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天皇：与时俱进的国民团结之意义

针对是否应该在新冠疫情下举办奥运会，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取消。其中，还有人希望身为日本奥委会名誉主席的德仁天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然而，作为“象征”的天皇并没有发表这种可谓带有政治性的言论之权限。为此，宫内厅长官西村泰彦表示，自己“察觉”到天皇似乎很担心疫情持续扩大的状况，让广大民众感受到天皇的忧虑。正如此事所反映的那样，象征天皇存在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

“象征”始于昭和天皇的战后视察

即便在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也并存着“具有绝对性的‘万世一系’的天皇”与“拥有宪法赋予的统治权的天皇”这两条规定，可见当时天皇同样存在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另外，在明治时期，治国理政需要两套逻辑，一是为了推翻江户幕府的对内逻辑，二是为了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依法治国的对外逻辑。而战前的日本，总是在各种场合分开使用这两套逻辑，在不同时期会有所偏重。

战败后，这种近代日本的天皇制看似要被改弦更张。同盟国阵营中，要求追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呼声高涨，天皇制也变得岌岌可危。然而，盟军司令部（GHQ）有着不同的想法。早在占领日本之前，GHQ就已经开始研究今后如何以一种日本不会反抗同盟国的形式实现“民主化”，最终做出判断，为了顺利推行占领政策，绝对需要维持天皇制。

不过，要是原封不动地保留天皇制，同盟国内部舆论肯定无法接受。因此，GHQ采用了要求天皇发表所谓的“人间宣言”等手段，以此彰显天皇制的“民主化”。由此形成的最终形态，就是《日本国宪法》中规定的“象征”概念。通过宪法限定天皇仅可从事国事行为，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天皇制度已经不同于战前。

而日本方面即使在战败后，也一直在考虑能够通过与20世纪初期天皇制相近的形式来应对眼前的困局。但最终不得不接受GHQ提出的宪法方案，天皇成为了一种“象征”。象征，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因此根据不同的解释，也可以带入日方原本设想的方向。可以说，战后的天皇制所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摸索之路。

其中的一次摸索，就是昭和天皇在战败后不久开始的全国视察。本来，《日本国宪法》中没有任何关于天皇国内访问的规定。换言之，这并非天皇的“国事行为”。天皇的访问活动现在被解释为符合“象征”地位的“官方行为”。当时GHQ考虑的是，通过视察可以实现天皇与普通民众的接触，由此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的“民主化”；同时，要凝聚起战败后颓废涣散的人心，天皇也有必要走访全国各地。

1946年2月开始战后全国视察的昭和天皇，访问了战争受害者居住的横滨市（共同社）

也就是说，GHQ打算承认天皇的权威并加以利用。这与日方的考虑存在交集。昭和天皇的视察活动就是在双方取得一致得以成行的。虽然接受了战前教育的老百姓都将此视为展示权威的行为，但媒体都将之视为天皇制变化的体现并做了积极报道，也有许多民众对这种天皇制的形式表示了欢迎。换言之，尽管视察活动是为了扩大天皇的权威和权限，但受众则认为这是战后走向民主化的一种变化。毋庸赘言，双方就此在认识上的分歧时有发生。

美智子热潮散去，摸索“象征天皇制”之路仍在继续

有关这种“象征”的摸索只有也一直在继续，受众的理解也随着时势而不断发生变化。上世纪50年代，已是青年的明仁皇太子走入公众视野；同一时期，日本通过签订《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确立了战后再次崛起，因而人们将两者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了一起。皇太子身上没有战争的影子，以清新的青年形象成为了媒体的宠儿，民众对皇太子的期待一气高涨起来。

