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思考新冠疫情下的生与死：难道可以剥夺人们唯一的一次临终诀别吗？

探病限制剥夺了临终诀别的机会

到底有多少人因新冠疫情而无法与住院的家人见上一面，甚至在最后有限的日子里也无法陪伴在身旁？在疫情扩散不知何时能够平息的状况下，想必是觉得无可奈何，只能放弃吧。

医学人类学者矶野真穗指出“探病禁令实施得太草率了”，并表示“就算对新冠病毒确诊者，不能进到病房中与其说话接触，但对于临终期的住院患者也加以类似的严格限制，真的合适吗？”

矶野说，当重要的家人临终时，拥有陪伴在旁、接触其肢体的“特权”的，也就只能是家人。

“当一个人濒临死亡时，语言交流变得很困难，交流就转为肢体接触。这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而是需要家人长期摸索而学会的本领。即使破例允许家属在临终前几天进行探访，因没能天天陪伴在旁，无法确认病人身体每天的变化，家人也只能一筹莫展，一味悲叹吧。医院方面以预防感染的观点来严格限制探视病患，而家属也因新冠疫情而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但是，陪伴渡过临终诀别的这段只有一次的宝贵时间，就这样被预防感染至上这个理由轻易剥夺，这样对吗？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她说，她感到不舒服的是，守护宝贵的生命被等同于不感染新冠病毒、不能因为新冠病毒而死，“而且这还被普及为无可辩驳的道德标准”。

对现代医学所抱有的违和感

最初，矶野学习的是运动生理学，并立志成为一名教练，但她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感到不适，因为自然科学将人视为“无机的肉块”并对其进行细分和量化。她在始终抱有违和感的状态下前往美国留学，结果被偶然见识到的文化人类学的精彩有趣世界所吸引。她说，文化人类学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从看似琐碎的日常事件中发展出哲学理论。

“因为文化人类学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所以与其他从一开始就需要抽象思维的学科不同，文化人类学是从植根于日常的身边诸事中研究‘活着’的意义。例如，在紧急事态宣言发布之前，为什么你会突然跑出去大量抢购卫生纸和食物？这一行动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信息呢？我认为这是一门十分有趣的学科，任何人都会对它发生兴趣，因为这门学问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相关问题展开的。”

“诞生和死亡”在文化人类学中是个重要的主题。矶野改变专业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作为“工具”，让她得以用言语表达她对现代科学和医学所抱有的违和感。

“这是一门在各个种族群体如何看待死亡这件事上有着资料积蓄的学问。许多不同民族的群体对善终的看法并非长寿，而是更重视生命的循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这当中其实可以发现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在现代医学中，长寿即美好的这种价值观受到推崇，‘活着’的价值被转换为数值，由‘实证’这样的词来代表。我对此一直抱有违和感，因为它排除了许多民族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出的连接死者和生者的宇宙观。”

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新冠疫情

矶野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医疗现场。她曾对医生、护士、护理人员等医疗工作者进行过许多访谈。因为她说“想听取不是站在发言人立场的人们”的言论，听他们谈论“医疗现场是如此在运作的”“正确的医学应该是这样”。

“在医疗第一线为患者努力工作的人当中，对于现状抱有违和感的人不在少数。例如，看到已经插着人工呼吸器一个月的卧床高龄患者，而对现今注重延命措施的医疗感到怀疑，却只能独自承担内心的苦闷。我希望借用文化人类学的力量，从那些违和感中找出其价值。有一些医疗从业人员和护理人员感到不舒服的是，他们面前的病人的待遇和对待他们的方式是由组织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决定的。我相信，在他们的违和感中，有一颗‘种子’会孕育出更贴近病人的观点和更好的方法。”

如今，媒体也屡屡以在新冠疫情下奋斗的医疗工作者作为报导的题材。但是，矶野指出“为了患者拼上性命工作”这类引发共鸣的“故事”，当事者们未必乐见。“也有人觉得不需要以晴空塔亮灯、或蓝色冲击波飞行演出的方式来赞颂；更有不少现场人员对于所有的一切都以预防感染为优先来运转的医疗第一线抱有违和感。”

对于把日本医疗的结构性问题都“归罪于新冠疫情”的倾向，矶野也感到担忧。例如，媒体关注的是新冠病毒感染的住院病人在重症康复后无法找到转院的地方，以及看护师的高离职率等问题。但是，她指出，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医疗机构间缺乏有效协作，护士的离职造成的人力短缺，这些都是以前就存在的严重问题。

