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首相描绘的“新资本主义”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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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主义”是岸田文雄政权的主打政策之一。自2021年10月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召开了四次“新资本主义实现会议”,力图制定实行计划,但笔者认为其中遗漏了日本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并对此敲响了警钟。

两个基本思路

岸田文雄首相在2022年2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新资本主义”宏图》的署名文章。在此,笔者将依据这篇文章的内容,对岸田首相提出的新资本主义试做一些分析。按照文章所述,岸田首相所谓的新资本主义似乎包含两个基本思路。

一是摆脱新自由主义。首相称“新自由主义认为将一切交给市场和竞争就可以万事大吉。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主流思想,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但它也使种种弊端愈发凸显——差距和贫困群体扩大、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峻”。基于这种问题意识,他表示“将倡导推行新资本主义,以期从经济增长战略和收入分配战略两个方面,把纠正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es)(*1)问题的机制植入资本主义之中,使资本主义带来的效益最大化”。

二是重视分配问题。首相认为,尽管“没有增长就无法分配”的提法是事实,但“没有分配就无法增长”同样也是事实。为实现经济增长,供给方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必不可少,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拉动消费。

缺乏新意的政策

在这种基本思路之下,岸田提出了促进人力投资、实现涨薪、促进初创企业发展、加强旨在保障战略物资稳定供应的供应链体系、利用数字技术激发地方活力、实现“2030年减排40%、2050年碳中和”等政策。

这些政策每一项都是广受赞同的,没有太多新看点,美名其曰“新资本主义”,却很难说它具有划时代意义。值得关注的,并非其新意,而是与2012年末到2020年期间安倍内阁推行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差异。换言之,安倍经济学的特点是优先发展经济和官邸主导政策运作。在安倍经济学的思路下大力推进由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激发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所构成的“三支箭”政策,每一项都旨在刺激经济发展。并且,针对诸多课题,首相发挥出强大的领导力,采取了由官邸主导的政策运作。

虚拟的政权更迭

相较于此,岸田政权强调的是分配与增长的并重。在政策运作上,着重于所谓的“倾听之力”,展现了尽可能征集周围意见的姿态。这种与安倍经济学的明显差异,佐证了所谓岸田政权的诞生是一种“虚拟政权更迭”的看法。换言之,自由民主党涉及的政策领域十分广泛,从同一政党内的右翼安倍政权,到中间经历了短暂菅义伟政权之后的左翼岸田政权的转变,产生的效果就像是从保守派执政党到革新派在野党的政权更迭。在岸田政权上台后不久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由民主党大获全胜,可以认为,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种虚拟政权更迭赢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在野党的政策主张反而被执政党抢去。

岸田政权由此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随之开始着手具体推进新资本主义的各项政策。而笔者认为,这时应该进一步展开深入讨论的,是以下的一些问题。

对“新资本主义”的异议

第一,是关于摆脱新自由主义。由于这是说给普通民众听的口号,所以或许没有必要去深究细节。但身为经济学家,笔者想就本文开头介绍的岸田“新资本主义”,从理论角度谈一谈它的问题所在。

关于新自由主义,岸田介绍称那是“将一切都交给市场和竞争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思想”。但无论是多么重视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认为把一切交给市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任何人都不否认,出现市场失灵的领域很多,在这些领域需要有政府和制度的约束。总而言之,倡导首相所说的那种新自由主义的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同时,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首相的思路中,对市场失灵与分配问题的定位似乎有一点混乱。理论上,环境问题等价格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明显属于市场失灵范畴。但分配问题并非如此。本来,如果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但此时该如何分配,则属于市场功能之外的问题。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作用,实现生产和收入的最大化,再根据政治决策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再分配即可——这便是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

新冠疫情,导致新的差距和贫困

第二,是有关分配问题。首相提出,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带来了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所以必须推行新资本主义。当我们试图通过市场竞争提升经济效率的时候,即使经济增长,其成果也会偏向一部分群体,产生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从欧美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财富趋于两极分化。但针对日本是否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一点,则需要在验证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推进分配政策。

如果用数据来确认则会发现,衡量差距的基尼系数这个代表性指标并没有显示出日本的差距正在扩大;从国际比较来看也可以发现,日本并非是差距特别大的国家。不过,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日本以新的形式带来了差距和贫困问题,这是一个事实。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中,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它导致了女性非正式就业的减少,加上托儿所的关停等,给单亲家庭带来巨大的困难。如果打算重视分配政策,那么就应该尽可能锁定这类人群,并把他们作为再分配的对象。

重蹈安倍经济学之覆辙

第三个问题是,一面宣称新资本主义,同时又延续着此前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错误,未能予以纠正。比如,安倍政权和菅义伟政权时期,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决定采取规模庞大的经济措施,编制了补充预算。但这些对策考虑的只是需要多大规模才能做足政治宣传,政策内容本身似乎并未经过充分斟酌。岸田政权也在重复同样的事情。典型事例就是给民众发放现金。2020年春,当时的日本政府给全国民众每人发放了10万日元。但如果对收入数据进行验证则可发现,这笔钱并未促进消费,仅仅带来了家庭储蓄的大幅增加。岸田政权虽然缩小了补贴发放规模,但又一次给育儿家庭每户发放了10万日元。2021年已经确认全国家庭收支方面存在相当规模的过剩储蓄,所以可以认为,政府发放的大部分现金补贴有很大可能都转为了存款。

亟待解决代际差距

第四,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中,有许多并未被岸田首相的新资本主义所囊括。其中最大的问题或许要数财政问题。本来日本的财政赤字在各个发达国家中就是最突出的,加上为应对新冠疫情又实施了巨额的财政支出,为此财政赤字正在进一步扩大。同时,日本的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费用会自然而然地不断膨胀。另一方面,由于对财政收入来源问题几乎从未进行过讨论,所以今后财政赤字还将继续增加,并成为下一代人的负担。要说差距,日本经济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差距便是现在一代与将来一代人的差距;最大的分配问题,是如何纠正过多地压在劳动者肩上的负担。我们决不能让这些重要的问题,被“新资本主义”的面纱所掩盖。

标题图片:岸田文雄首相(右二)在新资本主义实现会议上致辞(2022年3月8日,首相官邸,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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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指当双方的经济行为影响到不相干的第三者而产生损及他人的不良效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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