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面临的挑战

“不平等条约”暴露出国际奥委会的权力与潜在危机

东京2020 体育 国际

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入场观众上限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最近虽然已确定人数上限为“场馆可容纳人数的50%以内,且最多不超过1万人”,但恐仍有变数。东京的新冠疫情有再次蔓延的迹象,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东京奥组委可能就要考虑空场比赛了。尽管如此,国际奥委会(IOC)的官员们却置若罔闻,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国际奥委会不顾日本国内反对举办奥运会的舆论,以与日本签订了“主办城市合同”为由,表现出强硬姿态。目前奥运会即将开幕,国际奥委会是否已经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巴赫主席豪言“我们开始吧(Here We Go)”

6月21日,确定东京奥运会入场观众上限的“五方会谈”召开。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本政府奥运担当大臣丸川珠代等五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了会谈。

在会议开场白环节,巴赫主席说道:“今天,就入场观众人数上限,我非常期待倾听大家做出的决定。”这话听上去让人感觉他并非是主动去应对这个问题,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接着,他又将话头转到奥运会开幕,“我想说的是,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奥运会的门票收入归举办国的奥组委所有,而国际奥委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则是电视转播权授权费用。因此,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是否有现场观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奥运会办起来并向全世界转播。

在国际奥委会的总收入中,源自转播权的收入约占七成。其中,美国媒体巨头NBC环球公司向国际奥委会支付了总额高达约120.3亿美元的费用,获得了自2014年索契冬奥会到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转播权。

对于东京奥运会,NBC环球公司计划转播7000小时,这将是历史最高纪录。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杰夫·希尔认为“(东京奥运会)有可能成为利润最高的一届奥运会”,他自信地表示,“开幕式一旦开始,大家就会忘记一切,尽情享受比赛”。如此乐观的预测,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判断,那就是新冠疫情下人们待在家里的时间更多了,由此将会提升电视收视率。

据说今夏全球将有约40亿人观看奥运比赛。凭借着这样的影响力,国际奥委会不仅控制着电视转播权,还手握全球规模的赞助商权利。因此,既然一切都已经签订了巨额合同,那么如果奥运会停办或延期,国际奥委会就有可能要赔偿损失。

正因如此,无论如何奥运会都必须举办。当被问到在紧急状态下是否也要举办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约翰·科茨回答说,“答案绝对是肯定的”。此言引发众人侧目,而其背后,也是因为有着上述的逻辑。

“主办城市合同”,凸显国际奥委会的权力

而且,令人惊愕的,是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迪克·庞德在接受《周刊文春》采访时的一番话。他称,就算首相菅义伟要求停办,那也不过是其个人意见而已,奥运会还是要举办的。

这已经不是政治与体育是两码事这种性质的问题了。此强硬表态是在告诉人们,即便全球疫情大流行,是否举办奥运会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国际奥委会手中,它不为主办国领导人的判断所左右。

国际奥委会与东京都、日本奥委会所签订的《主办城市合同》,从去年决定延期举办奥运会时开始受到外界关注。当时人们对奥运会停办的可能性议论纷纷,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主办城市合同中没有写明的“延期”方案,并成功说服了国际奥委会。今年,围绕如果停办可能产生的赔偿问题,这份合同再次受到关注。

在该合同第66条“合同的解除”中,明文规定了停办奥运会的决定权属于国际奥委会。根据该条款,“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如果国际奥委会决定取消本届奥运会或解除本合同,主办城市、东道国奥委会及奥组委将放弃任何形式的索赔、损害赔偿、其他赔偿以及所有形式的补偿要求和权利;此外,在因停办或解除合同而产生的第三方索赔、诉讼或判决中,要确保赔偿国际奥委会的损害,免除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责任。奥组委有责任将本条款内容告知奥组委的所有签约方。”

