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当代年轻人——行走在“迷雾”茫茫的平坦“高原地带”

青少年犯罪率下降

土井隆义教授以研究与年轻人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而闻名，如网络成瘾、霸凌和经济差别等，他最初的专业是犯罪社会学。

“青少年刑事犯罪率，从1993年左右开始急剧增加，在2003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急剧下降。这并不是由于社会环境有了改善，因为18岁以下青少年的相对贫困率还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拒绝上学和割腕等自残行为也在增加。我开始思考其原因，并意识到孩子们遭遇的生活困境与过去有所不同了。”

与此对照的是，老年人的刑事犯罪率正在逐步增加。对此，土井教授指出，老年人有其特有的生活困境，这一点反映在高犯罪率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基本保持平稳，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原期’。如今的50岁以上的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期。各种调查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在那个相信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回报，在一个不断向上攀爬的年代度过青春期的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很难改变。由于他们有强烈的野心要达到更高目标，因此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尤其是老年男性，他们一般不善于沟通。孤立无援和积压的沮丧情绪，往往导致发生问题行为。”

那么，为什么青少年犯罪率持续下降呢？

不是“不满”，而是“焦虑”的发泄

土井教授首先指出了与父母之间代沟消失的情况。“例如，十多岁孩子的父母大多为三四十岁的人，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日本已经处于一个‘高原期’。孩子和父母的价值观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不会发生冲突。孩子们没有像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那样，被迫遵循父母的价值观去努力工作，追求更高目标。”

另外，这也是由于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很高的缘故。根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73年以来每五年实施一次的“日本人的意识”调查显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的生活满意度一直在上升，这一趋势在16-29岁的年轻人中尤为明显，截至2018年，约95%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生活总体上感到满意。

“尽管相对贫困率较高，但满意度却在上升，究其原因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期望值比过去降低了。可以说，他们并不像50岁以上的人那样，不抱太多的希望，可以说积累的不满情绪不足以导致犯罪。”

然而，他们怀揣的“焦虑”，代替了“不满”。“人们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情绪，一旦落入歧途，就很难重新开始。在过去，即使一个人有点调皮捣蛋，似乎也会有路子活下去。但是，现在的人们却会觉得，如果走了弯路，就没有办法让生活回到正轨。这种强烈的焦虑情绪也是青少年犯罪率降低的一个主要因素。”

土井教授指出，年轻人自残行为的增加，根源在于他们强烈的焦虑情绪。

“如今的青少年犯罪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他们反抗社会和父母，积累了一些不满情绪，但并不是通过犯罪来发泄不满情绪，而是搞出一些源于焦虑情绪的事件来。今年1月在东京大学校门前发生的高二男生杀伤事件，可以说是自残式犯罪的变种，加害者在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感到焦虑之后，殃及他人。有的时候自残行为还会像这样转嫁到他人身上。”

因害怕孤立而招致“群居孤立”

根据内阁府的一项意识调查，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自己与朋友和同伴的关系感到担忧或担心的年轻人（18-24岁）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在2000年代发生了逆转，认为存在问题或为此担忧的年轻人数量激增。这与从坡道（指经济腾飞）时代向“高原期”社会的过渡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在经济增长时期，尽管每个人可能在攀登不同的山峰，但都带着明确的目标向山顶迈进。当社会转入‘高原期’时，人们都不知道该朝哪里走了。于是开始关注自己周围的人在看哪里，开始彼此在意，这使人们增加了焦虑的情绪。自2000年以来，为了尽可能减少对朋友关系的焦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只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同道交往，把这种朋友关系狭隘而牢固地锁定起来，于是人际关系开始走向内部封闭化。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人们才只想与那些与自己具有相同价值观、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人产生联系，并由此获得安全感。”

然而，为了确保一个安稳之地而将人际关系封闭化的话，反而更容易造成孤立。

如果一旦被同道群体排斥，就会立即陷入孤立。维持关系的唯一方法是接受同道带来的强大压力。这是一种不能表达真心话的“群居孤独”状态。

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只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并在不同的群体中“分栖”的话，在新冠疫情下会加速这种割裂。

