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冲击50年：日元升值恐惧症带来的“廉价日本”

策略家尼克松的赌注

在日本被称作“尼克松冲击”的这个演讲，还提出了冻结美国国内物价和工资、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

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军费激增，“大炮加黄油（军事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政策走入了死胡同。对内通货膨胀和失业人数增长、对外国际收支赤字激增，美元信用发生了动摇。于是，策略家尼克松孤注一掷，试图一举逆转困境。

从几个月前开始，美元在欧洲外汇市场遭到抛售，被视为投机标的的“强势货币”德国马克等货币逐渐过渡到了浮动汇率制。日本政府摆出死守已持续了22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固定汇率的架势，制定了促进进口自由化等“八项日元对策”，试图避免日元升值。

昭和天皇的洞察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如其来的“尼克松冲击”给日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日本时间8月16日）。关闭外汇市场还是保持现状？政府内部意见出现分歧，完全乱了阵脚，但还是有人冷静地观察着事态发展。8月20日，时任大藏相的水田三喜男在那须行宫向昭和天皇汇报情况后，天皇表示“虽然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日元升值会带来消极影响，但我认为日元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一件好事。恐怕有必要让广大国民了解积极的一面”。

昭和天皇曾经作为一位年轻的国家元首经历过战前浮动汇率时代，所以才具有这种特有的深邃洞察。

不久之后，美国的真实目的浮出水面，那就是通过多边协议重新调整各国货币汇率。给日本的“开价”是日元汇率上调25%左右。尽管日本一度也被迫实施了日元的浮动汇率制，却又干预市场，抑制日元升值，所以被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席勒批评为“肮脏浮动（dirty float）”。

经过数轮多边谈判后，1971年12月中旬，10国财长在华盛顿的史密森氏学会大厦召开会议，确定了主要国家货币的新汇率。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308日元，汇率上调幅度（16.88%）创各国之最。

在日美贸易谈判背后美国威胁日元升值

尽管这是大藏相水田三喜男跟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讨价还价后确定的结果，但国内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这个汇率上调幅度超出了预期。收到水田从美国发来的消息后，时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在日记中写道，“担心这么大幅度的上调会引发经济萧条，希望不会出大事”。然而，第二天东京证券市场以全面上涨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佐藤又在日记中写道，“感觉莫名其妙，已经不知该如何判断了”。

修补固定汇率制也没什么效果，“史密森体系”并没有维持多久。美元信用再次发生动摇，1973年春季以前，主要国家货币全都逐渐过渡到了由市场决定每天汇率的浮动汇率制。

即使变成了浮动汇率制，日本忌讳和上调汇率具有相同效果的日元升值这样一种“日元升值恐惧症”也并未消失。为了抑制日元升值，货币主管部门开始在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进行干预，等价的日元变成过剩流动性充斥在社会上，推高了物价和地价。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10月）火上浇油，导致整个日本一度在“狂飙的物价”中动荡。

美国觉察到日元升值恐惧症是“日本的软肋”，便通过口头干预等方式威胁“日元将会升值”，以此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以纺织品为开端，再到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等产品门类，日美之间就日本自主限制对美出口和增加对美进口等问题签订了多个协议，而这一切的背后，往往都存在着美国威胁日元升值的压力。

效力过猛的广场协议

时间来到了1985年9月22日。应美国财长贝克的邀请，美英德法日五国（G5）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酒店召开会议，协调一致后签署了促使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里根政权时期，为了抑制通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主席沃尔克采取了强烈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利率飙升。受到高利率驱动，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引发了美元升值。担心贸易赤字扩大的美国开始寻求通过协调干预促使美元贬值。

签订广场协议时的汇率是1美元兑240日元左右。当时去参加了G5会议的大藏相竹下登似乎原本打算可以容忍日元兑美元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的程度。然而，日元升值的势头根本止不住。签订协议大约三年之后，美元兑日元汇率几乎腰斩。

货币主管部门开始大量购买美元进行干预，试图刹住日元升值的势头。日本银行五次下调利率，将政策利率（基准利率）设定为历史最低的2.5%，并且将其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在财政政策上，以“避免日元升值损害经济”为由，大张旗鼓地搞起了以公共事业为主的各种项目。

随着低利率资金的泛滥，虽然物价还算稳定，但股价和地价开始一路飙升。这催生出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说的“1970年到2010年期间最庞大的泡沫”。

在G7国家中工资最低

上世纪90年代初，从股票到土地，资产泡沫相继破灭，正当日本还在费力处置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这个恶果的时候，又被卷入了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危机。此后，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日本经济始终摆脱不了通货紧缩的魔咒。近年来，“廉价日本”经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对这个说法的解释是，发生新冠疫情以前，入境游客之所以快速增长，是因为日本的酒店住宿费和餐饮费用在发达国家中显得特别低廉，这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日本的购买力也一直在下降。据说，在海外市场围绕海蟹等高级食材的竞购中，日本被新兴国家势力“PK”掉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反映日元购买力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跌至1995年巅峰时期的一半以下，甚至比2010年的水平还低了30%。

工资水平也在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工资调查（购买力平价标准）显示，日本的平均年收入为3.86万美元（2019年），在七国集团（G7）中排名垫底，不到美国（6.58万美元）的60%，也只相当于德国（5.36万美元）的70%多一点。

惧怕日元升值而导致政策失误

如果把时间倒回签订《广场协议》的1985年，我们会发现日本在这一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品出口国。面对日元暴涨局面，当时就已经应该规划“世界工厂”的“下一步”了。

日本政府把日元升值视为“国家灾难”，不断推出以公共事业为主的经济刺激措施，试图支撑起内需。结果，1985年时总数为530万人的建筑业从业者在1997年达到了685万人的峰值。

如果从这笔数额庞大的经济刺激预算中抽出一部分来，用于培养诸如软件技术人员等IT人才和支持他们创业，结果又会怎样？作为参考，美国亚马逊和谷歌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脸书创立于2004年。日本或许也会诞生出GAFA（美国四大科技企业）级别的互联网平台企业。

对于出口企业而言，日元升值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消费者可以买到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还可以享受实惠的海外旅行。一味惧怕升值，而未能充分利用其积极作用，导致日本变成一个“廉价国家”，这完全是经济政策的失败。

是否会有那么一天，日本民众可以像半个世纪以前昭和天皇一语道破的那样，将日元升值评价为“日元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件好事”呢？

※文内均使用当时的头衔

标题图片：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面向全美的电视演讲中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1971年8月15日，AP/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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