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能源转型落后：岸田政权上台,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更加不明

即便是“雄心勃勃”的零碳目标，依然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

去年10月，菅义伟首相（时任）突然发表“到2050年实现温室效应气体净零排放”的“零碳（Net Zero）宣言”以后，日本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看似开始快速展开。除了提出2050年净零排放的企业外，还有企业表示将争取在2030年左右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少金融机构也纷纷表示不会投资煤炭相关事业，这些被视为“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新主力”的非国家主体（Non-states actors）的动作十分抢眼。

然而一个现实情况是，从提供扶持并促使企业进一步展开行动的角度来看，重要的国家政策，尤其是经济产业省主管的能源政策却依然如故，远远无法唤起实现零碳社会所必需的根本性变革（Transformative change）。

在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频发，气候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拜登政府领导的美国，以及打算将环保事业作为疫情后重振经济主要支柱的欧洲国家纷纷试图在2025至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基础上加码，在这些动向的驱使下，日本政府于今年4月将2030年的减排目标从相较于2013年减少26%大幅提升到了减少46%。在这个阶段，就算把日本所有可能的减排量叠加起来，也只能达到39%，所以从国内角度来看，确实也可谓是“雄心勃勃”。

不过，作为基准年份的2013年，由于受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量明显偏多，所以如果以2010年为基准年，则仅相当于减少42%左右，不仅逊于美国和欧洲，也不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为将工业革命以来的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度以内所必须达到的“较2010年减排45%”的目标。按照环保智库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的推算，作为全球第五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考虑到过去排放的总量，日本需要减排60%以上才能达到控温1.5度的要求，如果从这种角度来看，那么在国际上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雄心勃勃了。或许菅首相预料到了会遭到抨击，补充表示“会争取达到50%的高度”，但国内并未将此理解为日本设定的目标。

G7中只有日本“保留火电”

经济产业省在8月召开有识之士会议，拟定了《能源基本计划》的草案，这是旨在支持减排46%的新政策指针，预计近期将会在内阁会议上最终敲定。不过，这个计划存在许多问题。

计划提出，为了在2050年实现零碳社会，将争取“最大限度地采用”可再生能源，已经把包括大型水电站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电力结构比重）由现行目标的22%到24%提升至36%到38%，但与多个研究机构公布的日本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潜能相比，依然很低。与其他国家的实际现状或未来目标相比，也能一目了然地看出差距，实在难言这个计划将会开辟出一条能源结构根本转型的道路。

不过，从控温1.5度目标的关联性来看，这个草案的更大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保留火电的政策。草案提出，2030年的火电占比保持在19%的水平，将火电定位为“具有稳定供应性和良好经济性的重要能源”，展示了在2030年以后仍将继续积极利用的态度。

由于燃烧时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极高，所以火电被视为“造成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各国都决定彻底废弃火电。就连联合国秘书长也要求七国集团（G7）2030年彻底淘汰火电，在此形势下，日本的态度显得非常另类。G7国家中，只有日本明确表示将保留火电，甚至可能会被诟病为“煤炭上瘾（Coal addiction）”。

另外，鉴于福岛事故的影响，草案提出“降低对核能的依赖度”，但另一方面又将核能称为“低碳的准国产能源”“运转成本低廉且波动较小”“有助于稳定长期能源供求机制的重要的基载电源”，将2030年核能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设定为20%到22%之间，和现行计划持平。

由于电力公司在对标新安全标准的工作方面行动迟缓，还有相关诉讼、居民抗议运动等因素影响，福岛事故以后处于停止运转状态的核电站始终未能按预想进度重启。核电在发电总量中的占比一直在6%到7%的低位徘徊，而且成本偏高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专家认为其规模在未来十年内会再次扩大。与其对高成本问题日益突出的核能寄予过高的期待，不如将相应的投资投向增长明显的可再生能源，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看不到能源供求构想的根本性改革

为了实现2030年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能源供求结构。可是，日本的能源政策始终在协调核能、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等各种能源的利害相关者与电厂所在地区之间的关系，无法朝着根本性改革的方向迈进，新能源基本计划可谓是集中反映了这一特点。实在难言它向日本社会和经济界发出了将为实现零碳社会推进能源体系大变革的信号。

日本能源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制定“碳定价机制”的行动迟缓，而这种机制已经逐渐成为各国通过政策激励措施推动实现零碳社会转型的主流做法。目前，日本也勉强算是有一个政策工具，那就是针对化石燃料费用额征税的“全球变暖应对税”。不过，征税额极低，每吨二氧化碳仅征收298日元，而且税率并不会随着CO2排放量增减而变化。观察日本推出这个税种之后的动向就会发现，它根本就不可能促进日本能源结构的转型。

菅义伟前首相去年12月指示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抓紧研究“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碳定价机制”应该如何设计，相关研讨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但具体内容还没有任何眉目。欧洲许多国家早已推出碳税，已经成为实现零碳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政策工具。作为碳定价的另一种具体措施，韩国在2015年就推出了碳排放交易政策，中国也从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启动了这种政策，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在政策上的落后。

在德国的大选中，应对气候危机的政策主张成为了最大的争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自民党的党首选举中，气候变化政策几乎没有成为讨论的话题。

首相更替或将导致政策“倒退”

此前，虽然不尽人意，但菅政府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内容推进了气候变化政策，现在他已经下台，另外，一直在推进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政策的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和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成为岸田文雄新首相的对立势力后败下阵来，失去了影响力。观察其过往的言行可以发现，新官上任的岸田首相，无论是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知识，还是对此抱以的危机感，都比不上前任首相菅义伟。虽然对发展核电态度积极，但提及气候变化政策的言论却少得惊人。

结果这么一来，岂止是政策停滞，甚至会让人担心前政府有时还能顶住一些大企业的反对，坚持推进至今的政策会发生倒退。比如，众所周知新任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山际大志郎一直强烈反对推出碳税。随着菅政权的下台，或许可以认为日本距离推出真正的碳税更加遥遥无期。

在日本切实迈向零碳社会的行动上，菅政权留下的课题还不只是真正的碳税。今后的政策课题可谓堆积如山，比如进一步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这两方面的政策被视为实现零碳社会的双轮驱动，还有旨在实现汽车等运输部门零碳化的限制和扶持政策，等等。

如果岸田新政权不尊重前政权留下的政治遗产，不加快朝着零碳社会迈进的步伐，那么在未来10到20年内，日本在政策上与主要国家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在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成为国际社会首要课题的背景下，如果这种差距一直存在，那么日本的地位就会下降。而日本的产业界恐怕就会成为全球零碳竞争中的输家，失去近在眼前的大量商业机会。

标题图片：环保团体在瑞穗金融集团（FG）股东大会会场前呼吁股东们停止对火电展开投融资（2020年6月25日，东京都千代田区，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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