致死药物自杀的“医生协助自杀”。直到最近，在日本围绕“安乐死”的讨论还很不活跃，而讨论更多的主要是“尊严死法制化”问题。一般来说，“尊严死”一词与“安乐死”是不同的，它是指控制或停止使用人工呼吸器、人工营养补给、人工透析等“延命治疗手段”的行为。作为“临终期”患者治疗的选择之一，“尊严死”实际应用于临床医疗中，但其法律定位比较模糊。而关于“安乐死”，虽然媒体对20世纪末以来欧美出现的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活动有所报道，但在日本，很多人依然认为“安乐死”是“事不关己”的问题。

2016年12月，为许多热门电视剧撰写过剧本的著名编剧桥田寿贺子在文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想安乐死》的随笔，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种现状由此开始改变。当时92岁的桥田在文中表示，当痴呆症发展到自己的行为不受控制的时候，想去“协助自杀”合法化的瑞士实行安乐死。

2017年6月，NHK播出了一部名为《她选择了安乐死》的纪录片，跟踪拍摄了一位身患多系统萎缩症的日本女性（51岁）及其家人，她在瑞士自杀协助团体“生命周期”登记，并亲自前往瑞士成功实现协助自杀。这个节目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重播了两次。据说京都委托杀人事件中，渐冻人症女患者也是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强烈倾向于“选择死亡”的。近年来，日本国民对安乐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京都发生的这一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旁观者草率下结论无异于暴力

但如果说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日本也要开始讨论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我觉得还相当草率，似乎为时尚早。在网络论坛、网络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很多单纯的意见，比如“疾病已经医治无望，一心求死，为什么不能让这些人死呢？”“既然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不就也有死亡的权利吗？”

在这样的争论面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首先，“安乐死”并不是单纯指“安乐地死去”，而是为了让那些饱受难忍痛苦的人摆脱痛苦而“使之死去”的行为。如果通过医学治疗或精神上、社会性的关怀和帮助能减轻患者的痛苦，也可以说是问题的解决和改善。但是，通过死亡的方式让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实际上并未解决问题，而只是“消灭了问题本身”。

另外，认为那些强烈要求“想死”的人是不想活下去了，这未免过于武断。人之所以“想活下去”，是希望“有意义、有价值地活着”，当人们感受不到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时，就会悲观地想去死。“想死”和“想活”其实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反过来可以说，正因为“想活”，人们才会“想死”。

因此，根据周围的情况或与遇到的人的关系，“想死”的愿望随时都可能逆转为“想活”。渐冻人症是一种肌肉逐渐萎缩和肌肉力量逐渐衰弱的顽症，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不过，有很多渐冻人症患者的病情比京都事件中的那位女性更加严重，他们戴着人工呼吸器顽强地生存着。其中很多人证实，有些时候他们也曾强烈地“想死”，并要求结束生命。

2019年，需佩戴人工呼吸器的渐冻人症患者舩后靖彦当选为日本参议院议员，成为世界罕见的划时代事件。如果因为患者病情恶化，不能做的事情增加，就简单地认为其生活质量下降，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则未免过于草率了。况且，身体健康的人说什么“我要是变成那样也想死”之类的话，对于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冷暴力。

在集体利益优先的日本社会实施安乐死的风险

主张开始讨论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他们经常以此为依据——“舆论调查显示有70%的人赞成安乐死（《朝日新闻》2010年实施的生死观舆论调查）”。但是，这个调查的受访者之中，不少人无法区分“安乐死”和“尊严死（控制或停止延命治疗措施）”，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还有旨在减轻痛苦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舒缓护理”。在讨论安乐死是否可行之前，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创造一个护理和支持的环境，让那些饱受严重疾病或残疾之苦的人能够“作为人有尊严地活着”。

世界上安乐死合法化的，是个人主义倾向较强的欧美一些国家或州。在“患者权利法”都不存在、组织和集体利益优先的日本社会，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以想见，即使看似基于本人意愿，但实际上是出于“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而被迫去死的情况会不断出现。

当前在日本，很多人对老龄化急速发展和政府推进削减社会保障费抱有强烈不安。近年来日本社会对“死”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与其说是围绕人的生命产生的深层追问，还不如说是这种不安心理起着更大作用。不安容易使人陷入狭隘的想法之中，容易助长对他人的依赖。在这种不安心理的驱使下，人们容易倾向于简单地选择“安乐死”。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这种危险性，并对此保持警惕。

标题图片：隶属“令和新选组”的参议员舩后靖彦，当选后现身临时国会的第一天接受媒体采访（2019年8月1日摄，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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