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剧院能否生存下去？——开创日本电影文化的“个性派”影院的成就和未来

失去的不是场地而是“理念”

1968年，岩波馆作为一个多功能厅在神田神保町开馆，并于1974年发起了“Équipe du cinéma”（电影之友）”运动，将埋没在世界各地的电影杰作带到世人面前。期间，放映了种类繁多的电影，从萨蒂亚吉特•雷伊（印度）、安杰伊•瓦伊达（波兰）、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希腊）、日本的小栗康平和羽田澄子等导演的作品，到第三世界的经典名作，应有尽有。

岩波馆的入口。放映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德国导演维尔纳•赫尔佐格的纪录片《流浪者：追随布鲁斯•查特文的脚步（Nomad: In the Footsteps of Bruce Chatwin）》（图片：2022年7月29日，时事社）

岩波馆总经理岩波律子在放映最后一场电影前向观众致词时，回顾了该馆的历史，她表示：“已经放映了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274部电影。”

欧洲空间总经理北条先生说：“我再次被深深地感动，意识到岩波馆就像是在地球的横轴上捕捉电影。”“我自己则一直是采取以作者为中心的纵轴。通过甄选巨匠、中坚和新晋导演的影片，有意识地从外国和日本电影中挑选出一些影片阵容，以投射出电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果把纵轴和横轴结合起来，观众便可以获得一个更广泛的电影体验。我感觉，这就是东京的迷你剧院的实态。可是，现在这个横轴已经丢失了。我为银屏上失去了一种“思维方式”而深感悲哀。与其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场地，不如说我们失去了一个从反复试错中获得的理念。”

银发族难回影院

2020年4月，由于新冠疫情，政府第一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欧洲空间被迫停业了一个月。之后又不得不靠缩短营业时间等方式勉强维持。

停业期间的欧洲空间（图片：2020年4月23日，时事社）

“据说我们馆原来就比其他影院拥有更多的年轻观众。现在，年轻观众基本上已经回来了。但老年人并没有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观众数量减少了约25%。”

很多迷你剧院大多瞄准的是老年观众，特别是女性老年观众，放映的电影也有所偏重。长期以来得到女性常客支持的岩波馆决定闭馆，原因是观众的高龄化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经营状况恶化。处于同样状况，各地的迷你剧院的困境也时有报道。作为代表大阪的“梅田剧院”也于2022年9月底结束了其32年的历史。

“迷你剧院的时代”

在日本，不受大型电影公司的直接影响、拥有少量座位的独立电影院被称为“迷你剧院”。根据北条先生的说法，以岩波馆和欧洲空间为首的“电影俱乐部（独立放映）类型”就是迷你剧院的先驱。

“独立放映是由一群电影爱好者发起的，他们希望‘向尽可能多的人展示他们喜爱的影片’，并‘一起讨论这些电影’，结果就开设了电影院。那就是最初的迷你剧院。”

欧洲空间于1982年开馆，率先介绍了莱奥斯•卡拉克斯Leos Carax（法国）、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伊朗）和弗朗索瓦•欧容François Ozon（法国）等在日本还不为人知的电影作家。1987年原一男导演的《祭军魂》（Yukiyukite, Shingun）在票房上大获成功。这是一部有争议的纪录片，讲述了一位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故事。该馆的特点是，不仅放映电影，而且还参与了发行（购买电影）及制作。

大厅里张贴着放映过的电影海报。拥有两个放映厅（分别为92座和145座）

自20世纪80年代起，电影俱乐部类型的电影院在地方城市陆续兴起，如“名古屋剧场（Nagoya Cinematheque）”“CINEMA CLAIR（冈山）”等。此外，大企业东急娱乐公司（TOKYU RECREATION CO.,LTD）开设了东急影院广场（新宿），作为分销商的日本世存集团（Saison Group）开设了六本木CINE VIVANT。直到2000年代，该行业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被称为“迷你剧院的时代”。

拯救迷你剧院！

近年来，由于影院综合体的兴起、娱乐的多样化以及视频媒体服务的扩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迷你剧院的生存环境日趋严峻，出现相继消失的状况。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是雪上加霜，为了拯救迷你剧院，以电影专业人士为中心，其中包括导演是枝裕和以及演员井浦新等人，率先发起了“SAVE the CINEMA”的计划。北条先生也是为该计划的呼吁人之一。他们向政府和议员们发出了支援的请求，并收集了9万多个支持者的签名。

