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底层阶级：光靠自救已经无法摆脱困境了！

从“一亿中产阶级”到“贫富分化社会”

过去有那么一段时期，日本曾被称作“一亿中产阶级”社会。那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事情。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日本的贫富差距与北欧国家一样，均属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当时约九成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为“中等”。当然，那时的统计数据不像今天这么准确。“中等”占九成，其实是把在 “上”“中上”“中”“中下”“下”这5个选项中选择中间3项的人数比例合计得到的，只是个大概数字。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持续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人生活水平大幅上升。大部分日本人都相信了“一亿中产阶级”的神话。

但在那之后，日本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越接近1表示贫富差距越大）1980年达到0.349的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2001年为0.498，2016年为0.559。由职业、企业规模、产业领域等的不同导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日本的贫困率(*1)（表示收入低、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在G7国家中高居第2位。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日本成为了“格差社会（贫富分化社会）”。如今，很多日本人已经认识到，日本不再是“一亿中产阶级”社会，而是“贫富分化社会”。

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两个中间阶级

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过程中，日本作为一个巨型的阶级社会，而且是新型阶级社会的特性在不断增强。

所谓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分割为各个阶级的社会，也就是阶级社会。现代社会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四个阶级。其代表性阶级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是组织生产的经营者或股东等，工人阶级则是受雇于资本家阶级从事劳动的人们。

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两个中间阶级。其中之一是“新中间阶级”，即企业里介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他们在资本家阶级指示下从事组织运营、生产管理、技术开发等工作。另一个是“旧中间阶级”，即自耕农或个体户，他们和资本家阶级一样自己经营事业，但又和工人阶级一样自己从事现场生产工作，兼具这两个阶级的性质。由于这一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古老阶级，所以被称为“旧”中间阶级。

当然，这四个阶级可以按经济状况排序，最上面是资本家阶级，最下面是工人阶级，两个中间阶级居中。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阶级，指的就是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不能让工人阶级一直处于工资微薄甚至危及生存的状态。因为，如果工人无法在第二天精神饱满地工作，公司运营就会成问题，而如果工人不能组建家庭养育子女，工人阶级就将后继无人。因此，人类社会自进入确立了基本人权的现代社会以来，工人阶级已不再会被随意炒鱿鱼，也获得了足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工资保障。

泡沫经济以后，出现了庞大的非正规就业劳工群体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时期开始，工人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因为经济景气，企业必须增加人手。可一旦被录用为正式员工，企业就不能在经济不景气时随意解雇这些人。于是，企业开始雇佣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为非正式员工。当时，这些年轻人被称为自由职业者。在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已婚女性被雇佣为非正式员工，现在又有更多年轻男女加入了非正式员工的行列。

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危机随之袭来。企业自然会考虑减少招募新的正式员工，转而以非正式员工待遇来招收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特别是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都无法作为正式员工就业。这一时期被称为“就业冰河期”，由此诞生的就是“就业冰河期一代”。尤其是1999-2004年毕业（现在40岁左右）的人群就业情况最为恶劣，成为“冰河期一代”问题最为典型的一代人。

在北美和欧洲各国，刚毕业的年轻人没法马上找到工作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对于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日本，出现这种状况还是第一次。而且，日本企业通常只从应届生中录用正式员工，很少录用毕业多年的人。因此，就业冰河期一代人中，很多人都一直无法成为正式员工，只能做低薪的非正式员工。

这种状态持续至今已经有30年了。泡沫经济时期毕业的年轻人如今也50多岁了。就这样，从年轻人到中老年人，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正规就业劳工群体。

占工人阶级近四分之一的大群体

他（她）们毫无疑问也属于工人阶级，但却只能拿到勉强维生的低工资。从而难以结婚，生儿育女更是难上加难。有配偶的女性，即所谓的兼职主妇，虽然也是非正式员工，但因为有丈夫收入作保障还算过得去。可是泡沫经济以来成为非正式员工的那些年轻人以及现在的年轻人却一无所有。就这样，日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底层阶级。这些人群，即除了兼职主妇之外的非正式员工，逐渐被称为“底层阶级（Underclass）”。在英语圈中，“Underclass”一词有时主要用于歧视性地描述少数民族贫困阶层，但在本文中则是指那些从事低工资、不稳定工作的贫困阶层。

这个群体具体人数究竟有多少呢？请看下面的图表，它显示了1992-2017年非正规就业劳工阶层（不包括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数量的变化。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人数1992年为992万人，但之后迅速增加，到2017年已达1739万人。而且，1992年兼职主妇占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六成，这一比例到2002年降至五成，底层阶级成为了主流。底层阶级2012年为929万人，2017年略减至913万人，但仍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4.4%，占工人阶级的近四分之一，形成一大群体。

此外还有失业或无业人员，堪称底层阶级的近邻，除去60岁以上的老人和家庭主妇，其人数约300万人。合计起来，日本广义上的底层阶级足足有1200万人之众。

下面的图表，是底层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经济、生活及思想状况的比较。60岁以上的底层阶级中有些人有养老金收入，所以没有纳入统计。

这些数据都是根据日本社会学家每十年实施一次的“全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调查（SSM调查）”结果计算得出。

底层阶级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86万日元，家庭年收入也只有343万日元。

贫困率高达38.7%

完全没有资产（包括存款和自有住房等）的家庭也达到了31.5%。

令人震惊的是未婚率，66.4%的男性和56.1%的女性没有结过婚。

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也很低，觉得自己幸福的人最少。

对未来生活抱有强烈不安的人超过了40%。

还有20%的人患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虽然在这个图表中没有显示，只看底层阶级中20多岁的男性，就会发现有44%的人在精神上相当窘迫无助。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就业难民的年轻人大量加入其中。

首先要提高最低工资

在近30年的时间里，日本累积了如此数量庞大的贫困交加、饱受不安和抑郁煎熬的人群。再加上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非正式员工的就业面临着重大危机。如果无法消解这些人群的痛苦和不安，构建大家都能安心生活、结婚生子的社会，那么只能说日本的未来将一片黑暗。底层阶级仅仅依靠自救是难以摆脱困境的。应该尽早采取有长远眼光的对策。首先必须缩小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距，并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欧盟各国禁止根据就业形态区别对待劳动者，有的国家为了补偿不稳定就业，甚至将非正规就业的时薪设定得更高一些。但在日本，对于因就业形态不同而在待遇上区别对待的现象实际上是听之任之。虽然近年来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仍然做得远远不够。

另外，日本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时薪计算仅为902日元，比欧盟各国低太多。美国的最低工资（7.25美元，约767日元）虽然也不算高，但各州设定的标准大多高于此，而且近年来一直在改善。佛罗里达州等地甚至计划在今后5年内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约1600日元）。考虑到日本物价水平较高，日本的最低工资最少也应该提高到1200日元，并最终提高到1500日元左右。虽然将非正规就业完全转为正规就业有很大困难，但如果上述政策得以实现，即使是非正规就业的人也将可以正常生活，双职工的话也就有了养育子女的可能。

不过，现政权对这一政策比较消极。要想避免日本社会继续走向衰退，最有效的方法恐怕就是实现政权更替，让有积极缩小贫富差距、克服贫困意愿的政权上台执政。

标题图片：就业冰河期，东京都有明东京国际会展中心挤满了前来参加招聘会的学生们（摄于2000年3月14日，读卖新闻/ 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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