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各区：与当地餐饮业者合作，探寻抗疫的“日本模式”

只有东京是“坏家伙”？

目前，以欧洲为中心，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恶化。

尽管日本也再次提升了针对疫情扩散的警戒，但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明显较少，防控措施在海外获得了高度评价，甚至有人将之称作“日本模式”。然而，日本国内对这种所谓“日本模式”的评价之低，十足让人惊讶。日本媒体在报道时总将焦点对准了感染人数连日增多的问题，而新增感染人数较多的东京在国内便被视为了“坏家伙”。

地方医疗机构普遍会告诉患者“如果有亲属去过东京，敬请在两周内避免就诊”，甚至有的地方流传着只是因为“去过东京”就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谣言。

恐怕这是媒体对新冠问题的报道有失偏颇而造成的结果。东京确实存在感染人数增多的状况，但在各个自治体的层面，大家都在尽力采取措施，都内有些区也有效遏制住了疫情的扩散。

应该减轻因为隔离产生的“经济风险”

就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又听到了这样的新闻——东京新增294例确诊患者，已经连续三天单日确诊超过200人（11月7日）。东京都中央区保健所的山本光昭所长十分肯定地表示“没有必要只是因为看到这个数字就感到恐慌”。该区一直在采取被称作“中央区模式”的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文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山本所长指出不必因为每天的感染人数忽喜忽忧的根据在于，无症状和轻症患者占比情况、死亡人数情况，还有公布的感染人数和阳性人数的实际情况都是极度不透明的。

“流行病学调查存在局限性，总是在发现检测阳性人员后认定为‘初次感染’，但冠状病毒是一种让人反复表现出阳性、阴性、再次感染、再次转阴性的病毒。必须假定无症状或轻症患者此前在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已经作为‘阳性人员’传播了病毒，同时也不可否定存在采样过程中出现失误造成假阴性的案例。换言之，必须考虑到总是会出现一定数量的假阴性（漏检）和假阳性（误检）。”

另外，据说从上报第一例感染者的1月到2月下旬这期间的第一波，与3月以后的第二波疫情相比，阳性人员存在很大差异。第一波时，检测对象限定为“具有明显症状”的人员，而到了第二波的时候，检测对象就扩大到了无症状人群。如果没有自觉症状，即使保健所顺着感染路径打来电话，阳性人员也只会觉得厌烦，不愿配合。负责相关工作的保健师无奈地表示：“他们不仅拒接电话，甚至在我们上门调查时也假装不在家。许多时候甚至根本无法打听出真正的感染路径。”

据说这些人即使被确诊已经感染病毒，也不会配合前往酒店等场所隔离。收入越低，比如个体业者和打零工维生的低收入人群，这种倾向就越明显。或许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假如在酒店休息十天，就会少十天的收入，将会直接影响生活。作为一名个体业者，笔者深感如果中央和地方自治体能够减轻这些人的经济风险，各区保健师的负担也会减轻，想必还能产生减少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的效果。如此一来，日本模式应该更能在全球引以为傲。

CT检查可以有效诊断重症程度

截至11月10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达到5061万人，死亡125万人。美国的感染人数最多，占到了全世界的大约五分之一，疫情毫无终结迹象。而日本的死亡人数为1700人。山本所长这样说道。

“感染新冠病毒后转为重症风险较高的主要是老年人和患有糖尿病、肥胖症等基础疾病的人。尽管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但转为重症的患者比例并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美国等国家不同，日本国民享受的医疗服务差距较小。在我国，无论贫富，所有人都加入了公共医疗保险，大家都可以接受水平相近的保险诊疗。另外，第一波疫情时我们获得了许多技术性的经验，这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日本医疗质量高、交通便利也是死亡人数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还有可以改善的余地。目前，日本国内对“PCR检查”表现出异常的执着，尤以政治家和媒体为甚，这已经成为导致人们误判病毒本质的原因。

通常在对传染病进行诊断时，普遍做法是实施多项检查，在综合判断下开展诊断和治疗。

比如作为乙类传染病的结核，单靠血液采样检查无法确诊，所以都是在进行影像检查和痰样检查后做出“诊断”，确定了结核类型，再采用“隔离”这一最终手段。

然而，针对新冠病毒，“PCR绝对主义”盛行，甚至有人认为，现在存在一种风气，竟然把采用PCR检查找到阳性人员当作了目的。可是，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找到阳性人员，给予妥善治疗，以避免新增感染者吗？