1958年，皇太子与正田美智子宣布订婚，掀起了一股美智子热潮，并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本来大家都以为皇太子会和有皇室血统的女性结婚，可最后他竟然和“平民”出身的姑娘订了婚，这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而且，由于传闻两人属于《日本国宪法》规定的基于两性自愿的“恋爱”结婚，这就更让人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象征天皇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展迅猛的媒体纷纷不遗余力地传播他们的故事。这个时期，女性周刊杂志创刊、电视走入寻常家庭，新的媒体不断出现，进一步推高了这股热潮。如此一来，战后基于《日本国宪法》的民主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时期，皇太子作为“象征”的形象逐渐得到了民众的接纳。

皇太子和正田美智子在位于东京麻布的东京Lawn Tennis Club打网球（1958年12月6日，时事社）

当时，日本政府希望扩大“象征”的解释，使天皇接近于国家元首的地位。但最终还是没能把“象征”这个表述改为“元首”。因为正如美智子热潮所反映的那样，在体验了“民主化”并将之视为一种理想的人们当中，战后诞生的“象征”形象深入人心，大家寻求的已经不是那种权威性的天皇形象了。而这种天皇形象的落地生根，上述的媒体从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身处美智子热潮的漩涡之中，明仁皇太子和美智子皇太子妃在扮演着自己角色的同时，恐怕也感到了些许困惑。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那般疯狂的热潮也迅速退温冷却。因此，皇太子等开始摸索新的“象征”。本来，由于《日本国宪法》和《皇室典范》中并没有关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职务的规定，所以他们只有自己去思考。

最后想到的，就是“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联”。他们走访福利机构，积极与入住人员接触交流。此外，作为昭和天皇的代理人出访外国时，还会参与涉及战争记忆的活动。就是这样通过自行的反复摸索，努力塑造新的象征天皇形象。皇太子认识到，将欧洲式的立宪君主制与日本传统天皇制加以融合，“与国民同甘共苦”，这便是天皇应有的姿态；而且，“象征”这个概念是对其最好的体现。

打造“平成做派”的行动

然而，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的这些摸索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大力报道。在漫长的皇太子和皇太子妃时代，媒体和民众对天皇制都产生了一种像是厌倦的情绪，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关注度提高，对象征天皇制的关注度降低了。

1989年皇太子即位，事情发生了变化。人们对象征天皇制的关注度骤然高涨。即位之后，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仍然在摸索作为“象征”的应有行为，继续开展了祭奠死难者的“慰灵之旅”等活动。作为“平成做派”，这些活动开始为媒体所关注，天皇和皇后的行动和思想也给普通民众留下了更加鲜明的印象。在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不断减少的背景下，他们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形象让众多民众产生了共鸣，被视为象征天皇的理想姿态。

天皇与皇后（当时）在千叶县旭市的旭市饭冈保健中心慰问东日本大地震的灾民（2011年4月14日，时事社）

另外，由于进入平成时代以后，大规模自然灾害频发，所以过去一直坚持与社会弱势群体接触交流的明仁天皇和皇后又做了进一步的延展，积极走访灾地。与此同时也没有中断对福利机构的访问，关怀那些在分化的社会中尤显弱势的群体。这些都是对“与国民同甘共苦”思想的实践，也以“平成做派”的形式逐渐落地生根。人们认识到明仁天皇的访问活动不同于昭和天皇的视察，天皇挂念民众，来到人们身边同甘共苦——这种形象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且延续到了令和时代。

当前，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德仁天皇的言论和各种行动也可谓是平成做派的延展。文章开头提到宫内厅长官“察觉”天皇想法的发言，是出于对那些反对举办奥运会的人们的关怀，担心疫情扩散而表达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为举办奥运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出于对他们的关怀，德仁天皇履行了作为日本奥委会名誉主席的职责，宣布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在现在这样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日本社会，可以说天皇始终都立足于团结国民之“象征”这一立场，主动开展着行动。

德仁天皇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挥手致意。左边是国际奥委会（IOC）主席巴赫（2021年7月23日，时事社）

标题图片：德仁天皇和皇后在爱知县Ama市的七宝烧艺术村，参观当地小学生的制作体验课堂（2019年6月1日，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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