“在学校生活中，很难分栖在完全不同群体中。有很多‘噪音’从外面传进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丰富了人际关系，但新冠疫情减少了俱乐部活动的时间和在课后开展真正互动的机会。如果社交网站成为主要的沟通平台，就很容易选择与谁联系，这就导致了纯粹的封闭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是年轻的一代，在新冠疫情中失去的时间的意义就越重。要改变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心态是相当困难的。”

“迷雾”永远不会散去

“生活在高原期社会的年轻人有一种感觉，认为明天和后天都会和目前的状况一样。他们处于‘迷雾’之中，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很难相信雾霾会在未来散去。”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身份的基础是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认可，如学历，考证等。 然而，在高原期社会，人们都认为，无论你如何努力，你都不可能达到比现在更高的位置。特别是在今天，评估能力和资格的标准也很容易发生变化。当我们问自己是谁时，似乎绝对不可动摇的是我们的“出身”或与生俱来的属性。

“这就是所谓的‘父母扭蛋’（俗称：拼爹——译注(*1)），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是由家庭环境和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传因素及素质决定的。”

能“拼爹”的年轻人和无法“拼爹”的年轻人之间，生活圈子是割裂的，双方基本上没有交集，彼此之间也很冷漠。

“例如，来自家境优越的孩子，会挑选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具有优势的学校，进入初高中一体化学校学习。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来自贫困家庭背景的同学，所以便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般人的生活。”

虽然有青少年企业家和“意识形态高尚”的年轻人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但也有一些年轻人成天埋头于Instagram或Line，在只有五六个人的封闭小团体中进行交流。有人指出，这种同年龄层之中产生的割裂和分栖正在加剧。

这种割裂还会继续加剧吗？

“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有意识地提供一个空间，让具有不同价值观、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年轻人相互交流。例如，‘儿童食堂’作为消除贫困的一项举措正在各地推行，它已经成为一个向不同背景儿童开放的场所。一些食堂已经成为代际交流的场所，不仅有儿童，还有当地社区的老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举措有必要进一步推广。”

“如果青少年在青春期没有机会体验新的世界，没有机会通过各种接触获得刺激，他们就不会勾勒出自己的人生愿景。社会有责任创造出一种的环境，让他们感觉原来还有这样一种世界存在，我也想体验一下。”

不言而喻，作为对贫困家庭儿童的财政支持，扩大奖学金的范围是可取的做法。但是，有人指出，也有必要考虑提供在使用上不受限制的财政支持。

“一些孩子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来支撑交友。当有人建议一起去迪斯尼乐园时，有人会因为没有足够的零花钱而不能参加。也有人不能参加学校社团活动，或去外地参加比赛，因为这些活动需要花钱。这会导致有些人认为完全放弃交友会更轻松。因此，他们通过结交朋友获得新的刺激的机会减少，并失去生活的动力。”

不要只局限于“镜中”的自己

对于生活在“高原期”的年轻人来说，“变化”是一种风险，也是焦虑情绪的来源。

“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社会的变化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比现在更好。如果他们强烈地认为必须改变现状，他们就会去投票选举，但由于他们不想改变，就没有去投票的动力。所以年轻人的投票率很低，即使去投票，也倾向于支持保守派政党。”

国际比较表明，日本青少年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意愿特别低。日本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在2020-2021年对四个国家（日本、美国、中国和韩国）的高中生对社会参与的态度进行了调查，45.6%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与其试图改变现状，不如接受现状”，是四个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另外，日本财团对9个国家进行的18岁（青少年）意识调查（2019年）显示，只有不到10%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国家在未来会有所改善”，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国家和社会”也不到20%，这两项调查答案都是日本垫底。

针对害怕变革的日本青年们，土井教授这样呼吁道：

“我想说，最好不要选择‘优化’自己来维持现状。否则，当现状发生变化时，会跟不上趟。希望大家要认识到，你越想躲避变革的风险，或许反倒越可能遭遇风险。”

“你也许认为自己最了解自己，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你只是通过‘镜子’来确认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镜子’就是你周围人的反应。如果你只与相似的人形成封闭关系，那你只会从同类那里得到预期的反应，而同类只不过是一面‘镜子’而已。你不可能遇见你不了解的那个自己。”

“能否发现自己的潜力所在，这取决于你周围是否出现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作出反应的人。而排除异己将导致人生更加狭隘。”

标题图片：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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