同时，导演深田晃司和滨口龙介发起了众筹“迷你剧院援助基金”。筹集到了超过3.3亿日元的援助资金，并将其分配给了118家影院103个团体。

北条先生说，对迷你剧院的巨大支持“首次被可视化了”。“筹集到这么多资金证明人们对此抱有期待。我们都不希望剧场从城市中消失”。　

热门电影《大家的假期》

在新冠疫情之前，北条先生就一直在寻找迷你剧院的理想运作方式，但他对放映计划排挡的基本思路并没有改变。他专注于从巨匠到新晋的作家，当涉及到新晋时，特别重视具有“强烈画面感”的作品。

“我们认为，正因为我们是迷你剧院，所以我们可以编排一些有风险的节目。即使有的电影不容易被理解，我们也会通过与导演对谈等活动，努力加深观众的理解。正因为是小剧场，我们才能构建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平台。”

他表示，存活的关键是扩大年轻观众，而不是以老年人为目标。“如果不是一个能够吸引年轻人来的场所，那么放映电影的一方也没有动力”。在新冠疫情下放映的一些电影是出乎意料的热门。比如吉约姆•布哈克Guillaume Brac导演的《大家的假期》。此部描述三个年轻人“旅途奇遇”的群像剧，以其微妙的幽默和轻松的气氛让人治愈。

“这是第四次放映布哈克导演的电影。入场观众的数量超过了我们基于以往经验的预期。观众中不但有铁杆影迷，还有一些平常不会光顾我们剧院的人，如大学生情侣和朋友结伴而来。本部作品自然地传达了人与人的温暖和善意，没有侵扰性。这让我意识到，即便是年轻一代现在也在寻找温暖人心的‘治愈系’电影。”

我们希望与每一位作家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北条先生说。

“假设一个发行商购买了在海外电影节上上映的新晋导演的处女作，并将其安排在我们的影院放映。此后，我们就会努力与发行商协商，争取持续放映该发行商购买的其他影片。《大家的假期》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一个成功案例。”

日本的新晋导演有时会在其处女作放映之后，要求我们对其下一部的剧情（脚本）进行反馈。在根据北条先生的建议进行修改后，完成的影片将在欧洲空间放映。春木雄二郎导演的《由宇子的天秤》（2021年上映）就是这样一部电影。该片大受欢迎，还在东宝电影院上映，目前导演正在准备第三部电影。

如何说服政府支援影院

自从“SAVE the CINEMA”以来，北条先生一直呼吁政治家及经产省、文化厅支援迷你剧院。最近，他从更长远的视野出发，呼吁有必要为电影院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如引入公共补贴等，但他诅丧地表示，这些呼吁没有得到认真对待。

“享誉世界的是枝和滨口这些名导演，都是当初在迷你剧院看电影学习的一代人，同时，迷你剧院也是他们的电影被放映的场所。如果没有迷你剧院，就不可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导演。我意识到用这种方式向政府呼吁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他们对我说，这就好比要求别人‘支持那个鱼贩子，只因为他卖的是好鱼’是一样的。”

“当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时，韩国人一定很高兴，并为他们的电影文化感到骄傲。同样，如果日本电影得到认可，也能成为日本国民欢乐和自豪的源泉。可是，当我们拼命宣传这是一个拥有巨大价值的行业时，我们的意见却并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

问题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对电影进行管辖。文化厅管辖电影保护和补助金相关事宜，经产省和总务省也根据“酷日本(Cool Japan)”政策提供各种补贴，总务省还负责电影放映。另一方面，法国有电影振兴组织国家电影中心（CNC），韩国有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这都是统括电影行业的窗口，他们除了有比日本更充裕的文化预算外，还制定有将部分票房收益返还给电影业的制度。

“一旦建立了公共支持系统，我们的意识就会改变。我相信，它将创造出使我们值得支持的行动和思维方式。”

北条先生正在寻找一个能打动政府及公众的“措辞”。他认为迷你剧院原本和艺术博物馆一样，作为当地的学习场所，具有公共作用。“例如，可以与当地学校合作，为儿童提供电影课程，以及为少数群体的人放映电影等，我们正在摸索如何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

2003年，文化厅汇编了12项建议，包括“支持向海外发展”和培养人才的举措等。他正考虑与文化厅接洽，为推广日本电影的振兴提出新的政策建议。

“20年前，日本电影处于低潮期，外国电影占据了大部分的银幕。既没有培养电影新生代，还面临着拍摄现场高龄化的问题。该提案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诞生了许多本土电影。另一方面，电影片场骚扰行为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等问题也浮出水面。现在是与文化厅一起制订新建议的时候了。我们希望将对电影院的支援也纳入其中。”

标题图片：1982年，欧洲空间在涩谷区的樱丘开馆，2006年迁至现在的丸山町（日本网）

版权声明：本网站的所有文字内容及图表图片，nippon.com日本网版权所有。未经事先授权，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或部分复制使用。