那么应该怎么做？

山本所长强调：“只需要检查发病前2天到发病后9天内的密切接触者。这是因为，发病9天后，病毒已经失去活性，14天后就不再具有传染性了。春天那段时间，确诊患者要到病毒检测呈‘阴性’以后才能出院，但现在已经按照天数来判断是否允许出院了。另一方面，出现症状时，如果在PCR法、LAMP法和抗原检查中呈现阳性反应，那么除了针对唾液等进行采样检查外，从评估重症化风险的意义而言，希望最好还要进行CT（电脑断层扫描装置）检查和血液指标检查。”

据说，要观察重症程度，通过肺炎影像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最佳诊断依据是磨砂玻璃状阴影的CT影像。日本的CT普及率高居全球第一，出现误诊的情况也很少。而且我们已经懂得，如果出现严重炎症，最有效的办法是用人工呼吸机和人工心肺仪（ECMO）等装置维持肺功能，再注射类固醇（地塞米松）。目前，治疗过程中的问题已经变为如何控制类固醇的副作用。山本所长认为，既然已经逐步确立了治疗方法，那么就应该继续保护重症化风险较高的老年人等群体免于感染，同时，感染本身并不可怕，如何尽早进行妥善治疗，或许是减少死亡人数的关键。现在，尽管感染人数激增，但死亡人数并没有快速上升，这正是一个佐证。

区政府支持餐饮业工会工作

如今，为了防控疫情扩散，中央区已经大幅调整政策方针，与餐饮业工会等组织签订了协议，积极支持各个团体开展的工作。

其中一项措施是，将推出名为“安全标签”的标志作为开展自主行动的象征，以此向中央区内外人员宣示本区店铺都采取了周全的防控对策。为此，银座料理餐饮业工会联合会已与日本桥料理餐饮业工会等六个工会联手，决定严格贯彻卫生管理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东京都政府制作了管理手册，如果认定店家遵守了管理规定，就会为其发放安全标签，而日本桥料理餐饮业工会则更进一步，细分为“换气”“消毒”“距离”等项目，判断各个项目符合规定后再为其张贴安全标签。

据说中央区对这种做法持肯定态度，在12月的补充预算案中增加了4800万日元预算用于支持“各工会开展自主防控措施”。对此，其他区的区议会也非常关注，认为“只有区长、区议会、区政府保险福利部和宣传小组，以及保健所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目前各区的工会加入率都在10%以下，但随着区政府方面的支持推动，加入率将会提高，工会的力量也会加强。据说这样有望产生一些积极效果，今后在采取任何措施时，也会比较容易推行。

既然俱乐部、酒吧、居酒屋聚集的银座和新桥等都在区内，那么防控疫情就是目前的首要课题。

通过构建个性化对策模式进行试错

同样，拥有东亚首屈一指的闹市区的新宿区也在努力。歌舞伎町有许多牛郎俱乐部，难以避免人员密切接触的酒吧女郎等群体也会频繁光顾。

于是在6月时，新宿区与各家商户成立了官民一体的“新宿区繁华街新冠疫情防控联络会”，区政府和东京都福利保健局职员、各家牛郎俱乐部老板共计约40人达成共识，如果出现感染者，将会合作调查感染路径。这些店铺的经营形态具有很强的匿名性，即使店内出现感染者也很难调查密切接触者，为了突破这个难题，政府已经与商户直接联手。

新宿区区长吉住健一（左起第二人）等人走上街头，呼吁歌舞伎町的牛郎俱乐部等商户采取防控措施，2020年7月20日，东京都新宿区（时事社）

同样拥有闹市区的丰岛区和餐饮店众多的千代田区也在积极试错，每个区都在尝试建立个性化的应对模式。

这种各个自治体自主的努力，构成了“日本模式”的基础，纵然仍有改善余地，但这已经为政府将疫情扩散控制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的最小程度增添了一臂之力。

标题图片：重新开业的银座“由美俱乐部”店员为客人检测体温，2020年6月19日，东京都中央区（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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