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人为什么和社会运动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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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韩国、香港和台湾等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与日本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年轻人举行的示威运动引人注目,甚至对国家政治产生了影响。然而,日本的年轻人却对这样的动向漠不关心。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他们不得不远离政治的一些原因。

年轻人的社会变革意识低下

近年来,世界各地以年轻人为主力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引人注目,比如呼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问题的“#FridaysforFuture”全球同步行动,以及起源于美国、反对歧视黑人的“#BlackLivesMatter”抗议行动,等等。

日本也不例外,大批中学生积极参加“全球气候抗议行动(Global Climate Strike)”,一些高中生为抗议大学入学统一考试而在文部科学省门前发表演说。网上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抗议和维权运动,比如针对检察厅修订法案的抗议活动、“#MeToo”“#KuToo”等关于维护女性权利的运动。

然而,各种调查结果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年轻人参与政治,尤其是对社会运动的积极性和关注度依然不高。

比如,日本财团2020年对日中韩美英等九国实施的《18岁意识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中“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国家和社会”的占比最低,仅为20%左右。此外,据社会学家滨田国佑介绍, 2015年《阶层与社会意识全国调查》(SSP调查)显示,在七国集团成员国中,日本年轻人认为“个人的参与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的人数最少。

当然,这种特点并不仅仅存在于十多二十多岁的人群身上。NHK实施的《日本人意识》调查显示,1949至1953年出生的人对“国民的行动正在影响国家政治”的意识最强烈,之后出生的人则越来越弱。换言之,本文讨论的“年轻人远离政治”“年轻群体厌恶社会运动”问题,并不仅限于十多二十多岁的年轻群体,比他们年长的人群也存在同样倾向。

笔者并不是认为这种“远离政治”“厌恶社会运动”的倾向源于他们的内在特质和精神层面的因素。莫如说,日本的年轻人面临“不得不远离”政治的结构性、文化性原因,这些因素对他们的意识产生了影响。本文将根据笔者收集的调查数据,探讨年轻人如何看待社会运动,以及他们的避讳感和厌恶感为何而生。

越年轻的人越排斥示威游行

那么,我们年轻群体具体是以怎样的形式与政治保持距离,远离社会运动的呢?笔者和有关人员曾针对20至69岁的人实施过一次“生活与意识相关调查”(Synodos国际社会动向研究所,2019年),分析他们对社会运动的印象。

这个调查选取“示威游行”作为主要的社会运动,列举了六种观点作为选项,向受访者提问。下表展示了各个年龄段受访者针对各个选项回答“认同”和“比较认同”的比例。前三个选项表示对示威游行持肯定态度,后三个选项表示对示威游行持否定态度。

尽管各个选项基本上都明确反映出了代际差异,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是年轻的人群越是倾向于对示威游行给出负面评价。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年纪较大的人群认为示威游行是比较正面的行为。

经济因素也压抑了政治主张

为什么越是年轻的人群越是将示威游行解读为“困扰”“在社会层面存在偏颇”“过激行为”呢?可以认为,一个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运动在日本社会逐渐开始为人忽视。工会的组织率低下,政治学家木下Chigaya指出,大学学生自治会和兴趣小组等中间团体也在不断弱化。实际上,70年代以后,发生在城市地区的社会运动次数一直在减少,普通人基本上无缘看得到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在这样的社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针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对抗的规矩。如果他们目睹了社会运动引发的某些改变,就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但如果连运动本身都没有见过,也就谈不上去参与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家难以想象自己的行动可以引发某些改变,这应该是极为自然的心理。

此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举个例子来说,70年代以后,大学的学费大幅上涨。当然,“年轻人”并不单指大学生,但过去被认为相对比较宽裕的大学生,现在也面临着缺乏时间和金钱的窘境。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实施的2016年度学生生活调查显示,大学全日制学生的奖学金领取率在1992年(22.4%)至2016年(48.9%)期间翻了一倍以上。学费和奖学金(这里指最常见的日后需要偿还的奖学金——译注)的负担压在学生肩头,给他们的求职就业带来压力。在这样的状况下,要想提出政治主张,向权威发声绝非易事。

就业和社会立场的流动化也有影响

笔者在拙著《大家的‘任性’入门》中提到,除了年轻人身处的社会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因素外,“个人化、流动化”的影响也是年轻人远离政治的重要原因。历史社会学家小熊英二在《日本社会的机制》一书中主张,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社会,即使并没有那么高度的均质化,但也存在相应属性的生命历程(life-course),“年轻人”与“女性”“工人”一样,有属于其自己的分类。然而在现代社会,即使他们上同一所大学,在同一个岗位工作,但是可以把这些身在教室或办公室里的年龄相仿的人,视作同类“年轻人”的人并不多。在这种背景下,即使试图为自己的利害得失发声,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利害关系。

另一方面,在学校和工作单位等空间,认为“大家都一样”的幻想会越来越强烈,因而对于在公众场合抒发己见这种行为,或会产生诸如“大概会被别人视作刺儿头”“如果别人认为自己偏激怎么办”“会不会和同伴格格不入”等过度反应。

在这一点上,就业和社会立场的流动化也会产生影响。在非正式员工占到就业人员的近四成,工作方式趋于多样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关于其他社会问题的活动,能够持续参与运动的人员就变得非常有限。即使运动取得了成功,也不知道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去享受成功的果实。这种立场的短期性和流动性,导致了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处于不稳定地位的人群,对“作为当事人”去改变社会这种行为,保持心理上的距离。

但是,“远离政治”的问题,不仅是年轻人,也是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为了缩小年轻人和政治的距离,我们这些大人应该率先针对自己不满的政策和制度发声。向政府提出异议绝不是坏事,我们有必要身体力行,证明自己的行动可以改变社会。即便人们的价值观不断趋于多样化,个人化、流动化更加显著,但仍然会有许多人因为这种“呼声”而得到救助,这一点我们切不可忘记。

标题图片:反对《安全保障相关法》的高中生团体“T-nsSOWL”主导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时事社,2016年2月21日,东京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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