“如果看错问题的本质，只谈论与新冠疫情的因果关系，我们就无法改善那些需要改善的问题。就算疫情平息了，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对风险的过度反应

虽然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增加日日见报，但是矶野指出：“尽管政府没有采取任何了不起的措施或行使任何有强制力的法律，将感染者数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的也只有日本。”

如果看整体死亡人数的话，2020年是11年来首次出现死亡人数下降。“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守住了性命，但人们对这一点关注不多，而是一昧地强调感染的风险和政策的问题点。另一方面，我听说，有需要护理的家人却放弃使用日间服务和家庭护理的家庭数量有所增加。因害怕感染所以停掉看护服务，如此一来，不也是有导致负责看护的家人身心俱疲或让接受看护的病人身体衰弱状况恶化的风险吗？”

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受到过度夸大感染风险的信息的影响。

“例如流感，有日常亲身经验的人多。所以他们可以预料到，如果感染了（这种疾病），将不得不请一两个星期的假，或者学校会出现停课的情况。反观新冠病毒，虽说感染人数增加，但没感染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转为重症的患者更少。但负面信息过于泛滥，很难要求每个人基于各自的亲身体验来面对疫情。”

接种疫苗并不能将感染或传播的风险降低到零。今后和新冠病毒共存的情况应该也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吧。矶野说，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发布信息或接收信息，都更应该有必要去克服对新冠病毒的过度恐惧。

“我希望社会朝着找到一个好的‘计划’或折衷方案的方向发展。”

伴着“不确定性”生活下去的觉悟

矶野不否认，我们应该努力避免疾病。但她问道，我们难道不应该对生与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如何活得更久？

“我们都会死。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真正想过死亡。此外，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活着必然会与他人邂逅相识、有所牵连。然而，现在却仅仅因为说不定会感染上新冠病毒，就舍弃了与人相遇会面所能带来的心灵余裕。人类与他者共同生存这件事，就是承受着对方的唯一性和不确定性而生活。例如，将死之人，其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承受其不确定性并与之同行的，正是家人及亲友。但在过度的风险控制下，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大家一起同行、一起探索的余地，一开始就被剥夺了。”

她还对连想象力都被信息所操控的现状敲响了警钟。“我觉得大量的信息正在用非常灵巧的方式操控我们的情感。可怕的是，我们的情感就任凭接收到的信息所摆布，就连想象力都被控制了。感受到什么，对何共鸣，本应该是个人的自由。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思考使单向信息传输成为可能的背景和结构、发送者的意图，以及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文化人类学扩大了可供共存的空间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平息之后，重视预防医学的倾向会更加增强。矶野说，正因如此，她希望对所感受到的疑问，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传达出去。

“今后的时代，重视长寿的统计学伦理和价值观将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吧。比如做某件事就会带来健康风险，一切都将以数字来呈现，无所止境。不光是医疗工作者，一般人也对这种倾向抱有违和感。我想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并打算创建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例子中一起思考活着的意义。”

她强调，个人决不能放弃思考“活着的意义”的能力。

“最近，医生给孤独的人开了与他人产生联系的‘社会处方’，这一尝试受到关注。当然，我认为医疗工作者注意到孤独问题并想为此做些什么是很自然的。然而，我们作为非医疗工作者，不应对此感到有所疑惑吗？难道连人际关系都非得专家告诉我们怎么处理，否则我们就不懂如何和他人打交道吗？对这种连人际关系都要委托给专家的状况毫无保留地给予赞赏的风气，我必须提出质疑。”

2020年的春天，我辞去副教授的职位，开设了“和他人来往”的在线系列课程。大约300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参加了讲座课程，包括医生、护士、社工等医疗专业人员、护理人员、教师、学生和退休人员等，他们表示自己有了更深的见解。系列课程第二讲“提升倾听能力”即将于2021年6月开讲。

“当权威人士把某种‘正确性’作为每个人都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时，文化人类学有着‘真是这样吗？’的反击之力，能让抱有违和感的人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或者能稍微阻止那些靠着声浪大而产生的压迫。但是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并不会轻易地断定事情的好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门能将人和人得以共存的广场稍稍拓宽的学问。今后，我打算以自己的方式，将其魅力传递出去。”

标题图片：负责看护新冠患者的护士正在病房外面做准备，2020年4月17日，摄于山形县酒田市的日本海综合医院（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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