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驾驶我的车》：紧凑的剧情，简洁细腻的风格，活在当下的“希望”

滨口龙介执导的电影《驾驶我的车》（2021年）为什么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如此赞誉呢？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四奖，为日本电影首夺最佳剧本奖，此后又接连拿下金球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等奖项，并收获了2022年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成为日本电影史无前例的殊荣，可谓震撼人心。

这部影片的获奖之路如此势如破竹，原因何在？本文对滨口导演构建的电影世界进行一番回顾，顺便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想。

(C)2021《驾驶我的车》制作委员会

模仿《赤胆屠龙》的简约风格

滨口导演之所以受到全球电影爱好者、影评人和同行的广泛赞誉，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的创作姿态——尊重电影发展史中积淀的各种经验，同时又敢于将前人的经验大胆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据说在进片场前，滨口会重温霍华德·霍克斯的《赤胆屠龙》（1959年）。这是一部杰出的动作片，剔除一切多余的元素，风格简约，每个场景都经过精心雕琢。当然，《驾驶我的车》并没有直接模仿这部影片，不过，即使表现的是重要场景，比如西岛秀俊扮演的主人公家福祐介和三浦透子扮演的司机渡利美莎纪终于心灵相通时，滨口也不做多余的处理。他只是让美莎纪稳稳地抓住祐介扔出的打火机，然后默默地点燃了烟。但是这一幕却能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让人想起霍克斯的经典动作片简约直接、干净利落的风格。

他从前辈大师们那里学习导演技巧，学到了如何紧凑地安排情节，并行之有效地运用到自己的影片拍摄中。霍克斯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说到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郞、沟口健二、成濑巳喜男、增村保造、相米慎二，以及兼任东京艺术大学老师的黑泽清等一众前辈，都是滨口一直以来虚心学习的对象。想必里面也有全球的电影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滨口是近年来不多见的一位严谨扎实的影像表达者，他用自己的方式面对电影发展史，细细咀嚼，努力想要向前踏出一步。

什么是好的表演

滨口的电影兼备娱乐性和开放性。《偶然与想象》（2021年）也是如此，充满着轻快感和现代感。如果说这部影片是在充分研究电影发展史的基础上拍摄的，可能会让观众误以为片中充斥着教条主义般的无趣，或是只有资深电影爱好者才能理解的自娱自乐之作，但事实恰恰相反，滨口的电影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原因何在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什么是好的表演”这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置于首要地位，并作为自己拍片时不可动摇的基石。他最独特的风格正在于此。我们每天都在影视剧中看演员的表演，有时被感动，有时却感觉矫揉造作。那么，什么才是好的表演呢？有可能通过表演，把人类存在的不可替代性、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表现出来吗？如何才能使之成为可能？滨口的电影让我们不由得思考这一本质性问题，而这恰恰成就了其作品吸引全球观众的魅力。

是不是好的表演，在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毫无用处。弄虚作假的表演观众会察觉到。理论武装得再好，镜头记录下的表演缺乏实力也无济于事。正因为滨口在这样严苛的拍摄场景中不断试错，他的作品才会让观众感觉扣人心弦。

如何让演员表达出真情实感

滨口立志成为电影导演，是因为看了一部影片，这就是约翰·卡萨维兹的《夫君》（Husbands，1970年）。这是部小众影片，没在日本上映，也没有光碟版。卡萨维茨批判好莱坞主流电影将原本复杂的人类存在普遍表达得乏味无趣，他在当演员之余，利用休息日和夜晚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到一起，依照自己这个小团体的风格制作了一部全新的电影。作品过于别出心裁，很多观众看得一头雾水，并未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却吸引了一批狂热的粉丝。

滨口龙介导演 (C)2021《驾驶我的车》制作委员会

滨口以卡萨维兹的影片为范本，从事业刚刚起步时起，就以如何调动镜头前的演员表达出真情实感为课题，孜孜不倦地探索答案。其成果体现在《激情》（2008年）、《亲密》（2012年）、《欢乐时光》（2015年）这3部影片中。《欢乐时光》在神户拍摄，没有表演经验的非职业演员们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坊训练，耗时两年制作完成。上映时长达5小时14分钟。滨口表示，他是将其作为女性版的《夫君》来拍摄的（《欢乐时光》最早拟定的名字是《Brides》（新娘们））。