不妨可以说,东京不过就是负责为国际奥委会举办的活动修建设施、道路并提供场所而已。因为是日本主动申办的奥运会,如果日方要求交还奥运会主办权,很有可能被国际奥委会索取巨额赔偿。相反,国际奥委会却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主办城市合同》体现了上述这种关系,因此也被称为“不平等条约”。

商业主义路线使奥运会日益膨胀

国际奥委会是在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担任主席期间实现扩权的,他是现任主席巴赫的前前任。作为国际奥委会第7任主席,萨马兰奇自1980年到2001年,率领国际奥委会踏入商业主义道路,彻底推动了奥运会的商业化。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奥组委采用了“一个行业一家”的赞助商制度,实现了不依赖国民税金的“私营奥运会”。萨马兰奇主席看到了洛杉矶奥运会模式的成功,由此从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和同年的汉城夏奥会开始,推行起名曰“TOP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的全球赞助商制度。

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的瑞士洛桑,据说当时前来“谒见萨马兰奇”,希望成为奥运会赞助商的大企业络绎不绝。很多日本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93年在洛桑建成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里,能看到一面墙的石砖上写着为博物馆建设捐款的企业名称。据悉,每块石砖值100万美元(约1.1亿日元)。

受益于众多企业的赞助支援,国际奥委会的“赚钱的奥运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日益膨胀起来。各国政府和大城市也纷纷加入申办行列,期待借重其影响力或彰显国威。

国际奥委会原本是以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为首的贵族阶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但从萨马兰奇时代开始,它的“商人”属性逐渐增强。《华盛顿邮报》在其专栏中为巴赫主席冠以“欺诈男爵”称号,但其实巴赫并非贵族,而是德国的一介律师。

恐将对奥林匹克运动造成长远伤害

说到国际奥委会与主办城市的关系,我想起了挪威首都奥斯陆退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例子。奥斯陆是在2014年宣布退出申办冬奥会的,之后不久欧美媒体即报道了国际奥委会曾要求奥斯陆提供接待的内容。

据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国际奥委会对奥斯陆提出了以下要求:▽开幕式前,国王会见国际奥委会委员,开幕式后,由王室或奥组委负担举办酒会派对;▽在公共道路上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设置专用车道;▽在机场举行欢迎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招待会;▽开闭幕式期间提供各种酒精饮料,比赛期间为场馆的贵宾室备好葡萄酒、啤酒,等等。对于国际奥委会的上述要求,奥斯陆提出了质疑,之后退出了被迫承担巨额费用的申办活动。东京奥运会的接待内容尚不明确,但已确定国际奥委会委员将入住赤坂或六本木附近的五星级酒店。接受此种脱离一般民众感受的高规格待遇,国际奥委会是否认为奥运会将来也定能这样平安无事地办下去呢?

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的6月23日,加拿大公共媒体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在其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究竟准备好了吗?》的报道,对东京奥运会能否举办表示担忧。在那篇报道中,旅日记者兼翻译家迈克尔·普拉斯托指出,东京奥运会恐将对普及奥运精神的奥林匹克运动造成长远伤害。

他说,“东京奥运会将成为一场没有庆典气氛的大派对。毫无疑问,在财政和宣传上,总体而言将是巨大的失败,这将进一步拉低世界各国本已低迷的奥运会申办意愿。”桥本主席也在记者会上表示,“要尽可能控制赛场的庆典气氛,这是一个大难题。我认为赛场不会充满庆典氛围”。为了减少感染风险必须控制人流,实在是难以形成庆祝奥运会召开、为奥运会造势的氛围。

东京都发布的“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实施期限截至7月11日;鉴于疫情有再度扩大的趋势,日本政府从12日对东京发布了第四次紧急状态宣言,东京奥组委决定将实行空场比赛。

本届奥运会没了庆典气氛,还要求人们彼此保持距离,那它究竟能向全世界传播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呢?在疫情乌云的笼罩下,奥运会已经丢失了其目标和本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标题图片:6月23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约翰·科茨与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共同视察东京有明体操馆(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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