《驾驶我的车》也向观众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什么是表演？镜头如何才能细致入微地记录每一个人内心的复杂情感？影片讲述的故事确实波澜迭起，与单调乏味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他把这个难题抛出来与观众共享，其姿态非常平等，既不装模作样，也不故弄玄虚。他信任观众，邀请观众一起来思考，这种“对观众友好”的姿态也特别值得一提。

在这部影片中，扮演舞台剧导演家福祐介的演员西岛秀俊直接向我们展示了他探索“什么是表演”的过程。家福的执导方式也可以说就是滨口亲自在《欢乐时光》等作品中尝试过的方法的翻版。这是极其大胆的尝试，最终滨口将自己的疑问和探索悉数与观众共享。

“多样性”和“时间的安排”

《驾驶我的车》在全球获得高度赞誉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契合了当今愈发迫切地追求称颂“多样性”的时代潮流。面对肆虐全球的排他、排外主义，电影能做些什么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在《驾驶我的车》这部影片里，操着不同母语的演员们聚在一起，用各自的语言共同演出了一部舞台剧。甚至还有用手语表达的演员。不难想象，这部极力想从“多样性”中汲取力量的剧中剧，在众多影评人眼里是多么的美好。

电影里上演的多语言剧目《万尼亚舅舅》（左图）与两位舞台剧演员。左起：来自台湾的珍妮丝（袁子芸饰），手语表演者、来自韩国的李允儿（朴有林饰） (C)2021《驾驶我的车》制作委员会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将这部影片看作是一部称颂“多样性”的作品，并不仅仅因为它在影片中安排了“多语言舞台剧”的情节。想要演出“多语言舞台剧”，首先需要训练演员能够听到身体的各种声音。这意味着要在深层次上去改变导演和表演的方法本身。滨口说，事实上想要拍好包含这一剧中剧的《驾驶我的车》这部电影，他需要跟制片人和副导演们通力合作，从根本上（有时候还要与日本的影片拍摄习惯进行抗争）重新审视整个电影拍摄体系，特别是时间的安排方式。

最终，这部影片超越了将“多样性”作为故事的一个主题来讲述的范畴，展示了电影制作本身（尤其是与演员的合作方式）也是具备多样性的。《驾驶我的车》对“多样性”的称颂，其深刻意义正在于此。让全世界的电影人最感惊叹的大概就是这一点吧。表演和导演本身就可以是多样的。改变制作流程，就可能拍摄出不一样的影片。

“崩塌”与“恢复”的主题

最后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何现在的日本能够出现滨口这样一位创作者？我想先讲一讲他的背景经历。滨口生于1978年，大学毕业步入社会时，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长期衰退期。他经历了1995年阪神大地震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两次地震。可以说，他这代人目睹了此前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立足点逐渐崩塌的过程。滨口在地震后的东北地区拍摄了《海浪之音》（2012年）、《海浪之声》（2013年）、《唱歌的人》（2013年）三部纪录片，这也很重要，因为他正是在纪录片的拍摄中将崩塌与恢复的主题内化为自己的创作思想的。在试图从日常生活的崩塌中恢复的过程中，从脚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探索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带有现代色彩的“希望”，是滨口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的思想。而《驾驶我的车》是他目前的探索所能到达的顶点。

这部作品正如滨口多次强调的那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村上春树在原作中描写的“治愈”故事所具有的吸引大众的感染力，只不过与其在震后的大地上长期探索的主题目产生了共鸣，正因如此，我们才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了影像作品少有的完成度。当某种生活彻底结束之后，我们该如何活下去，有什么是我们能视作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滨口所要探讨的问题。而且当前人类正处于困境中，因疫情而一直难以恢复正常生活，因此，这部电影无疑会在全世界每一位观众心里投下涟漪。

《驾驶我的车》这部电影不仅表现手法出色，它还深刻地表现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现实感，相信今后也将被世人铭记。

标题图片：主演西岛秀俊（左）和三浦透子 (C)2021《驾驶我的车》制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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